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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埂之殇
作者:胡合江(父)原始口述
胡川徽(子)笔录整理
我老家所在的无为县,饿死20-30万人,超过南京大屠杀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
我们安徽无为饿死多少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记载︰“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 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这个数字可能不包括新出生的人口(加上这个,就饿死更多的人)和逃亡外地的人口(减去这个,就没有饿死那么多)。谢贵平调查的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死亡率在1/3-1/5之间,这个死亡数字和比例之疯狂,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我父亲不是专家,也无法掌握这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金河埂村180多人,饿死80多人(保守数字也是60多人),逃亡20多人,活下80多人的数字,大致误差是不大的。我们家当时4人,大伯饿死,大伯的童养媳后改嫁,我爸爸和叔叔在外地炼钢铁和修铁路,因而没死。从我们村死亡人数来看,杨金声的数据,是可信的。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理解,很多现在的人也不理解。有一些人说3年大饥荒饿死人是谎言,也有一些人说饿死没有那么多人,有一些人说是自然灾害,还有一些人说是苏修逼债,还有一些说这只是上面领导善意的政策失误、是下面领导素质不高的人执行太疯狂等等。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不但查阅了杨继绳的《墓碑》,曹树基、王维志、金辉、Kane Penny、Jasper Becker等人的相关著作,还直接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爸爸,于是得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粗线条。
第一点,虚报粮食产量,强行征收粮食。
1958年刮起大跃进风,赶英超美,到处放卫星,说各地亩产超万斤等等。那个年代,还没有杂交稻,虽然说我们那土地较肥沃,但是亩产一般就是三五百斤,现在也很难过千斤。说亩产超万斤,各个地方的官员必需完成这个上报指标,报少了要批评,甚至撤职,算是犯了错误。于是大家竞相浮夸,浮夸的结果,就是上缴征粮,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上级吹牛得奖状,下级吹牛要交税。没有交那么多粮,就是被“瞒产私分”了,是很严重的罪行,轻则批评撤职,永不录用,重则批斗至死,株连一家。没有收获那么多粮食,却数倍地上报,于是公社里面的存粮、谷种、饲料都被迫上缴,公社仓库没粮食,大食堂也就没有,时间一久,自然就开始饿死人了。这个是大批饿死人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瓦解农村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
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跑步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先是要求取消单干,入“入初级社”,紧接着“入高级社”,后就实行大锅饭大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在我们安徽叫法是“大呼隆”,就是将所有的粮食、工具、牲畜、田地,几乎包括所有财产,全部上缴。然后集体到公社大食堂统一吃饭,统一耕种。家里的锅碗瓢盆也砸掉大办钢铁,说留着也没什么用。大呼隆并不是自愿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一开始,也有很多人抵制,但是上面的人将建国后各种公共费用,例如打仗、修水利等钱,也算在老百姓头上,要农民偿还。这是天文数字,自然是不可能还得起的。1958年,我们那为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大跃进、大锅饭、大呼隆,对不执行的地方干部,称呼为“社会主义的拌脚石”,实行大逮捕。政府逮捕邢修章(原生产队长),要求其他全部干部都要写入党。邢修章用我们那土话,说了一句“牛B套了头--不干不招(不行的意思)”,就这一句话,让他坐牢2月,生了大病回来。胡合胜、陆大成、单长发,严少生大概5个人,反对搞大呼隆,全部遭到坐牢和批斗。
借社会主义改造之名,行抢劫全社会财富之实,所有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现在建立了《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反拆迁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但是在1956-1958年,那时候没收几乎全部私有财产,这些财产尤其是土地,甚至是百年几百年祖先的积累,就这样几乎没有任何补贴就被夺了去。在这之前,民国国民党时期的货币,几乎成为废纸,而共产党的中国,也经历了几次类似现在朝鲜的货币改革,就是将解放前的钱,按照100等高数字的兑1等方式,将民间的钱彻底洗干净了。就这样,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积蓄了,连续发生这些事情,将老百姓真正搞得一分不剩,一穷二白的,无论你曾经是富翁、还是贫穷,现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大呼隆能够轻松征收一个人的全家财产和土地。共产主义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也不是均贫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先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就收回,然后是共同贫困,这就是至今也没反省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对乡绅资本家地主是灾难,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灾难,没有人从中得益,这才是真相。就是当时的各种政策,现在想起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农民家不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粮食、甚至没有了吃饭的锅碗瓢盆,公社大锅饭一旦没有粮食,大饥荒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点,政府拒绝开放粮仓救助,拒绝国际援助。
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储备粮,用于可能的灾荒,1959年政府也是有储备粮的,而且也不少。那时候,公社里面存粮很快就被吃完、浪费完,粮食调上去了,却没有再派下来,大饥荒开始了。大饥荒开始后,我们那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各地百姓和干部纷纷向上求援,要求派粮。但是一方面上级认为下面有存粮,被瞒产私分了,拒绝放粮,另一方面,中层干部们邀功请赏,虚报自己的地方没有饿死人,将死亡案例当做“浮肿病”应对了事,导致下情不能上达。执意要求放粮的干部,遭到上纲上线的批斗。
拒绝国外援助,但是却铺张浪费地大笔援助外国,穷人接济富人,可笑可叹
实际情况是,各地国家粮库,仍旧存有余粮,如果真放出来,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这些粮食有些在粮库里面积压太久而霉烂掉;根据其他文章和现有资料显示,很多被转调无偿送给了其他国家,当做援外了,以显示中国的慷慨。连我爸爸都知道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周恩来将一个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数字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觉得太少,直接在数字后面加几个0,他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比我们一个无为县差不多,他也不知道每加一个0,代表是多少的粮食,这样的人居然还是最高领袖,简直跟猪一样。而且直到现在,我到很多湘菜馆,和很多农村家里,还有很多中国人居然仍旧对这个人膜拜有加,甚至一些祖先曾经受到迫害致死的后代,依旧捧着那个罪恶根源人的画像名字吹捧尊敬,我不知道这是数典忘祖,还是认贼作父,网络上将这个人当神的,大有人在,实在是让人心寒。在中华大地遍地饿殍的时候,国家粮库拒绝放粮,恰恰这时候却掀起了大规模外援粮食。中国缺粮饿死人的消息传到西方,很多西方国家要求无偿援助中国,这包括我们的死敌苏联和美国,但是都被拒绝,甚至批评他们造谣惑众恶毒重伤,然后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给全球人民看。加拿大当时有和中国建交,将粮食运到中国,上级不让卸下来,直接转送给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无为当地出了一个大官,在中央都有关系,曾经掌握兵权,当时强行要求放粮,冲击了粮库,最后被批斗。根据其他资料推断,可能是无为籍的省委书记张凯帆。
第四点,很多劳力修铁路,修水库,开矿,大办钢铁,导致劳力缺乏,土地荒芜歉收。
1958年开始大跃进。毛泽东认为,赶英超美的关键是钢铁产量,于是在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运动,主要劳力调去炼钢,还有大办水利、修铁路等,于是农村很多地方抛荒。各地起来很多小高炉,炼不出钢,甚至将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和铁质农具拿去熔炼。大办钢铁的同时,还在全国超前地修建各种交通道路尤其是铁路,还有各种水利设施。很多现在看到的铁路和大型水库,加高堤坝,就是那时候建成的。由于缺乏工具和技术,炼铁成效很微,修建铁路和水利也很缓慢,不像现在这么快。农村的劳力被抽调后,农田的活没人干,田地大面积荒芜,造成这3年大幅减产。一方面大幅减产,一方面还虚报高产,一来一去,公社里面没了粮食,大饥荒就更加惨烈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调去修路开矿造水利的劳力又是幸运的,这部分人的粮食虽然也很少,但是还不至于饿死。我爸爸和我叔叔就是这样幸存下来的。
意外的消息,制度的宿命,前苏联30年代也有大饥荒
根据我爸爸的描述,根据一些俄语翻译的转述,修铁路和开矿的一些技术指挥是苏联人,大饥荒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撤走。从农村到矿上探亲要饭吃的人,给他们看到了。一些人也将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也给点吃的,当然这是很危险的,是给社会主义中国和当前大好形势抹黑,但是这些还是让苏联人知道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个苏联专家说,他本人就经历过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他说你们是从农村一个一个走过来的,当时他们国家的人逃荒,是几个人相互绑着搀扶着才能走,早就饿得不能走了。他还说你们饿得还不算厉害,和他们国家大面积饿死人还差很远,饿死人少,那不是社会主义,你们还会继续饿下去。我爸爸很早就知道苏联老大哥也不是那么光鲜,30年代竟然也有大饥荒,而且可能不会比中国好,这也是很诡异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被宣传的卫星上天的理想国家,中国学习的对象,甚至是仿效的模板,也饿死人,而且更严重,应该预示着中国难逃此劫。以此类推,那么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70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现在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也一样大批饿死人,就很容易理解是为什么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由于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就开始饿死人,导致剩下的人体力虚脱,无法正常继续干农活,进一步造成之后连续2年种植面积下降,收割效率下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继续加重的大灾荒的烈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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