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痴：马列子孙如此虐杀炎黄子孙

FRANKSTON

我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三月被判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修筑铁路，当年的劳教并没有年限规定，它更像无期徒刑般使受难者似乎永远看不见“成为薪人”的“驴年马月”。在所谓“自然灾害”的饥荒中劳教了三年多，我因不堪劳教队的肉刑和饥饿的双重折磨，于1961年国庆节那个“吉日良辰”，以越狱逃跑的方式欢度了这个节日。两月后在天津被捕，押回筑路队关押在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内，“独居反省”了三年半，至1964年才以投敌叛国罪判刑十八年，辗转押解到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

这座设在四川省大凉山里的劳改农场是个庞然大物，它跨越了雷波、马边、屏山三个县的崇山峻岭，农场四周是古木参天野兽出没、令向往自由者插翅难飞的原始森林，其自然条件和犯人们的生存条件都可以用暗无天日这个成语一言以蔽之。在这座囚禁着一万多名劳改犯的人间地狱内，犯人们用原始农具在这不毛之地里“战天斗地”，以疲于奔命的“赎罪式”加班加点忙碌着春种秋收。

农场主要的生产单位是三个分场和一个直属场部的桂花大队，我在这个大队下属的四个不同中队里服刑了十五年有余，直到1980年8月，在距离我服满全额刑期之前的四个月，才被全国右派貌似“一风吹”这场大戏的导演相中，让我充当一名配角登台演出以“改正”偷换“平反”的名词魔术，在蒙在鼓里的稀里糊涂中，突然发现我已经“回到了人民行列”，而且还变成了一个四十六岁的准老头！这些扑朔迷离的政治幻象暂且按下不表，话头还是回到我三句不离本行的劳改队。

我长期服刑的这个桂花大队还设有一个直属场部的集训队，也称严管中队，犯人们在私下则称之为监狱里的监狱。其功能那是专门“大力挽救”关押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反改造份子”。农场每年都要对某些“反改造份子”进行加刑甚至判处死刑，以体现党的“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英明政策决非无的放矢。那些敢于向暴政说不的挑战者，无一不在这“鬼门关”似的集训队里被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我也曾经在这里被“严管”过半年左右，亲身领教过“我们对敌人绝不施仁政”这句“最高指示”的“一句顶一万句”。

雷马屏农场与全国其他劳改单位一样，本着“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布署，每年都将开展两场以犯人间相互检举揭发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运动，分别称之为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前一年年终总评的总结大会，同时也是第二年半年大评的动员大会，周而复始地意味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犯人们都在这个评比运动中像野兽般相互撕咬，也就是狱方在犯人间大力提倡的“相互促进改造”。

按中共的惯用手法，在开展这类大型运动之前，必先召开营造所谓声势的动员大会，实为强化恐怖氛围令犯众惶恐，而最富刺激性的造势方式莫过于老祖宗早已行之有效的杀一儆百。农场每年的杀人大会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即头一年的年终总评总结大会也就是第二年半年大评的动员大会。会上必由农场一把手作谎言重复一千次的冗长报告。当高音喇叭传来一声“雷波县人民法庭现在开庭”的吼声时，才将坐在地上昏昏欲睡的犯人们惊醒。这时发现主席台顶上已有一幅写着“雷波县人民法庭”七个黑底白字的布条挂起，高音喇叭再次告诉听众，在台上正襟危坐的政委科长股长等等狱吏，象突然中了什么魔法似的，已摇身一变而成为检察院的公诉人，法院的审判长、书记员，他们象儿童游戏“过家家”般煞有介事各司其职宣布开庭。首先宣判了两三名所谓“劳改积极分子”的减刑甚至当场释放，而这只是“重头戏”开场前的一个吸引眼球的短暂序幕。

终于农场管教科长走到主席台前沿，手执话筒威风凛凛地大声吼道： “把犯人押上来！”刹时刻只见从主席台一侧的下方跌跌撞撞地拥出一串人丁。其中每两个身背步枪的武警士兵扭揪着一个绳捆索绑的劳改犯，这一串蓬头垢面的不幸者在主席台下、面对观众一字排开。接着“假冒伪劣”审判长即依次宣读判决书，宣判到某犯的名字时，身后的两名士兵各抓着他的一支胳膊向前跨出一步，同时用另一只手托起这位犯人的下巴颏，以面对台下众犯展示其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狰狞面目”（当年对阶级敌人的规范修饰语）。这批被加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反改造份子”， 被巧立名目的各种欲加之罪延长了他们的刑期。

紧接着是令全体犯人把紧绷的心提向喉头的时刻，即将宣判的一至三名、多至五名背上插着一根白纸“标帜”的死刑犯，其中总有的是大伙的熟人、仰慕者甚至哥们知心朋友，今天他们将用自己的牺牲来证明共产极权的残暴……只见那“假冒伪劣”审判长手执判决书，念出那一行行血口喷人的所谓反革命罪行，读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关键词后，迫不及待的刽子手士兵涨红着脸将这个牺牲者推出了会场。

似乎是魔术师又点了一下魔杖，“假冒伪劣”审判长又还原成农场政委，开始重复他一千零一次的谎言报告。这时，会场外突然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响，坐在地上的劳改犯心中一震，面面相觑地用眼神相互告知：“又一个炎黄子孙倒在了血泊之中”。

离开会场之前，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每一个与会的劳改犯都必须依次围着被杀者的遗体转上一圈。统治者这样安排的本意，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杀一儆百的恫吓效果。但在我的追忆中，那场面总与今天在电视新闻上所见的、某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体告别仪式异曲同工。记得在播放这类新闻的同时，党报上又常常会连篇累牍地刊出“深切怀念”这些党旗覆盖者生前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更经常引用死者生前爱说的一句豪言壮语：“我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或者说：“反正最后得去向马克思报到……”，喋喋不休之中，反而令我醍醐灌顶般茅塞顿开，原来这些自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斗士，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大不相同，他们死后认组归宗时应该定位为马列子孙，而我们则是品种纯正的炎黄子孙，眼下倒在血泊中的肝脑涂地者正是我们中之一员。

象我这种在劳教劳改中几乎度过了全部青壮年时代的“资深劳改犯”，脑海中必会记下无数次上述处死犯人的血腥场面。而真正令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一次记忆，还是判处右派份子赵前生死刑的那些细节，虽然此前我对这位远在三分场服刑的难友素昧平生。

那是1970年春季在桂花溪中队召开的一次公判大会，正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毛主席最新指示语）的岁月。那天的公判大会像每年必开的大会一样，高音喇叭喊出“把犯人押上来！”的吼声以后，我等分明看见押在犯群最后的一名死刑犯，好像与以往所见的死刑犯迥然不同。他似乎软弱无力又似昏昏欲睡，全靠身边四个强壮士兵伸长胳膊奋力支撑着才未曾瘫下，这异乎寻常的画面自然引起我等犯众的惊异和猜疑。

但是犯众的胡思乱想不可能左右公判大会的按序进行，眼看前面十多个加刑者的判决书一一念过，终于那“假冒伪劣”审判长环顾了一下四周作精神一振状，随即翻开了最后一张判决书，在念完法院名称、文书字号之类的官样文章后，便以分外兴奋的调门念道：“赵犯前生……”时，那赵前生仿佛从梦中惊醒般猛一抬头张嘴，吼出了一声口号的某一个音节。这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使主席台脚下簇拥着赵前生那堆人显出了一片混乱，有的用巴掌去捂赵前生的嘴，有的伸手勒紧捆套在他喉头的绳索，七手八脚一片乱象。

突然，一个身穿白色大褂背着医用皮包的角色挤进了慌乱的人堆，事后听说，他便是农场医院的董秉良院长。只见他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件亮晃晃的家什，在赵前生的嘴里一阵鼓捣，不到三两分钟，慌乱的人堆恢复了平静。坐在地上的犯众重新看到了赵前生那似睡非睡的脸，还有他那被周围胳膊支撑着的瘫软身躯。此刻，“假冒伪劣”审判长那紧张不安的目光重新显现出凶神恶煞的原状，目光又回到手里的那张判决书上，念出了赵前生“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疯狂诋毁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类与时俱进的“欲加之罪”。判决书按惯例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作为结束语，前呼后拥的一群士兵拕曳着这具似睡非睡的躯体，去到了杀人现场。

最后那“遗体告别仪式”与往常所见的牺牲者却有炯然不同之处，那便是死者那微微张开的嘴边，竟置有一团被鲜血染红了一半的药棉。事后据在农场医院服刑的右派医生黄伦告诉我，当赵前生企图高呼口号时，董院长冲上去用止血钳强行撬开了他的口腔，将一团药棉塞进了赵前生的嘴中，这个饱含阶级仇恨的粗野动作，若不伤及牙齿舌头造成创口流血可说是意想天开。

这位在临刑前拼死呼喊口号的勇士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从犯人间口口相传的陈述中了解到，死时四十四岁的赵前生，早在学生时代便在川东家乡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后，其内斗本性随即发作，地下党成员大多在内部肃反、整干等运动中累遭迫害。毛泽东对心腹曾有过“逐步淘汰”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御批。所幸赵前生暂未被波及，仍然担任着涪陵行署办公室主任的领导职务。及至反右运动的到来，“逐步淘汰”便逐步到了他的头上，划为右派开除公职监督改造，新婚妻子为划清界限弃他而去。此时他回想到1949年以前，共产党号召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追求民族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反蒋斗争。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为之奋斗来的所谓新中国，竟然比他参与推翻的国民党更独裁更反动。“文革”开始后，对敌斗争的弦绷得更紧，赵前生为其右派冤屈翻案，被判刑十五年。
1969年调来这座农场三分场服刑，他私下对狱中的朋友说：“我简直有一种在精神上被强奸的感觉”。其间他又书写了类似万言书之类的文稿，历数中共“背信弃义”、“过河折桥”、“兔死狗烹”，笔锋所指皆为他所称的独夫民贼毛泽东。这些亲笔文稿在犯人间流传中被一个陈姓木工犯人检举揭发（在判处赵前生当天，陈犯因检举有功被减刑两年，三个月后，该陈犯在一次伐木劳作中，被倒下的巨树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其脑浆四溢头破血流之惨状更甚于被子弹射杀的赵前生，这本属意外工伤事故，但该队犯人在私下皆坚称为“天公作美”）。

按说我对这位陌生难友赵前生的讲述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四年以后的1975年冬，我因腿部受伤骨折而住进了农场医院，在这个人员流动性很强的特殊单位，我结识了一位患着一种特殊病症的刑事犯。只可惜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搜尽枯肠却再也想不起他的真名实姓，但却能记起他那非同一般的绰号，那也是因为这个绰号分外特殊的原故，竟和他所患的怪病一字不差：“脉管炎”。由于我对医学的知之甚少，只晓得那个怪病在我住院的年代，和我所住的这家简陋的劳改医院，早已被判定为必死无疑的不治之症。我对这个年龄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又在这举目无亲的人间魔窟里等待死亡的命运颇为同情，加上我和他同在一间病室床位也相近，便不时聊天消遣排除苦闷，按我在劳改队确立的“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处世原则，判定他也并非秉性恶劣的势利之徒，久而久之我们也能相互吐出一些心声，何况他也知道，这个世界留给他说出心声的机会已经屈指可数了。

他因盗窃耕牛罪判形十二年，来农场后不久，便患上这个发病时为这关节部位疼痛难熬的怪病，他长期抗拒出工挖地挑粪。中队里那些一知半解的卫生员，他们通常是按惯例以“耍死狗”三字的简单判定，这样更能迎合狱吏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需要。几个月后，中队便将这个抗拒劳动的反改造份子捆进了集训队，审查中集训队将他送到医院查出此病，便让他回到集训队干些轻活，直到前不久病情加重，才送来医院等死。作为一个案情性质单纯的一般刑事犯，他在集训队狱吏们的眼里，其恐怖系数并不很高，因此便让他去作一些烧茶送水的勤杂工作。

1971年初，赵前生刚刚被“收监”关进集训队的小监时，负责给小监犯人送饭的就是我们这位认识不久的“脉管炎”，他也就认识了这位“全刑犯人”（这是监狱里的专业术语之一，手上戴铐脚上戴镣即称 “全刑”，行话中也常含有“重刑犯”之意）。某夜，集训队长令“脉管炎”往会议室送开水，当他提着两个热水瓶到会议室去时，看见场部管教科长端坐在一张长条桌前，正对戴着全刑犯赵前生说着什么，“脉管炎”走出会议室站在窗外，只是想一探究竟满足一下好奇心，原来是对赵前生宣读死刑判决书。他悄声告诉我：“管教科长向赵前生宣读完判决书叫他签字时，赵前生将一口脓痰吐到了科长的脸上，顿时左右几个武警士兵一拥而上，只听夹在人堆中的赵前生发出了一声惨叫，他的双臂已被扭脱臼……”被这个残忍场面吓坏了的“脉管炎”匆忙逃离了窗边，说到这里他惊恐的眼神环顾了我俩的周边，深害怕有人也听见这恐怖的一幕。

随后的几天，负责给小监送饭的“脉管炎”每天都能看见赵前生，这个双臂均已脱臼、双手却仍然戴着手铐的待执行的死囚，竟然被一圈又一圈铁丝捆绑在一块旧门板上，门板的中间挖有一个大洞，用以将裸着下身的赵前生排出的粪水流往洞外。他身边还特意安排了两个“劳改积极份子”，专司看守绝食中的赵前生。不知是为了看着他怎样在生不如死的十天上诉期怎样煎熬，还是守着他在酷刑折磨中如何丧失最后一线生机。

大队部有一位丁姓狱吏医生，他每天三四次来到关押赵前生的小监，给他注射葡萄糖，用手指摸摸他脉搏，以听诊器听听他的胸音。据消息灵通的犯人透露，四天以后，丁医生向他的顶头上司请示，此人再不处决就很难保住活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前述的公判大会上看见赵前生那具昏昏欲睡躯体瘫软的斯情斯景。

“十天上诉期不是还没满吗”？我奉劝全世界的书呆子丢掉这个天真的问题吧，应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一把对着你胸口的冲锋枪，它的言词就是每秒钟连发数十响的子弹。它代表着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流氓政权，其领导核心都是些掌控着草民百姓生死大权的“马列子孙”，他们头脑中至高无上的信条只有一句话：“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公、检、法都是为了捍卫这个党的利益而存在的工具罢了。其他的什么法制，什么人权，什么普世价值，这类“五不搞”都是些“解放全人类”这个神圣使命的拦路虎，全都根据“维稳”的需要而“去他妈的”。

现居成都的前雷马屏农场的昔日劳改犯、今改正右派的离退休老头，除我以外，互通信息的尚有黄豹松、涂明远、邓启智、肖盛基、吴瑞泉、蒋治平、彭晓琦、谢通灵等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残余”存活者，那年代我们都曾围着赵前生的遗体绕过一圈，他身上不曾覆盖任何颜色的旗帜，却留下了这群炎黄子孙永远景仰的目光！

2011-11-6于成都寓中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