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江西农民谈统购统销：贱买贵卖 恶过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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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王海光
   
    核心提示：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 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 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本文节选自《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作者：王海光（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 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 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 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 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 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 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 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 (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 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 (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 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 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 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 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 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 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 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 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 我们的教训。”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