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在中美两国打工的不同感受/思乡

FRANKSTON

看到阳和平教授谈他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一文后，使我产生许多联想。在此，也想借此机会谈谈我自己在中美两国打工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只是我的感受正好与阳教授恰恰相反，但毕竟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现不揣浅陋写出来，聊作一家之言，仅供诸位朋友参考。

我是1985年移民美国的，先后在六个不同的“单位”打过工，粗活细活都干过，但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不管你给谁打工，也不管你面对的老板是什么肤色，我都得到了在中国国内所得不到的尊重和尊严，使我感觉自己活的像个人样，从而也让我对“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一个重新再认识的过程。

阳教授说他从1968年开始，在中国曾当过5年工人，1974年在美国也当过工人。而我是1973年从农场回城到广州交运技工学校半工半读的。当年的技校办在工厂里，两年学制，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到车间当学徒（好歹也算当过工人吧）。毕业后留校，担任《机械基础》课教师，平常除了读书进修外，还经常出入工厂车间参加生产劳动，带学生实习，始终没有脱离过工厂和工人。在那个年代，工厂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真的就是“大锅饭”，广州人有句顺口溜叫“做不做都36”（当年工厂每月的工资是36元）。每月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点奖金，不过那奖金是需要评比的，而评比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政治表现”，其次，才是工作绩效。我几乎每月的奖金都只能评个第三级，原因就出在“政治表现”上。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对我的评价是“工作努力，但不求上进”。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些学习文件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面弄丢了，结果那个月连三等奖金也没捞着。党支部书记严肃地说，“我们奖惩分明。”我一向对这种附加苛刻条件的奖金看得很淡，但我知道更多的人却是很在乎的。这种把政治与金钱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同样让人们如同 “温水煮青蛙”一样（借用阳教授演讲中的话）逐渐把一个人所应有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给丢失了，使人完全丧失了自我，不成其为人。长此以往让人对政治无形中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和冷漠，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自豪感。记得当年我只要远远见到学校的书记走过来，就一定绕道走，因为这个书记总是批评我不突出政治，对学生要求不严格，其实都是些拈不上筷的鸡毛蒜皮，如放纵学生留长发啦，任由他（她）们谈情说爱啦，不积极动员他（她）们入团啦等等。

1985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后我到唐人街一家面包店里打工，老板是个香港人，这个老板还真让我怕了，一个月后我就辞工不干了。当时的感觉就如同阳教授所提到的“与老板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老是在监督。”但是两个月后我到了一家老外开的图章公司内的小工场里当工人，便发誓这辈子都不再找中国老板打工了，因为发现了老外资本家老板待工人要比华人老板好得多，他们有人情味，使打工者能感觉自己得到了尊重。

其实，我在国内的工作并不繁重，尽管不在乎那每个月的奖金，但我的精神负担仍然很大。而在美国打工，虽然工作不轻松，却丝毫没有心理压力，而且还有成就感。

我手头还保留了一封多年前我写给朋友的信件，信中提及我到美国后为老外打工的情景： “图章公司的工作并不劳累，在办公室工作的都是老外，在工场干活的大部分是中国人，分别来自越南、柬埔寨、台湾和大陆。那时我白天上班，每周两晚到社区大学补习英文。不久我被分配去与一个老外女士合作，专门负责打包装运，英文也因此有了提高。公司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金发蓝眼，纯正的英国人，为人挺善良，由于很欣赏中国人的勤劳俭朴，所以工场里的工人几乎全是顾的中国人。虽然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却让我彻底改变了自小所接受的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血汗的概念。”

下面的照片是26年前在图章公司拍的，从右数起第一位老外是工场的管工，第二位是经理，第三位穿蓝花裙戴眼镜的是老板，工人里有两位老外。左边最后排第一个女士是位越南华侨，在几年后当上了工场的管工助手。

88年女儿出生后我停止了工作大概有一年吧，89年我重新找工作，是一家房地产管理公司的会计部聘请了我，公司的福利好，工资也不低，管工是个黑人男士，他知道我英文还不太好，就没有要求我接听电话，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所以工作很积极，一心埋头于工作。上班没几天，管工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怎么老在工作不休息一下呢？不需要太紧张的，轻松一点嘛！这句话从管工的口里说出来，真让我有点不相信，也深受感动。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错按了一个键，把公司的账目全搞乱了，管工，经理以及总管都被惊动，我当时是吓呆了，眼泪都几乎要掉下来，但我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责备和刁难，管工还安慰我放松情绪。最后需要同事们立即帮忙把账目重新输入，大家也没有怨言和意见，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宽容和互助。1993年，我还被评上了当年公司的优秀职员，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老板亲手赠送给我的奖状。这是我有生工作以来唯一获得的荣誉，我能不感触万分吗？这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包含了生命的意义，做人的尊严和价值啊！

与阳教授不同，我在美国工作的经历中，从来没有想过要偷懒的念头，真的连下意识中都没想过。因为工作需要你，老板信任你，你也得到了相应的酬劳和福利。中国人是勤劳、聪明、讲信用的，做好了工作也就有了成就感，也是给中国人争光嘛！除此以外，夫复何求？

如果说我在美国的工作多属白领阶层，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蓝领阶层，那么我还想在这里谈谈我的先生。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上班要穿蓝色工作服（而在车站的管理员穿的都是白色工作服），他在麻州公交公司服务了二十年，大约在四年前才停止了工作。开始以为是暂时停止工作，原因是他在工作中失误发生了车祸，幸好当时系了安全带，基本上没有伤着，躺在医院几个小时后就回家了。事故当时的车上有4-5位乘客，其中有几个乘客一直要求高价索赔，官司打了几年，但所有的官司都一律由工会请的律师搞定了，司机完全受到工会的保护，无须请托任何人，也无须付分文。我先生还由于事故后半年发现身患中期癌症，因此所有的官司都因告病而免于出庭。律师在去年年底告知我先生，他的官司都解决了，终于使他如释重负。

回顾发生车祸以后我们全家都是忧心忡忡，因为公司在每次事故发生后，都首先要检查司机身上的酒精含量，如果发现是因为喝酒或吸毒而导致事故，司机将立即被公司解雇，没有任何申辩机会。但如果没有喝酒而产生的失误事故，往往只是暂停驾驶或转换其他工作。虽然我先生并没有喝酒，但事后仍然心有余悸，一直在休病假没有去上班，（由于20年来基本没有请过病假，积累了足有几个月的假期）大约一个月后，他想重新上班，却在例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耳朵听力不及格，（他原来的听力就不太好，可能是因事故发生时的强烈碰撞而加剧了）需要他向公司上级提出转换职位的报告。他当时还蛮高兴的，觉得开巴士20年也累了，能换其它的工作再好不过了。因此心安理得继续在家休带薪病假同时等待转换工作的消息，但足足等了几个月，眼看所有积累下来的病假都快要休完了，还没有任何结果。他不由得着急了，因为病假休完后再不上班就等于没有了收入，一家大小就要喝西北风了。他回到公司去询问，但答复却令他失望，“公司目前没有合适的工作让你做，继续等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先生只有去找工会负责人求助，工会了解了情况后，立即协助他申请延长州政府的工伤补助，以便解决目前的困境。不久后，我先生检查出罹患癌症，需要立即做化疗，化疗后再做切除手术。事情来得太突然，继续上班的问题当然就搁置了。我先生这次的病从开始的化疗到手术，到再化疗进行了一年多，全部由健康保险支付，自己并没有花费额外的钱。而家庭健康保险是由公司替员工购买的，员工每月只需付保险费的10%。

当工会获知我先生患病的消息后，提议并协助他办理提早退休，领取公司的Pension。他们公司规定凡工作满23年后，无论年龄多少均可申请退休领取Pension直至终身。（这个Pension的中文解释可以说是养老金）我先生只工作了20年，但因患病便可以申请提前办理退休，只是所领取的Pension金额要比工作满23年要少一点。我们当时还有点质疑，但申请后很快就被公司批准，退休后连原来每月需要支付的10%家庭医疗保险金也免了，唯一的是不再保牙医。从此他再也无需上班了，安心在家治病养老且依然有生活的保障。

不久后，工会的律师还告诉我先生，说他目前的状况符合联邦政府的伤残退休资格，问他愿不愿意去申请。我们只知道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却不了解如果是伤残人士，还可以申请提早领取退休金。我先生听后，答复说当然愿意啦，但不知道手续会是如何，到哪里去申请。律师说他可以协助，并拿出了表格要他填写。就那样，我先生没有出家门一步也没有付分毫，就获得联邦政府批准领取伤残退休金了。

一直以来，我先生只是每个月在工资里扣除15元的工会费，并没有因为工会律师替他办事再付钱，就连人情也没有送，记得律师第一次上我家时，连茶水都不要，说他自己的车上有水。想一想，这要是在中国能行吗？谢天谢地，还有如果没有工会，没有工会派来的律师，咱们对这个社会的许多福利政策还都“蒙查查”呢？

其实我一直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家庭的私隐，但现在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先生的这些经历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实，它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提供了一个普通工人阶级成员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工作和生活的原生态聚焦，也只有把这些和阳教授讲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拼凑出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任何偏听偏信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