丹东下岗工人说朝鲜

kindwater

（该帖系《北朝鲜人冲北京西班牙大使馆》的跟帖，借以反击“没有主权何来人权？”）

    有一句话两国人都可以说，我家住在鸭绿江边。这条江在中国的千百条江中本处于无名鼠辈，有道是风水轮流转，1950年秋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在了这条江上，中国人会不会过江？麦克阿瑟不相信，杜鲁门将信将疑，联合国军就在统率部的错误判断与决策下追击过了三八线，以后的事态发展如果杜鲁门预见到了，他就不会让联军过三八线了。金日成如果事先预见后果，也不会首先打过三八线。当年几百万“志愿军”如果知道历史后来的演变是今天这样，大概没有几个人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千秋功罪一般人不敢评说，百年功过我这个下岗职工却要说一说。

　　我调查了，我有发言权，七十万丹东市区人，二百四十万全市人都有一些发言权。老百姓最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天从早到晚排成长龙的卡车队川流不息开过江去，一列列闷罐车开过去，运去各种各样的日用品，主要是食品。直接间接丹东有几万人是靠朝鲜吃饭的。如果你到丹东去打听，无论城里人或乡下人，“朝鲜那边儿咋样？”他们都会说，“那边儿太穷了，人都吃不饱，边防军站岗巡逻的穿得很破，比咱们差远了

丹东在辽宁属经济落后地区，长期排名第七位，但对朝鲜而言却相当于大陆的香港。每到夜晚新义州一片黑暗、寂静无声，而丹东江岸一片片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五彩的霓红灯照亮了天空。春夏秋三季沿江的歌舞厅、酒楼、茶馆飘传出一片靡靡之音，轻曼曼、软绵绵跨过寂静的鸭禄江侵袭着“社会主义”的新义州。润物细无声，二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经不住太长的等待，新义州人眼看着丹东从与自己一样的破烂不堪，一年年长高了、长明亮了，街上的汽车愈来愈多，人穿得好了，吃得胖了。江那边与自己的差距太大了，并且还在拉大。人心都有一杆秤，山川耐不住太多的悲哀，小楼昨夜又东风，不堪回首月明中，只是朱颜改。改了的“朱颜”就是人心。金日成创建的“社会主义”堤坝在人们心中早已倒塌了！

小平多次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饿死人又是什么主义呢？从九五年开春一直到九九年，饿死的人不是成百成千，而是以万计。西方媒体说饿死了三百万，实际上谁也说不清。跑出来的原中央书记黄长烨也没说清。能说清就不叫铁幕了。铁幕是双向的，即对外也对内，因为极权的本质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国人历来讲究“心照不宣”，其实是极权文话的一种遗产。不扯远了还谈饿死人的事，那个期间丹东火车过江的列车员都看见了，在冬季火车开近村庄时，饿死的尸体被码放成垛，不知是饿得没有力气掩埋尸体，还是因缺少烧尸的燃料，大概是前者，当火车进站后在月台上经常有老人为赶车摔倒后就断气了，没有人去管他，别人饿的也是有气无力的。

　　八十年代中期江两岸的差距就明显了（中国改革开放出了成效），这样不止是丹东和新义州，整条鸭禄江（700多公里）和图们江（400余公里）两岸的差距都拉开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这边的变化有一点儿那边很快知道，这边沿国境附近一带有100多万朝鲜族居住，与那边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往来。因是友好国家各种来往的事情与渠道也很多，边境上有许多口岸，双方管理都不很严。但随着两边的差距逐步拉大，边境管理也逐步严格起来。

　　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新义州就缺粮，两市一直是友好城市（许多东北城市与朝鲜城市结为友好城市），为解决粮食缺口，新义州用大米向丹东换玉米来填补是常事儿。朝鲜边防军和其他穿官衣儿的向过江的中国人要香烟或糖果，给个打火机也可以。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持续了大约十年。

　　1994年7月8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伟大的抗日英雄、朝鲜主体思想的创造者”金日成去世，是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时代结束了，千千万万的朝鲜人表现出巨大的悲痛，并用眼泪为这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人祸连着天灾，为了活命不饿死，朝方先是用废钢废铁换粮食，以后就整个机器设备搬过来，不要大米只要玉米，这样换得多一些。显然是有组织行为。再往后是原木、矿石、水产品……。入夜江上的走私活动开始了，交易铜，金沙和别的东西，后来发展到假钞，毒品。

　　中国提出抗议后收敛多了。同时人员外逃一年多过一年，朝鲜边防军开枪打、放狼狗、埋地雷，仍挡不住饥饿的人群。中国边防抓住送回去，那边用刺刀穿锁骨拿铁丝穿一串，后来为了节约只用半尺多长的铁丝穿掌心，双手合拢铁丝穿过后拧成死结。受难者每每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每每把中国边防的新兵小战士吓得够呛。他们问长官这是怎么回事？当官的无法回答这种纳粹集中营里都没见过的刑罚，而且是发生在边界交接的时候，押回去以后还不知下一步怎么收拾他们呢。

　　这些事在国际社会是广为人知的，只有关内的亿万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媒体从来不报道，也是不敢报道。怕人们产生联想，这些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就出在伟大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手里。

　　当然，私下里中国提出了严肃的抗议，一般的说朝方是给中国面子的。2002年外逃人数达到八千余人，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回去不枪毙了，但要判刑，每天给一个窝头二两重，但要干重活，许多人几个月就死去了。至于听到的集中营里惨不忍睹、耸人听闻的故事，因得不到相互印证不往下说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里的真实情况不会亚于当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可那是德国日尔曼人对犹太人异族之间的行为，而这里干的可是对待自己同胞呀。

　　有些情况可以佐证，举个例子，鉴于难民潮的主要通道是在图们江长白山一线（难民过来后可就地依托朝鲜族同胞得到一些救助），公安部下拨专款在图们市外高速公路口旁的山坡上修建了专用的朝鲜难民收容转运站（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但真正的领导在北京），粉红色的围墙有两层半楼高，从外部看扣除办公警卫用房最多容纳七、八百人，但实际上经常是一千多人，由吉林省各地抓来的朝鲜难民都押送到这里集中，体检、治病、甄别、学习，更重要的是了解情报，在号里不能抽烟，饭吃得饱，据说质量还可以，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收容所。

　　管教人员态度不错，没有打骂，把人提出来到审讯室点上烟聊吧，朝鲜男人普遍爱喝酒，不行再上白酒，什么都说了。很多人表示希望到韩国去或去西方国家，也有更多的人坚定的表示要求留在中国，无论去那里，干什么活都行，但没有一个人愿被遣返回去。他们许多人的哭诉和悲惨遭遇深深的感动了看守和审讯人员。

　　看守被麻疲了，终于爆发了一千多人的“炸狱”，他们把一个看守骗进号里捆起来当人质，与狱方谈判三个多小时反对遣返，他们提出的条件（留在中国安置或去第三国）狱方无法答应，最后只好无情镇压了……。随后自然是强制遣返。

　　这两年据说不穿铁丝了，但回去后的首要程序是要交代对中方说了什么，在交代中免不了大刑伺候。在长期的逃亡与遣返的持久战中，仍有上万的人实现了胜利大逃亡，其真实数字将永远是个迷。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由于延边地区和其它朝族自治县实行了严格的连坐政策加大了打击力度，这样就把逃亡的“蓄水池”变成了“转运站”。这个“转运站”是被社会科学研究遗忘的“角落”，本来是可以出几个博士生的，因为“转运站”的水太深了，有当地人的地下组织，有韩国人的地下组织，有欧洲的人权组织背景，也有中央情报局的搅合，比当年抗日战争中的“51号兵站”，比“胡志明小道”复杂多了。

　　对此◎◎◎◎又气又恼，一直拿不出系统而有效的良策（这个良策我

们下岗职工可以拿）。朝鲜边防军是能花钱买通的，韩国有“阳光政策”的人道主义援助，“转运站”地区实际上是远早于“六国会谈”的“六国会谈”，或叫对朝和平演变的第二战场。

　　韩国商人出资在那里建了许多天主教堂，传播“福音”……，韩商办厂只收鲜族人，一箭双雕……。

　　朝方也不是吃素的，出钱收买了延边安全局的大多半儿人，致使该局大换班。中方也收买了对方的一个安全局，致使变节分子全枪毙了。中朝关系太微妙了，忒复杂了。

　　曾经发生过多次朝鲜人越境抢劫，有一次竟把一个武警排长打翻后押回去，中方都忍了，国际社会不太了解中国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