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 ：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忏悔？

FRANKSTON

老红卫兵为什么要忏悔？因为他们跟着父辈推行极权主义，残害人的自由和基本生存的权利，因为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蔑视人的基本存在、基本尊严，搞族群迫害和灭绝。

但是难道跟着极权主义统治者的只有他们？难道共产党的统治是建立在一小撮干部子弟的基础上的？难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只是这一小撮干部子弟就能够使其声势浩大、排山倒海地发生？这未免太高估他们了吧！

到六六年，毛泽东能够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居然可以以青年人为主体，把整个社会掀翻，是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变化，尤其是五六年的反右，中共已经培养好了整整一代半人。一代人指的是六六年以前的大学生和六六年时的中学生，而前边的李泽厚和刘再复们则是半代人如此。这一代半人血液中流着共产党的血，头脑中装置的是共产党设置好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环境早在反右以后就已经彻底变了，土壤变了，空气变了，全部传统破坏殆尽，整个社会文化荆棘丛生。文化大革命能够那么疯狂地大规模地发生就因为有这一代半人构成的社会基础。

我曾经认为，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不同，六六年时的中学生与此前的大学生不同，可几十年探索下来，我终于发现他们谁也不比谁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是有人有条件获利、放肆，有人却不得不接受先天的歧视，且不敢放肆。就是那一代人中的最杰出者遇罗克，不也是信誓旦旦地说，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书写历史，要以真正的“革命者”的身份对抗“出身论”，不也是使用那套语言思维方式吗？更何况我们这些当时根本无法和遇罗克比肩的人。

本来毋须论证，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读的那几本书，嚼的那些语言，头脑中的那些概念、思想，只要稍微反思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不仅极为可怜和贫瘠，而且全都是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这个意识形态化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常说的“假大空”。这个“假大空”不只是一个创作特点、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也就是人的思维，行文，说话方式，都是只知道政治第一，观念第一，都已经不再会具体地面对问题及表述问题了。这样的方法就是李希凡评红楼梦的方法，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方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的方法，戚本禹的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方法，到七六年后，同样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方法，也同样是金观涛们控制论研究历史的方法，甘阳评述启蒙和文化问题的方法……以及今天那些吹捧俄罗斯文学、捕风捉影地歌唱西方的方法。过去是“革命”、“历史”、“人类”，现在是依然是微言大义、捕风捉影，见了洋人就吹喇叭。其实过去也是见了洋人吹喇叭，那些词语、行文方式，那些路线，不过都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的牙慧。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 “吹喇叭”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党文化，党给我们血管注入的血液。

我在这里之所以称“七六年后”而不称“文化大革命”后，是因为那个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政治意义上在七六年告了一个段落，而文化上的革命一直没有终止。看看那些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几近丧心病狂地谩骂传统，谩骂祖宗的做法，你就明白了。共产党注入的意识形态化、假大空，抽空一切历史和传统价值及内容的血液，在六九、七零后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和清除，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松动后，甚至就是在我们一些人已经对此大声疾呼中，都居然仍旧毫无感觉。

这是完全被异化了的一代半人！这一代半人绝对不止是干部子弟、老红卫兵！

这方面最典型地反映的一个例子是北岛编辑的那本《七十年代》的回忆文集。它简直就是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本佐证的教科书，一本让人去看看这代人到现代依然如故地混淆黑白，不知香臭，缺乏思维能力，毫无反省的材料文集。

七十年代，对于这代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青年人来说，除了黑暗还是黑暗，除了痛苦、艰难还是痛苦、艰难，因为谁都知道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不仅因为你身处一个贫瘠的文化沙漠的知识环境中，更因为险恶的社会空气，以及孤独的个人的单薄、彷徨。因为你不只没有师友，而且也还没有足够的、健康的、能够支持自己找寻正确方向的自我。所以，对于有感觉、有智力的人来说，除了反叛，对社会、对自己彻底的否定，重开新路外，没有第二条出路。而这种否定一切的反叛之路又像是走在一只飘忽在空中的独木桥上，是否能够经受着各种混乱思想的困扰，走过来，完全要靠自己的感觉和运气。就凭这些，就可以说《七十年代》一书中的那些沾沾自喜的记叙，就是那个时代的愚昧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的反映。

如果说四十年多年前，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愚昧可笑，以为读《资本论》多么高级，以为到农村去革命如何不俗，甚至还为自己无谓付出的生命代价沾沾自喜、引以为豪，那无可指责，不是我们个人的过错，但是如果时过四十年，在自由世界中生活了二十几年，甚至在海外的学院中走过，到现在还看不到自己当初的愚昧可笑，那就完全是我们个人的过错了。这种把痈疽说成是艳若桃花，实在只是让人感到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

很多人对于宋彬彬，对于老红卫兵没有反省感到愤怒，可是《七十年代》文集中展示的是比宋彬彬的无反省更为恶劣的自诩。而人们却对这种“自诩”麻木，甚至赞赏。事实上这些麻木和赞赏难道不正是宋彬彬们不反省的土壤和基础吗？

谁都没有进行过反省，受共产党最残酷迫害压迫的人对共产党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思想方法，以及自己以往的愚昧没有进行过丝毫反省，又怎么可能要那些得到了利益的人，甚至有些人也真的有了权力和特权并没有“非常”放肆、野蛮地运用它的人（如陈小鲁，卜大华们）进行反省呢？

所以老红卫兵们没有对那个社会，对自己进行反省，我是充分理解的——人家得了那个社会的利！可是受害者、劣势者们没有反省，而且从来是沾沾自喜，想来真的令人痛心！

我们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创造出更好的气氛和压力，何来总体的进步和推进，更何来对那“一小撮”人的触动，何来使他们产生松动和思索的压力？

只有有了另外一种空气、土壤，也就是建立在另外一种价值基础，另外一套规范上的环境确立，那些老红卫兵，首先是那些心存善念的人才能够慢慢地启动他们的反省，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库恩的“科学的革命”中所说的规范的转变。而平行于这种规范的转变，对于这种社会思想的变化还存在一个科学史问题上的“普朗克定理”，那就是，“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或许最近四十年的所有的历史都在亦步亦趋地验证着普朗克定理。那就是，要使社会精神空气，知识空气的彻底变化，对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文化的彻底反省和抛弃，只有等这一代人死去。这当然不仅仅指老红卫兵这批人，而且包括所有的造反派在内的其他派别的人。
因为所有这些人都还在使用这种六十年代给他们的思想方法拒绝否定自己，因为如果你使用了另外一种思想方法彻底否定六、七十年代，并且进行反省，不仅老红卫兵，就是那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人都不能够明白，都跳起来反对你。

所以，我深切感到普朗克定理的普遍性。我唯一希望的是在我们这代人死去前，“个别”的、愿意自觉否定自己的人能够越来越多，这样正在进行的以及以后的变化就会迅速一些，顺利一些。

普朗克讲的这个彻底变化的确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很多人对于我非常积极地评价法轮功感到不解，我可以告诉您，就是这个科学发展的普朗克定理让我明白，法轮功学员们的变化就是朝着“彻底变化”的方向。因为他们信仰变了，前提变了，根本的变化就或早或迟随之而来。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中，法轮功学员们对党文化最敏感，抵制最有力的原因。这也是那本所谓文化人、知识人回忆反思文集《七十年代》一书，对此毫无感觉的原因。

为此，到了您和我一样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您也就更深刻地理解到，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忏悔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原因了。

老红卫兵们为什么不忏悔？当被歧视者们得意洋洋地进行回忆的时候，老红卫兵们凭什么要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