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脱北者”

FRANKSTON

　　“金韩美闯馆”事件轰动一时

　　2004年12月，韩国政府明确规定了“脱北者”的安家费。政府提供给国内“脱北人士”的安家费包括生活补助金和住房补助金。据悉，单个“脱北人土”能获得339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由2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4555万韩元、由3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5511万韩元、由4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6466万韩元。政府将分20个月定期把安家费发放给“脱北人士”。

　　不过，这笔钱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成功到达韩国的“脱北者”，以这笔资金作为交易的本钱，托付蛇头将自己在朝鲜的至亲带到身边。或者事先与蛇头约定，以到达韩国后预期领取到的这笔钱作为支付的筹码，谈好价格就上路。为了支付预定的价码，很多“脱北者”抵达韩国后的新生活被弄得焦头烂额。加上蛇头们往往会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来要债，更使他们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政府发给“脱北者”的钱多来源于韩国纳税人。一旦“脱北者”数目激增，政府为此开销增多，“脱北者”在融入新社会时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也很多，韩国反对的声音逐渐多起来。

　　金韩美一家的脱北故事一度非常轰动。他们一家五口在2002年5月8日强行闯人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一家人包括捆在妈妈背上的金韩美。他们的挣扎、哭泣、恐惧、悲恸，整个过程通过视频传遍全球。两岁女孩对着使馆门外的妈妈哭泣的一幕造成震撼人心，使得她的冢人也被允许送往韩国。

　　这一家人的闯馆得到了“自由朝鲜运动联合会”的帮助。一家人先被安排到使馆旁边的旅馆居住，以便熟悉周围的环境，组织者还训练他们如何穿过街道到达领事馆门口而不被便衣警察抓住，同时把他们装扮成衣着亮丽光鲜的韩国家庭。几年后当媒体再次拍摄到金韩美时，她已与普通韩国少女无异。

　　金韩美一家的成功使得同一时期，韩国驻华使馆接连发生几起闯馆事件。2002年6月，还有“脱北者”闯入加拿大驻华使馆。这些闯馆行径防不胜防，有白天硬闯的，也有在夜幕中悄无声息摸进来的。事发之后，中国方面全面加强了日本领事馆门前的警卫，增加值勤人数，并安装了带刺铁丝网。

　　除了“闯使馆”，接下来几年，在北京还发生过几起不明身份人员冲闯外国人学校事件，有些人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威胁中方和外方人员的人身安全。2004年lO月26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对此表示，“闯馆”和“闯校”活动是由一些外国所谓的宗教、人权组织和个人策划的。中方将依法严惩组织“闯馆”和“闯校”活动的“蛇头’。

　　蒙古或海路偷渡为更优选择

　　脱北组织设计从中国到韩国的路线，主要有两条，早已是公开的祕密。

　　一条道路向北，即穿越中蒙边境的茫茫戈壁和少量的草原，这段艰难的路程只能靠两条腿跋涉。鉴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脱北者”需要携带指南针和充足的水。如果是冬季，则要准备好抵御最低达零下40度的严寒。全身上下，从大衣到手套、鞋子都必不可缺。

　　从集聚地出发前，组织者会带来假的中国身份证稳定“脱北者”的心理。然后，组织者再三叮嘱，就算你们中的一个人给抓住了，其他人必须继续前进。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他们会进行一定装扮，比如穿上较新潮的衣服、带上拉杆箱或双肩背包、女性还会施上粉黛，装作是韩国的旅游团。一行人往往会从延吉坐火车卧铺车厢到达哈尔滨东站，再经过火车和大巴车转乘，来到内蒙古的牙克石市，此地距离边境200公里。继续往西前进，直到距离中蒙边境20公里时，他们再开始步行穿越。
　还有一种常见的路线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呼和浩特，再转乘火车到二连浩特，下车步行越境。这期间，他们也许会遭到中国边防部队的逮捕，也许在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迷失方向，又用完了水和食物。不幸者从步履蹒跚到迈不出脚步，最终仰卧在原野上，无人地带不受污染的璀璨星空，是他们见到人世的最后一幕。

　　虽然前途险恶，仍有无数人前赴后继。中蒙边境的这一段，差不多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从卫星地图上看，在中国的一侧见不到蓝色和绿色；靠蒙古边境线内侧，除了河流主干外，还有很多分叉。所以组织者会告诫他们，过了河就安全了。当然，见到突然冒出的俄文数字，则是铁定保险了。

　　不过，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蒙古路线才是最佳选择。在美韩等国的压力下，蒙古政府在朝鲜难民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同意朝鲜难民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随着到来的人数增多，蒙古干脆设立朝鲜难民营，“脱北者”经甄别后可获得韩国公民身份。因此，在蒙古被逮捕实际上等于获得一张前往首尔的免费机票，使得蒙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转运站，由朝鲜开出的“地下列车”经由此地开往韩国。

　　另一条道路向南。向南又分叉成两条道，一条是经云南进入缅甸，再进入泰国；另一条是经广西进入越南，继续往南直到柬埔寨。

　　云南路线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再坐火车去昆明，继续转火车到玉溪，换乘长途汽车经勐腊到勐满或勐龙，然后伺机穿越边境，进入设置在泰国的朝鲜难民营。进入泰国后，只需要向警方自首，后续就一切顺利了。

　　广西路线则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转火车到南宁，换长途车经普洱市到凭祥市。有人会进入韩国、泰国、印尼、丹麦等国驻越南领事馆，也有人继续前行，到柬埔寨后找到韩国大使馆。越南与朝鲜在政治体制上有着更亲近的血脉，却与韩国合作，是出于外交利益，让越来越多的韩国资本进入越南。

　　2004年之前，广西路线是脱北组织首选的东南亚避难路径。越南国内最大的四个“脱北者”避难所都是越南韩侨建立的。2004年明，468名”脱北者”从胡志明市被空运到韩国。此事动静之大，气得朝鲜召回驻河内大使朴应燮以示抗议，越南再也无法在朝鲜面前掩饰自己的角色。从此以后，越南不得不将避难所的运营者驱逐，同时加强边境控制。

　　除此之外，也有人从青岛、烟台这些韩国人聚集地出发，走海路到达韩国，他们通常躲在轮船的货舱里。由于这条路风险较低，所以常常混入冒充“脱北者”的中国朝鲜族，他们希望到韩国去挣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社会福利。于是，韩国政府不得不在甄别程序中留了-一手来识别他们，比如让他们单独唱《金正日将军之歌》。

　　对于偷渡组织者而言，从中朝边境地区坐吨位不大的船只偷渡到韩国，是最为简短的途径，但此举极不安全。因为小船常常需要趁黑夜偷偷经过朝鲜领海，这一段行驶离海岸线不远，很容易遇上朝鲜的巡逻船只。金顺玉曾是朝鲜艺术学校的学生，2000年明，怀孕7个月的她在鸭绿江边登上了前往韩国的偷渡船。组织者告诉他们，只需睡一个晚上，天亮睁眼就到仁川。不巧半夜，在甲板下熟睡的她被朝鲜军人登船检查的声音惊醒，给中间人的钱也打了水漂。

　　同样不实用的还有一条漫长的路线，从珲舂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从俄蒙边境进入蒙古。从地图上看，这等于是绕着中国的公鸡头逆时针走大半圈。全程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比南下路线近不了多少，但后者更多时间是在交通工具上。

　　由于南下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为了赚钱的偷渡组织尽量不选择南下，而是走蒙古，或海路偷渡，抑或假护照加上飞机票。

　　中国取缔在华脱北组织困局

　　辽宁省社科院学者吕超，曾多次参与对“脱北者”和“脱北者”组织的课题调查。据他观察，“脱北者’在1990年代末最多。随着饥荒情况好转，目前已逐年减少，人员构成也不大一样。来华的“脱北者”大致有两个目的：一部分是打工挣钱送回国内；另一部分是将中国作为通往韩国的中转站。吕超认为，国外媒体报道说有20多万朝鲜人滞留在中国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但估计10多万人是有的。

　　据吕超介绍，这类数据调查都根据抓到与送回去比例，外加实地考察。不过一般情况下，调查者作为外人到村里，脱北来的女性给人做媳妇，男性在勤勉打工，大家都耷拉脑袋不理你。“没有人会将这个数字供出去，所以很多数据都是不可靠的。”

　　在高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一位教授则认为，目前大陆有四类方式来看待脱北问题：第一种是要靠“脱北者”赚钱的，他们唯钱是从；第二种是有主见的，从自己的观点来理解“脱北者”问题；第三种是政府官员，或许了解却不敢说“脱北者”问题；第四种则是在中国的韩国人，但他们有关“脱北者”的信息是片面的，对此熟悉的人少之甚少。

　　如果说在中国该问题属于“政治敏感”，即便是在韩国也很少见到“脱北者”组织的信息。记者在采访韩国政府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时，往往表示此话题不能乱说，但即便隐匿去姓名之后，他们所能提供的也只有在韩国进行公开活动的“脱北者”组织信息，相当于联谊会、帮忙办。参与脱北协助的人多以“安全”为由不愿露面。

　　中国曾依法取缔很多脱北组织，延边，丹东等地的法制新闻，时常有破获偷渡组织的正面新闻报道。新闻不会显示偷渡者是什么群体，但字里行间能分析出，通常有韩国名字的外籍人员被列入犯罪嫌疑人名单，而且涉案中国人都有朝鲜族常用姓氏。

　　从个体影响来看，当时闹得比较大的如“李明顺事件”。李明顺是居住在青岛的家庭教会基督徒，在韩国牧师崔奎泰的指示下接待和照顾到达青岛的朝鲜人，并且分批将61人经内蒙古送到外蒙古。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他被判入狱，有不少声音在网上声援他。

　　总而言之，只要脱北现象一直存在，出于不同动机的协助组织也将一直存在，即便是让很多中国人都反感的凶狠蛇头们。但对于一心愿意去韩国而不顾一切的“脱北者”，他们何尝不是在心中反复计算得失后才采取的理性经济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