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希特勒的当选与普京再当权

FRANKSTON

有人在笔者博客上留言：“普京当选，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就有一群美奴开始大力鼓噪俄罗斯不需要普京，他们总是根据美国的意图做事，遗憾的是，今日大选结果是‘俄罗斯需要普京’。美奴们，哭去吧！”看了这样的留言，除了可怜便是同情。笔者为脑残而可怜，为弱智而同情。

　　当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后，俄罗斯一度靠近民主世界，采取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提议实行“震荡疗法”。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靠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不同，俄罗斯是将国有资产以股权形式平均地分配给民众，而后通过市场来优胜劣汰，相对显示出公平致富原则。虽然这种转型方式费时较长，欺诈现象在所不免，但仍为民众所接受，并且有利于后续的经济稳定与发展。1999年，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8%，人均收入已达2250美元，超过同年中国大陆2倍多；贫困率、失业率下降；言禁、党禁开放以后，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不断揭露苏共历史上各次运动中清洗杀害上千万无辜者而被掩盖着的真相。2000年作为当时社会革新势力代表的普京当选总统，鉴于元气刚刚恢复，自身立足未稳，俄共为代表的反对势力还有相当实力，所以普京在继承10年民主革新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俄国的反共绿色革命。上台伊始即礼聘俄国市场经济派学者伊拉里欧诺夫任经济顾问，推进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政策，连拳头企业包括俄国最大石油公司亦出售股权。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拥有并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促进了竞争。到2003年普京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国民人均收入达2610美元，是中国的2倍多。石油产量已占全球市场的10%，跃居世界第二位。俄国首次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粮食进口国，一跃而变为出口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发展，深受民众的拥护。

　　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使得普京能以76%高票当选连任。人们以为俄罗斯丢掉历史包袱，彻底地清除了前苏联的负面影响，所以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时世界上许多爱好和平民主和人权自由的人，却都曾一度看好俄罗斯。

　　已经建立起多党制选举的准民主国家俄罗斯，如果继续选择融入西方，走民主人权和自由竞争之路，像二战后的德、意、日那样，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发展政治和经济，应是最佳选择和光明之路。走民主之路，得益最多最直接的首先是俄国人民。他们可以愈来愈充份地享有个人独立自由，个性得到解放，社会正义得到伸张，最终摆脱极权主义的枷锁。他们可以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有效合理地调整经济架构，让私营企业更有效地使用国家资源造福人民。其军备支出也可以大幅减少，化干戈为玉帛。

　　作为民主国家，处理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必然会坚持“主权在民”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在实行多党制选举、保障人权自由的基础上，允许选择自治乃至基于理性的最后分离。在国际事务中，和西方民主国家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一扫自沙俄帝国和苏共帝国以来侵略扩张奴役之耻，真正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以车臣为例，当俄罗斯成为地道的民主国家，完全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自由，真正实行不折不扣的民族平等和个人自由时，它也许会不再坚持非独立不可。即使如果坚持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车臣，也无不可。这样，俄罗斯可以得到世界认同，不会借口“反恐”但仍背负民族压迫和屠杀的罪名。再如早先侵占自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本应归还中国；俄罗斯民主化了，按“主权在民”原则可暂时搁置，留待中国民主化了再作处理，不必一定要做香港那样主权回归、民主陷落的蠢事。一个真正民主的俄罗斯，就不会相信西方民主国家“侵略威胁”的鬼话，只求共同捍卫和平，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飞弹防御系统，同样持欢迎态度，而且求之不得。因为这一切绝对不可能对民主俄罗斯构成威胁，就像对日本、英、法不构成危险一样。民主的俄罗斯也必然支持周边国家的其它颜色革命，因为这将成为对俄罗斯的促进并且可以成为间隔邪恶国家的缓冲地带，也表里一致地坚决支持国际反恐努力，停止对邪恶国家以及塔利班阿富汗、萨达姆伊拉克、巴勒斯坦等恐怖势力的物质和精神援助。大力阻止伊朗、朝鲜等危险国家的核扩散和制造、扩散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就整个世界的格局来看，已被削弱了的共产极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如果失去俄罗斯的臂助，会更快溃不成军，其余和民主国家为敌的专制小国就更不成气候了。俄罗斯便从一个国际和平、民主和人权事业的破坏者变成为捍卫者，有望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这会是俄罗斯国际地位的空前高度和真正意义上的登峰造极。

　　可惜和人们的期望相反，从普京的第二任总统高票当选之后不久，大约2005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中断民主改革的进程，走上了威权主义道路。政治领域：加强对地方政府、国会和总统选举的限制以便最高当局操作。扩大总统权力，取消地方首长民选改由总统任命，实行垂直领导，把社会服务机构变成听命于总统个人的官僚机关。控制舆论，约束言论自由，封杀异议人士发影发音，对批评政府的著名记者实行迫害甚至暗杀等。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甚至流氓、黑帮来铲除异己。现今俄罗斯政情之黑，已经有目共睹。经济领域：企图由最高当权者来操控国民经济与窃夺国家财富。借金融界部份非法行为而打击私营业者，把重大企业收归国有，俄罗斯最大民营石油公司股东兼总裁被迫出逃。而今的俄罗斯似乎已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不只是政治，连国家的经济形势也发生改变，情况变得连他都不认识这个国家了。军事领域：暗箱操作、不再对相关之非军方机构透明。培植嫡系势力，架空原有领导，部署新型导弹，建造新型航母，海军舰队重新游弋地中海和印度洋。战机深入太平洋与美、日等国对峙，出售武器装备给流氓国家，一副重启冷战之势。外交领域：力图恢复昔日苏联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和其它邪恶国家走得更近，除在国内镇压滥杀无辜，还极力阻止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连俄罗斯政治学者也说：我们的独联体政策一体化“不但没有任何结果，相反分裂的趋势却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反对科索沃独立，对制止伊朗、朝鲜的核扩散态度暧昧，不支持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国际反恐斗争，甚至邀请恐怖组织哈玛斯到俄罗斯访问。声嘶力竭地反对北约东扩，反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飞弹防御系统，很有点希特勒之后“第四帝国”的味道。

　　威权主义统治最直接的受害者，自然是俄罗斯人民。刚刚开始获得的还不充份的自由与基本人权人权，又被收了回去。俄罗斯人民将要重过套着无形枷锁，在民族大监狱里痛苦无助的压抑生活，个中滋味是曾经在共产极权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最清楚不过的。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牢牢控制着社会的主要领域，正义得不到伸张，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没有自由媒体的监督和党派竞争，绝对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要消耗无穷的社会资源。以普京本人为例，早在2007年11月，莫斯科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贝科夫斯基在接受德国“世界报”访问时即已透露：普京财产至少400亿美元，并把大量款项存入瑞士等国银行。威权统治也一定会大幅扩张军备。凡此种种，势必无谓地消耗人力、物力，影响人民生活。

　　在国际事务中，威权主义俄罗斯明显站在专制主义一边，公开或秘密地同共产极权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相勾结，几乎处处和西方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努力相对抗。目前已经受到西方国家的政要和民主人士的广泛批评，被列入“不自由国家”行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俄罗斯中断民主、转向威权主义，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原因：(1)俄罗斯人民长期在共产极权主义统治的欺骗蒙蔽下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之意义与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连索尔仁尼琴这样在民众中颇具影响力的反共斗士，也会过份强调西方文化的堕落而主张重视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2)民众缺少民族自我批判的精神，对沙文主义和共产极权主义对内压迫少数民族，对外侵略扩张，似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错误心态，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靠武力压迫侵略扩张得来之“海”决不等于国际地位高，只有支持周边地区的民主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之“水”，哪怕只有一滴也要比罪恶之海高出万倍。(3)俄罗斯仍是目前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拥有丰富资源和相当科技军事实力的国家，有被具有贪婪野心的政客当作角逐世界舞台之资本。(4)普京个人属性决定，独裁者用的箝制舆论、排除异己、恐吓杀人之类的下三滥勾当，对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来说是轻车熟路；(5)国际诱因也不少，中国大陆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事实表明，强化专制的同时有限度地开放市场就能得到民主世界很多童真政客左派媒体的容忍、经济优惠甚至无条件的高科技援助。早被西方环境保护主义极端势力所买通的欧美左派政客和媒体所造成的国际能源价格毫无必要的剧涨，更是对之提供了极大的的经济支持。

　　普京原本是个极权主义者，有鉴于俄罗斯经济刚刚复苏，反对党势力还有威胁且自己立足未稳，他在第一任总统期间先是伪装革新以取得民众信任，第二任高票当选，他就再也耐不住了，威权主义面貌便原形毕露。普京迎合很多国人的“大俄罗斯”心态，使出克格勃式的浑身解数，一定程度上发展经济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维持和强化威权统治，一个近两亿人口、拥有远程飞弹和庞大核武库的泱泱大国，不像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不存在对之采取手术式割除行动的外部力量。而内部革新势力的积聚，也需待时日。威权主义、共产极权主义、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三者在反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局部的独特的环节上，会有矛盾。威权主义俄罗斯对科索沃独立、伊朗发展核武等的反西方立场，有时比中国大陆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加表面化。

　　西方的最大优势就是民主体制，是目前世界上最符合人性最进步的社会制度。最具公平与正义，最能促进竞争和创造活力从而能最大限度地造福整个社会，因而具有普世的价值。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切与之对立的专制独裁体制纷纷败下阵来，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共产极权主义是所有专制学说中理论体系相对最完备，系统逻辑性相对最严密，所以最具有欺骗性，可一旦公开与西方民主对峙，最终还是真正了解自由民主真谛之西方政治家面前垮塌下来。相信今天威权主义的俄罗斯，最终也不会例外。

　　俄罗斯的经济技术基础和军事实力远高于中国大陆，未来构成对西方的威胁要比中国大陆的特殊利益集团来得快并且严重，更令西方不放心。俄国没有中国那样的廉价劳动力，不大可能贱到搞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资；也没有像中国大陆的特殊利益集团那样可以获得大量港、澳、台资本。所以，单靠出卖油气资源与军事科技是否能维持经济发展，也有待观察。诚然，威权主义俄罗斯能维持多久，还无法测定。但近年来其内部矛盾正在积累。一旦更多俄罗斯选民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与狭隘落后的“大俄罗斯”主义决裂，自觉地学习与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精神，下决心通过改善国家民主体制以捍卫其自身“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天赋人权，必然会再次引发大地震，如同1990年代那样，重建真正民主的自由俄罗斯。到那时，恐怕有一万个“普京”也是阻挡不了的。

　　从报端读到一篇文章，说是有3位不记名的候选人，请你根据他们的档案材料从中选出一位最优秀者，让他担任一个国家的总统。第一位，曾经因违反规定被两次赶出办公室，读大学时还经常吸食鸦片，每晚都要喝一公升左右的白兰地酒；第二位，他笃信巫医和占卜术，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长期嗜酒；第三位，曾经是国家的战斗英雄，喜欢素食，从不吸烟，偶尔喝点啤酒，年轻时不曾违法，也无犯罪前科……。选谁？猜想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位。殊不知，上述三位候选人中，第一位是丘吉尔，1940年开始出任英国首相；第二位是罗斯福，他不仅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4次连任；第三位则是臭名昭著的希特勒。

　　所谓“普京当选，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就有一群美奴开始大力鼓噪俄罗斯不需要普京，他们总是根据美国的意图做事，遗憾的是，今日大选结果是‘俄罗斯需要普京’。美奴们，哭去吧！”，只是一些脑残者的梦呓，令人想起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德国纳粹党也拿了1174万票，取得了国会中近1/3的席位，成为国会最有影响力的最大党，所以在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便任命该党的党魁希特勒为总理。

　

FRANKSTON

　希特勒的“当选”，也和当时的美国经济危机有直接关系。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德国经济危机，德国经济危机是希特勒当选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二战爆发的经济原因。但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强，公民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好，抗打击能力强；也因为美国的文化比较开放，实用，政客们要想搞造神活动没有借助之力；更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离的国家，有效的阻止了野心家的个人冲动。美国造就了一个罗斯福。而德国就相反了，造就了希特勒。他们人格品质也影响力历史的发展。扩军备战，需要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当时德国中央政府还是有钱的，只是市场上的经济秩序失控，大量人民失业。所以希特勒扩军备战，开发多种经济部门，修建大型工程，这一举措马上解决了德国人的失业问题。失业问题解决了，经济秩序恢复了，国内局势也就好了。而希特勒还可以强行从犹太人手里抢钱。

　　不过，希特勒和斯大林还是有点区别的，斯大林是通过政变上台的，而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制度是个好东西，但也不能不是制度建立起来了，国家就能民主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民主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而且制度是否能实行起来，人在中间的作用是很关键的，但是没有制度也不行。希特勒也试图发动过武装政变（啤酒馆政变）上台，但是失败了。出狱后他回到党内，开始利用自己的天赋与国内问题问自己造势，使得很多德国的公民都相信他能给德国带来希望。这是在民主制度下，民众自己的选择。德国的民主是在民众的掌声中被推翻的。国家政治的作用在于使每一个人都变好。当人们轻信一个有能力的野心家时，利用民主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就会非常容易。这是理念，是用来指导现实生活的。《独立宣言》中第二段的第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美国政府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每一个人的权利，是每一个人都能幸福的生活。所以美国并没有觉得自己建立了民主制度就很牛了，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在宣扬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人人都笑着生活的国家。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

　　3、现实的需要。19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而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如今，从普京的“大俄罗斯帝国”身上，人们至少看到了希特勒的影子。

　　希特勒当选总理与普京当选总统，中国人值得高兴？！

　　要不然，也都去歌颂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