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转基因或影响生育 人民不是小白鼠

FRANKSTON

作为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在涉及转基因之争时，袁隆平向来以“中间派”自居。但3月13日他对转基因的一番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的关注。这篇报道称，袁隆平说：“转基因水稻或影响生育，中国人民不是小白鼠。”

    当天，“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微博上攻击袁隆平说：“上年纪的人会固执一些。不过袁隆平会不知道美国人已经普遍吃转基因食品吃了十几年？美国人该都断子绝孙了。”

                           方舟子在袁隆平获奖之后

    关心转基因问题的人都知道，方舟子是转基因食品的铁杆支持者和推销者，任何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提出质疑的学者，无一例外地遭到方舟子条件反射般的攻击，即便是自称“中间派”且享有崇高声誉的袁隆平。

    每年“两会”，即便袁隆平只是提出要谨慎对待转基因食品，也会遭到方舟子的攻击。方舟子说：“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需慎重，那么，杂交水稻商业化种植更需慎重。”

    2011年9月29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超级稻亩产达千公斤，面对民众对转基因的恐慌，袁隆平对外保证：“超级稻绝不含有转基因。”几天后，方舟子主持的网站新语丝置顶一篇题为《袁隆平正在阻碍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的文章，再度对袁隆平进行批判。

   “否定杂交水稻，推销转基因”，这是方舟子打击袁隆平的老套路。

    2006年10月14日，袁隆平在美国获得了由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粮食奖。两周后，方舟子在媒体上发表题为《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的文章称：袁隆平获奖是由于水稻的重大经济价值，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

    方舟子为何如此钟情于转基因食品，为推销转基因商品不惜对德高望重的袁隆平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在《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一文中，方舟子写道：技术革命会带来无知的恐慌。在国外反科学组织的活动和中国媒体的炒作下，对转基因的恐慌也已在中国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恶劣影响。

    如此看来，方舟子已视平息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慌为己任。此后，方舟子的科普事业，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转基因的领域，为转基因食品进军中国人的餐桌而鸣锣开道、冲锋陷阵。

                             方舟子的“科普使命”

    2009年，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盛况空前。在欧美科学家都无法断定转基因安全性问题的情况下，方舟子多次在主流媒体高调宣称，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中国应大力推广转基因主粮。他老调重弹：“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美国人吃了几十年，中国民众因为无知而恐慌。”

    为了安抚他眼中的“无知民众”，方舟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和杂交技术并无区别。方舟子鼓吹转基因并非科普，他所谓的科普，是以利益为导向，更确切地说是以转基因的利益为导向。

    在转基因危害逐渐被披露后，方舟子利用其话语权屏蔽真相，并为转基因食品编织种种神话，他在媒体上发文称：“转基因食品不仅无害，而且更安全、更环保。”

    方舟子鼓吹转基因食品一个重要的政治武器是“中央一号文件”，他多次表示：转基因是中央推广的，“民众反转基因是反对中央。”

    中国发展自主转基因技术与国外转基因粮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方舟子却有意混淆是非。科普作家祭起政治大棒来作科普，但这掩盖不了他为外国转基因公司辩护的事实。

    2010年9月，面对美国杜邦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先玉335造成中国北方地区动物异常现象的事实，方舟子没有任何调查没有任何实验就一口断定，“转基因致动物异常是低级谣言”。他说，“老鼠绝迹是因为猫多和水泥地的缘故”，并指责揭露此事的新华社报刊和记者是在用“谣言挑战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国策”。

    2010年4月，方舟子为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农达”展开这样的科普：“这是国际公认的低毒除草剂，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险。”当有人问到如何解释农民喝“农达”自杀身亡的事情时，方舟子说，说一种农药低毒无害是指施用剂量而言，而不是指当饮食往嘴里灌。农达原粉的毒性比食盐还低，还有人喝它自杀，真是怪异。

    为什么方舟子推销转基因要说草甘膦？因为中国每年进口的5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中存在大量草甘膦超标等问题，这些残留的草甘膦可能会危及亿万中国人的健康。就连孟山都对草甘膦都有醒目警示：对人和家畜有害!注意：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方舟子的科普超越了一家转基因公司。他利用媒体多次在转基因问题上造假，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怀有特殊的使命：打小假掩护大假，表面上为民除害、代言正义，暗地里为转基因公司效劳。

    2004年第9期《科技中国》上，方舟子发表《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源于无知》一文，署名之下注有“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此前此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多次提及这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但他拒绝透露这家“生物信息公司”的真实身份，和自己做“咨询科学家”的任务。不过，他后来又不打自招地多次为此“辟谣”。依据他的“辟谣”，海外有学者挖出他的秘辛：方舟子所说的生物信息公司，就是曾为孟山都和杜邦先锋公司做“公关”的“D趋势生物信息学公司”。这家由马来西亚人林华安办的“公关”公司，因推广转基因作物曾向印尼高官行贿，并因在2007年被美国政府罚款150万美元倒闭。

    方舟子曾多次发表声明自己与转基因公司无关，今年2月26日，他还在微博上说：“我七八年前已不为该公司工作，如果哪家中立媒体感兴趣，我可以给他们看与该公司的合同。”

                            “打假”背后的利益输送

     尽管如此，方舟子代言转基因的使命并未终结。2009年，中国颁布转基因安全证书后引起强烈反弹，面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不断暴露，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抵制、转基因公司孟山都和巴斯夫陆续撤出欧洲，方舟子则逆流而上，频频高调制造转基因科普舆论。

    方舟子通过打假制造新闻绑架媒体取得话语权后，无限放大转基因科普言论，面对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对转基因食品危害的揭露，方舟子的另一重身份“打假斗士”的身份显现威力，频频对准揭露转基因危害的科学家，同时，亦为挺转基因派专家提供舆论保护。

    不仅如此，中国转基因专家也多次用方舟子的科普作为自己推销转基因的理论依据，缘由是方舟子没有官方背景代表“正义良心”的打假斗士，更有公信力。体制内挺转基因学者与方舟子实行里应外合，对公众展开转基因科普。

    中国有关部门在错误的信息错误的舆论下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并使这项政策成功地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这项错误的政策进一步需要舆论来掩盖。正是如此，转基因在中国已结成由“不法官员、转基因公司、利益学者、媒体”等官商学媒“四位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方舟子的转基因科普则形成官方与民间的对接，使得中国转基因这个“四位一体”结构更加牢固，更好地完成转基因公司的利益输送。

                                                       金微      作者系《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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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不是小白鼠”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两会现场报道

　　82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是“80后”。他说，等自己成了“90后”时，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3月4日晚，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袁隆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在铺着地毯的套间里，“80后”袁隆平光着脚，扑在一桌子的文件和资料里，手舞足蹈地讲起了超级稻、粮价和转基因问题。

　　直言不讳的袁隆平并不担心自己的言语会“得罪人”，“我怕什么，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

　　补石油不如补农民

　　今年两会，袁隆平的提案是《关于粮价的建议》。提案上说，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收益只有7.5元。

　　“七块五啊！太少了，农民多穷啊，农民多可怜啊！”袁隆平激动地说，“种地拿不到钱，农民就不种了，抛弃耕地到城里打工去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从哪里来呢？”

　　从2010年起，袁隆平走访了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他发现，大量耕地被荒废，甚至被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耕地多宝贵啊，现在全国的耕地越来越少，以后粮食不够了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种呢？”

　　袁隆平担心，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被突破的可能。“现在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少了，如果得不到好的保护，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最让袁隆平担心的还是粮价问题。“粮食是宝中之宝，粮价是百价之基。”一方面，粮食价格一旦上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所以大家都说粮价涨不得。”但另一方面，“粮价偏低则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

　　因此，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保住耕地。”然后再以平价出售粮食，“保障民生，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如果由政府来补贴其中的差价，就能“两头兼顾”了。

　　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袁隆平第二个发言，“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100斤提高16元，这非常好，但我觉得还不够，应该每100斤提高50元，我们的政府现在有这个财力。”

　　虽然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11个“一号文件”，力求“惠农利农”，扶持和完善农业发展，但袁隆平认为，“力度还不够大，种粮农民的收入依然相当微薄。”根据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按田亩算补贴，是很不合理的，高产田与低产田没有差别，不种粮的田地也能得到补贴，甚至抛荒田也能得到补贴，这样会影响农民积极性，大家都不好好种粮食了。”

　　“国家每年拿上亿的钱来补贴石油企业更不合理。”袁隆平对此很不解，“石油那么贵，都是高价、高利润的垄断企业，做石油的人都是有钱人，都是开小车的人，哪里还需要国家的补助呢？国家补贴他们干什么？为什么不拿这个钱来补贴农民呢？农民辛辛苦苦种一亩地得了100块钱，就是很多有钱人的两包烟钱。”

　　有人提醒袁隆平，为农民争取补贴可以，但是不要“抨击”别人，但袁隆平还是直言不讳，“我怕什么，我那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

　　“90后”的1000公斤目标

　　2011年，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的超级稻百亩试验田里交出了新的成绩单——亩产926.6公斤。“这不算啥子，等我变成了‘90后’，亩产1000公斤一定能实现。”他使劲地挥挥手，并不满足于这个数字。

　　袁隆平的目标很清晰，“希望今年达到940公斤至950公斤，明年970公斤至980公斤，再有一年，力争达到1000公斤，从科学上讲，杂交水稻还是有这个潜力的。”

　　“安徽省六安市很重视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现在已经选定了3个百亩千公斤攻关片。前两天我派了几个助手、也是专家选了几个品种过去，帮他们策划，肯定能搞出来。”袁隆平说。

　　袁隆平笑称自己是“80后”，尚且年轻，等再过几年到了“90后”，“那家伙更厉害。”“我管这叫‘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走’，大家一齐努力。”

　　2011年初，袁隆平就与黑龙江农垦集团开展合作攻关，计划在2015年培育出比当地祖代品种单产高15%左右的寒地杂交粳稻品种。“我们计划是通过2011年到2015年的联合攻关，建立一个技术体系平台，培育出来强优势杂交粳稻品种，如果研究出来了，‘北大仓’就又屯上粮了，我们的国家储备就不愁了。”袁隆平高兴地说，“我们在加劲儿呢，这一天一定会早点来到。”

　　人民不是小白鼠

　　2月21日，两会前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这次表态被视为“转基因争议”的一次里程碑事件。自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争等系列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

　　作为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转基因有两派，一个是反对派，一个是赞成派，我是中间派，因为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他分析说，“反对派的道理在于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毒蛋白基因，虫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怎么办？会不会威胁健康？”赞成派也有站得住的理由，“他们解释说，昆虫的死亡是因为气孔闭塞了，但这跟人的消化道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仍认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结果吗？”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即使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普及仍存有疑虑，但他也表示，“从科学的角度，转基因是发展方向，不能一概而论。现在我们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转到水稻上来，提高水稻的光合效应，这样的转基因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袁隆平一直笃信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亲自实验过，也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测和推论，要用事实说话。”

　　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

　　两会前，厉以宁、钟南山、袁隆平等国内著名的院士曾集体发出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两会期间，这一倡议又出现在他们的提案议案之中。

　　据了解，“中国生命科学学会”是一个汇聚了众多领域顶级专家的“智库”，主要目标是为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智力支撑，被称为“混搭型高级智囊团”。

　　“我是一个研究农业的人，农业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袁隆平介绍说，他的倡议与中国“吃饱饭的问题”紧密相关。“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了，但潜在的危机仍然严重。”

　　按照袁隆平的估算，“我们这样的一个13亿人的国家，不久将变成14、15、16亿，而国家的土地却不会再增加，按目前的发展水平，人口压力越大，农业供给的压力越大，因此，人要吃饭，只能依靠进口粮食。”

　　一旦依靠进口，中国便丧失了粮食安全上的主动立场。“小国依靠进口粮食还没什么大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粮食始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果没有足够粮食，别人就会掐住我们的脖子。”袁隆平对此很担忧。

　　因此，袁隆平倡议成立“中国生命科学学会”，“对粮食问题进行战略层面的研究，比如，如何加大国家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投入，如何提高我们的农业技术和科技水平，如何提高我们的粮食产量，保证供给，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等，都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有更全面、更准确、更清晰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现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防治病虫害、增加产量，农药与化肥被广泛使用，甚至是滥用，已经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袁隆平看来，这种滥用“简直就是给耕地下毒药”。

　　另外，家禽、家畜的传染病，如禽流感、SARS等，已经变成了威胁人类生命的重大传染病。“怎么保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怎么控制人口的增长？怎么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多领域的专家好好坐在一起商量出个对策，并且递交给中央，为国家出力。”

　　袁隆平期望着，“中国生命科学学会”能尽早获批成立，成为他“大器晚成”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