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长与美国市长的一天

FRANKSTON

早晨，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而没经过纳税人同意配给的豪宅里，中国市长伸了个懒腰起床了。而这个时候，美国市长往往正睡在产权属于自己的家里，因为当市长的时候住进市长官邸，而卸任时又要搬出市长官邸，挺麻烦的。不象中国的市长，一旦住进政府配给的豪宅，就是终身的（如果说给钱，也是象征性的）。并且随着官位的升迁，房子的档次只能会越来越高。

七点多的时候，接中国市长上班的公务车早已在市长家门口等候（在中国，哪怕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而美国市长则要开自己的车上班，他们只有在办理公务时才能换用公务车，下班时还得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回家。对此，美国海沃市市长是这样解释的：“公私分明，是对政府官员的起码要求，否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而对于纽约市长彭博来说，他每周至少要坚持一半以上的时间乘地铁上下班，在拥挤的车厢里，他经常找不到座位，只好站着回家。并且即使有座位，他也不能忘记给“老弱病残”者让座。前不久意大利的一个官员就因为在公交车上只顾看报而没能及时给老人让坐，被公众“炒”下了课。彭博认为，乘地铁省钱，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也是接触公众的一个机会，还能了解到交通工作的情况，并化解“ 9.11”后市民对地铁安全的忧虑，真是一举多得！

说到这儿，你也许以为彭博是一个没钱的主儿，其实他拥有“传媒大亨、金融家”等多重能力和职位，他创办的“彭博公司”仅次于路透社，为全球第二大信息公司，拥有八千名雇员，四十亿美元的资产。与中国官员不同的是，中国官员的财产大都来自当官之后；美国官员的财产往往来自做官之前。

上班之后，中国市长考虑的是如何接待好前来视察工作的上级领导，并给这位领导留下一个美好印象，争取明年在官阶上再上一个新台阶，因为他们的升迁都是上级决定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上访者”破坏这个城市“歌舞升平”的“和谐”形象。由于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全力工作，上访者突然闯出来拦截自己或上级领导座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上访者进京上访则是市长最头痛的事。好在市驻京办这两年与几家“截访公司”配合得很融洽，所有的上访者都被他们用威胁、殴打等手段截了回来，还有几个被他们送进了精神病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访者突破他们的防线。只是驻京办这几年的开支日益高涨，每年通过驻京办给京官们送去的钱财已不计其数。说不计其数是因为这些开支是无法入帐的，这就得让市里的有关部门想办法“消帐”了。而美国市长是不敢慢待“上访者”的，市长的办公室往往就在市政厅的最低层或最容易让“纳税人”找到的地方，每天接待“纳税人”来访则是美国市长最重要的工作。对市民反映的问题他们必须马上处理，否则，如果让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捅出来，就可能会酿成让市长或市长所在的党派在大选中失利的重大事件。所以，在美国，市长可以不理睬前来视察的总统，但绝对不敢对市民“打马虎”的。这个情况，只要上网查看一下《总统来了怎么办》那篇文章就知道了。美国市长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他只怕选民而不怕总统。所以美国市长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而中国的市长只需要在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就行了，这两年，他们连口头上也懒得讲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光这样喊些华而不实的口号有些不好意思了。

中午，中国市长要陪上级领导吃饭的。对此，有一个民谣《领导来了怎么办》讲得很真实，那民谣内容很长，不便一一详述，仅列出几个关键词就足以填满你的想象空间了：宾馆、舞厅、桑拿、小姐、麻将、红包、土特产……。前不久，A省的司法厅长到下面去视察，酒足饭饱之后，只说句这酒不错，给我弄几箱。下级立马用纳税人的钱让这位厅长车子满载而归。这是美国总统也享受不到的接待“规格”。

这天上午，美国市长没去接待前来视察的总统，倒是参加了市里一家癌症防治组织的公益宣传活动，午餐就是癌症防治组织提供的盒饭，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总统还要另付盒饭钱。

下午，中国市长与他安插在纪委的一个亲信有个约会，因为他听说有人写了他的举报信，纪委的这位亲信会告诉他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以使他有时间与有关方面订立一个攻守同盟，来对应这个“突发”事件。过两天他还要去省纪委一趟，把这事给摆平。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有哪一个拥有实权官员不贪？哪一个官员不请不送能当上官？纪委也只是睁个眼闭个眼，就看你会不会打点。好在中国的报纸都是官办的，没有哪个记者或主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所能指责的仅仅是地市级以下官员的“违法乱纪”情况。再往上的官，除非他已真的倒台了，否则媒体仍只有为之歌功颂德的份儿。中国市长不仅有行政权，还有司法权，公、检、法、司哪一家敢不听市长的话？一个案件应当如何判、该不该跨省追捕那些在网上替上访者发贴呼吁的网民，完全是市长一句话的事。就是北京央媒的记者，市长只要不高兴也是可以放了衙役去抓过来的。当然，抓人的理由不可以太直白，罪名可以随便捏造一个，说他“干扰侦察”、“贪污受贿”什么的，因为被抓者不能请其他律师，只能请市长“钦定”的律师，这样他就可以掐断“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什么冤屈、什么刑讯逼供，谁也不敢往外说，说出去也查无实据。就叫你“犯罪嫌疑人”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境中自己认罪。这一招很“灵”的，在中国，无论是大腕律师或名媒记者，没有一个能闯过这一关。有罪没罪的，最后都得老老实实地“认罪服法”。因为他或她最后终于给弄明白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法制，你不服也得服。

美国市长这会儿正接待一个中国市长代表团。市长知道中国客人有大吃大喝的习惯，无奈人家不敢乱花纳税人的钱。这都怪美国的媒体太厉害，当年就连还在台上的克林顿总统的“风流韵事”都敢报道，遇到有争议的案件，那些具有独立司法权的法院或法官们就更是不依不挠，就是你总统打了招呼，他们该怎么判还怎么判。在这样的法制背景和媒体监督下，美国市长还能敢干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吗？但碍于情面，市长又不好不说几句客气话：“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应该请你们吃顿饭，可按我们规定的制度，在外用公款请客超过九美元视为行贿，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到我家里吃吧。”中国的市长们当然不会到美国市长家吃饭，咱大中国纳税人每年上缴那么多钱，中国市长们还愁着花不完呢。

晚上回到家，中国市长把白天收到的红包、礼品之类的东西交到贤内助的手上，还要接待有预约或无约而至的送礼者。市长和夫人睡到床上后（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是睡到情人的床上），则盘算着这市长之职一年给他们带来的收益，下一步是如何用这些收益中的一小部分，为自己换来一个有更大收益的职位。突然，市长又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差点忘了，他还要熟悉一下秘书送来的明天要在市里召开的落实“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大会上的发言稿。以前，他总是把不认识的字，让秘书用同音汉字在一旁作出标注，以免在讲话中闹出笑话，影响市长的光辉形象。现在已没这个必要了，当了几年的市长，官场上的那几句话早已十分熟悉了，面对不同的听众，只需要掐头去尾的换个“开场白”就行了。其实你就是讲错了也未必就有人能听出来，并没有几个人会把领导在大会上的讲话往心里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些官话，官话也就是不准备兑现的屁话。这已是官场上的常识。

而美国市长下班后是不可能有人送礼的。他们有的在做自己的第二职业，比如给哪个夜总会当门卫或是穿上工作服去给人家掏烟筒，挣些“外快”，作为家中开支的补充资金。也许有个别有“实力”的市长会去会见一下自己的情人，但用的绝对是自己的钱。因为许多美国市长是不拿或只拿象征性工资的。比如纽约市长彭博每年只拿一美元的年薪，而哥伦比亚市市长则一分钱的工资也不拿。美国人当官不提“为人民服务”，他们“首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念，他能够引导一个国家或某个城市朝他希望的特定方向发展，这就是成就感。”而要实现这种成就，他们就得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市长天天讲“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只需要向上级负责，完全可以不考虑“屁民”的疾苦，“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只是他们欺上瞒下的幌子。

在美国人的理念中，市长和所有的政府领导人，都是选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这个城市由选民“当家做主”，而不是市长“当家做主”。

根据某政治组织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人天生都是被管教的奴才，不会当家做主，必须由“父母官”们管教着。所以，中国不能实行美国的那种民主，这便是中国的“国情”。并且，我们永远也不打算改变这种国情。当然，担心国人记性太差，每年两会结束时，都要喊一嗓子“绝不搞”，一万年都不改变！

（凤凰博客 胡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