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官员的小事与民众的大事

FRANKSTON

在我短暂逗留三周的时间里，令我印象深刻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台北普通民众的文明与教养，而是这里法治的严明程度。我曾看到一则社会新闻，小吃店里一位顾客买了一杯大约30台币的饮料置于桌上，从卫生间回来后发现饮料不翼而飞，于是报警。警察居然出动到现场，调看录像带后当场进行处理。30台币仅相当于不到2美元，而台湾人均收入已经接近20000美元。仅这一件小事就可知，这里的警察、法律与政府机器不再只是为保护少数人的特权而存在，而是为保护最普通的民众，哪怕最微小的自由和权利而存在。“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一句空话，那个曾经是“坏人比蟑螂更容易生存”的台北，已经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不仅是法治的严明程度，新闻媒体的自由程度也令我刮目相看。政治与社会时事评论节目之发达，比起美国和欧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在一个晚上同一个时段里，最多时看到五六个频道、20多个“名嘴”们同时在电视里对大大小小的政治与社会新闻七嘴八舌地臧贬。政府的任何一个政策宣示，只要占据媒体新闻与评论头版一周以上，就有官员出面解释、说明或调整。

　　曾看到有官员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由于预算花光，政府或将不再补贴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牛奶。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片抨击，迫使“行政院长”赶紧“灭火”，宣布补贴仍将继续。教育部官员在立法院答询时宣称，为了保护学生的利益，将出台规定“禁止教师与学生恋爱”。本是出于保护学生的良好愿望而出台的政策，却因没有考虑到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年轻博士后及教师们的自由恋爱权利，这条政策不仅招来大学校园的“违法”质疑，而且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多管闲事”，弄得官员们只好赶紧宣布，“规定只是针对中小学校，不会在大学中执行”。

　　治理一个现代社会是复杂而困难的，因为利益群体的高度分化，但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尊重并保障民众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权利，永远应该是政府最基本的准则。

　　不仅政策被置于放大镜底下仔细审视，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是被置于显微镜下仔细审查。在我的访问期间，正遇上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搭档苏嘉全的占地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苏在台湾经历过多次竞选从未发现有假公济私的事件，更不用说贪腐等不法行为，在台湾政坛上被公认是有才能、有操守的职业政治人物。但在蔡英文公布他为竞选搭档之后，国民党的“报料大王”邱毅立即跳出来揭发其居住多年的别墅，盖在本应为农田的规划地上。苏自然全力否认，激情地宣称，是国民党利用鸡毛蒜皮的小事进行“政治迫害”、“打压”。这套说辞放在十年前的台湾，一定会激起政治立场不同的蓝、绿阵营的选民、媒体与政治人物间的对立，但今天台湾人的“觉悟”早已是今非昔比，这是一个可以把贪腐的“总统”关进大牢的社会，更何况区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苏的占地事件激起了全社会一致反响，不仅泛蓝阵营的媒体与媒体评论人一致谴责，即便是绿营的政治人物与“名嘴们”也要求苏嘉全赶紧“说清楚、讲明白”，民进党内对苏的质疑甚至提升到了“固可全党为一人，岂可一人误全党”的层次。面对新闻界与社会强大的质疑压力，当地“乡公所”赶紧会同相关行政部门介入调查，整个查验过程都有新闻媒体全程“看护”，最后认定“确属违建”。在顽强抵抗党内与社会强大压力一个月后，苏不得不最后宣布“捐出别墅”以求自保。

　　在这里，官员的事究竟是大是小，要由民众说了才算。从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里，你应该可以明白：要想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要想真正预防和制止官员的腐败，你无需大动干戈、大费周章、大力宣传、大力呼吁，更不用建立叠床架屋的（监察）部、（反贪与预防贪污）局、（纪律检察委员）会、（人民信访）处等等，只要让“官员的小事成为人民的大事”，那么，官员的操守、人民的小事自然也就会成为了政府的大事。

　　当然，并非所有媒体、所有的名嘴都能秉持“公益”的立场针砭时事和政策。当“人民”被赋予了权利和自由的时候，自利、自私的本能不可能不驱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无视“自由的同时也要求自律”的事实，开始滥用他们得之不易的自由和权利，而所有“滥用”之中最大、最可怕的滥用，莫过于以“爱我国家、爱我民族”的煌煌之名，满足个人追求功名与权力的欲望。二三十年前的台湾，当我们看到有人把自己打扮成“最爱家乡的本土领袖”，公然叫嚣“中国猪滚回去”而政府与社会对之视若无睹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台湾正滑向族群对抗、社会分裂的深渊。类似的“爱国主义”鼓噪曾经激活了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它已经成为阻碍人们推动民主化的最大恐惧。当你看到我们自己的社会里甚至是堂堂最高学府的大学教授也热衷于送人“汉奸”、“带路党”的帽子时，把自己打扮成“最爱国”的人并公然鼓噪“杀汉奸”的暴力文化时，你不能不承认这些满脑子浆糊、一肚子野心的人其实是分不清“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与“自由、民主、法治”之间的区别的，你不能不承认，“自由、民主”搞得不好确实是有可能会堕入社会分裂、族群对抗的深渊的。

　　让我惊讶的是，台湾居然逃过了这个“现代化的诅咒”。在我逗留访问的短短三周期间，虽然时不时依然还会听到类似“谁比谁更爱台湾”、“谁是台奸谁是汉奸”的激情鼓噪，但这种类似希特勒似的“爱国主义”的喧嚣，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难以招来热血的回应了。

　　是什么原因让台湾逃过了迈向文明途中的这个最大的陷阱？看看台湾走过的历程，你可以清楚地明白：族群的动员与喧嚣不是什么人民的素质问题，而是政客和文人的素质问题。当人民的基本利益、权利、好处甚至政治的权力本身都被政客们依照族群身份、党派利益进行分配的时候，“人民”是不可能不响应政客们族群动员号召以维护自己的集体利益的。解决这个族群动员、社会分裂大患的根本途径，最终必须依靠政府的法治建设。而法治建设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彻底地落实全体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意味着民进党出身的法官必须勇于放弃他的“党性原则”、敢于质问民进党“总统认不认罪”，意味着自称“最爱台湾”的本省人“总统”贪污了也一样要被关进大牢，意味着所有民众的基本权利与利益不分族群背景受到一视同仁的保障，归根结底，意味着政府必须把所有的人民——无论他是“官”是“民”、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一律当着平等的公民认真对待。当所有这一切成为日常生活中见怪不怪的常态的时候，就是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形成之时，也只有在民主与法治的公民社会里，社会全体的、而非族群个体的利益才能成为是非的唯一标准。

　　当你看到这个外省人口只占13%的社会里，外省人出身的人可以当“总统”、外省人的“县市长”比比皆是的时候，你知道“选贤与能”的选举文化正在逐步超越“谁比谁更爱台湾”、“谁是汉奸谁是台奸”的族群与意识形态的考量，这正是人民的利益超越政党的集团利益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的文明和教养才会出现，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炼成。当社会的发展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也就是政客们的族群动员走向末日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历史之潮流、大势之所趋。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太多的人坚信：“选举会搞乱社会”、“选举会让权欲横流、政治混乱、民族分裂”、“言论自由会导致妖言惑众、民众被蒙蔽、被蛊惑”、“司法独立不过就是权力从这只手转到那只手里、必然会导致法官腐败、社会失控”。早期的台湾这些事确实都曾发生过，但今天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巩固的社会里，上述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在一个领导人的饭碗要由选票来决定的社会里，当领导人敢于用“权力的铁拳”打击任何试图以金钱与暴力挟持人民手里的选票、法官手里的小棰、记者笔下的真相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迈向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时候。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众完全有能力判断谁是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在这样的土地上，你不必担心赋予并保障人民选举自由、新闻与言论自由会带来如南斯拉夫、卢旺达那样的种族屠杀与清洗。蒋经国就是这样，不仅逃脱了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一样的命运，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人民心中“对台湾贡献最大的领导人”。

　　今天的台湾如果有什么最令我感慨的，就是让我想起200年前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说过的话：“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与之相反的社会，托克维尔也描述过：“集极富与极贫于一身，其穷人的悲惨处境与其国力和荣誉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是的，台北没有上海繁华，它的许多建筑已经陈旧，黄浦江畔那鳞次栉比直插天际的高楼群，不要说台北无法比肩，即便是纽约、巴黎、东京也难以忘其项背，但在这金碧辉煌的华丽底下，你能看到富足之后的安祥、宁静、平和与温暖吗？

　　看看台湾人走过的历程就会知道，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在建设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所缺乏的，是30年前冲破计划经济符咒那样的勇气，是承认政治权力与一切经济资源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竞争与法治的基础之上的胸怀。政治文明是一切其他文明的基础，“天下为公”则是一切政治文明的基础，是一切社会、一切政治共同体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前提。要实现“天下为公”，靠的必须是、也只能是开放、平等、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民主和法治。

　　（作者任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此文系教育部资助课题09YJA81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