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生怎么看"文革"

伍艾嘉

我在美国大学课堂教“文革”
·佚　名·

　　我以研究生和教学助理的身份，本学期代替我的导师，在我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教一门名为“革命中的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的课，这是一门供选修的通识课，而每一个本科学生都要修一定非本专业的通识课，尤其是美国以外的世界知识才可毕业，因此，五十多名学生中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教课，内容要从鸦片战争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学生又大都缺乏中国历史背景，因此在这一个过程中着实学到不少。１１月初刚刚用两节课时间教完文化大革命，这似乎是美国学生极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讨论过程也很有意思，因此将教学和讨论的过程记录下来。

　　两堂课总共有两小时四十分钟，我用第一节课八十分钟的时间将文革从爆发到林彪事件的过程概述了一遍，其间以PowerPoint显示笔记提纲和我从网上陆续搜集到的文革图片。作为教材以外的辅助读物之一的是张戎的《鸿》，其中对家庭和她本人的文革经历有较细致的描述。我从文革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谈起，强调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对丧失革命成果的担心和乌托邦理想，以及毛对日渐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忧虑和不满，另外提及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担心自己的威信受损的心态。我还提到，毛泽东虽然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但并不太擅长日常事务，尤其不大懂得经济规律，因此他所主导的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并造成大批人口死亡的严重后果。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示意图，把毛泽东放在左边，把刘少奇放在右边，在毛刘之下，是一个庞大的，由曾经的革命者演化而来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距离刘少奇更近一些，他们共同代表一个理性化的国家管理者集团，毛泽东依赖他们的经验和能力，但同时，他们的特权和享乐倾向又使得他们不太符合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在毛泽东一侧，我把林彪放在他的下面，表明林彪作为毛左倾路线拥护者和个人崇拜鼓吹者的身份和位置，周恩来则介于毛刘之间，突出他作为缓冲和中立者的地位。在林彪之下，是毛的夫人江青，江青之下，是红卫兵。这样，我试图显示毛在文革初期动员的力量和他的策略，即依靠自己的妻子和看似比其他人忠诚的追随者在文化和军事两方面布置力量，并直接依靠个人魅力越过官僚机构向学生发起号召，以攻击处于图表右侧的刘少奇和各级干部。这之后是刘的受冲击，惨死和官僚集团受到的迫害。但不久，处于左边的力量也发生了裂变，首先是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日渐冷淡和现实的就业压力最终使毛决定把他们送到农村成为知识青年，接下来是毛对日益坐大的林彪感到威胁，最终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图表左边于是只剩下江青及其盟友，而右边剩下邓小平。两天后的第二节课上，我概述四人帮和周恩来的冲突，毛晚年由于对邓小平的能力的欣赏和肯定，决定让邓复职，这造成邓与江青集团的直接冲突，最终毛因无法忍受邓对自己的路线的修正，再度宣布邓下台，斗争最后以毛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覆灭而告终；同时我强调，即便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把握仍是相当敏锐和准确的，他主导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实现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面，使中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在讲完基本过程后，我向学生提出了两个问题，之前我已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组把这两个问题连同另外发给他们准备，因此，我一提出问题，学生们就开始踊跃举手，但因为时间有限，最后只讨论了前两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怎样看毛泽东？他是一个革命者，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他究竟是在追求脱离现实的梦想，崇高的理想还是仅仅追求权力？

　　一个学生的回答是，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高高在上远离现实的人，他并不关心他所实行的政策究竟对普通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只关心自己的理想，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另一个学生认为，毛的理想的一面和对权力的追求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早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后来的发展中，就混入了权力斗争的成分。又有一名学生说，毛泽东所追求的只是权力而已。于是我提出一个问题（其实是美国学者曾在学术研讨中提出的），如果说毛泽东追求权力的话，难道他不可以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获得吗，为什么一定冒着艰难危险从事革命呢？这名学生回答说，或许毛泽东感到革命可能带来更大的权力，就象进行风险投资一样？另一名学生则分析说，毛泽东关于国家建设的思想显然不具有可行性，他提到我在关于大跃进的课上用PowerPoint展示的一张五十年代党代表大会新闻图片，其中有“十五年赶上英国”字样，我已经翻译成英文，这名学生认为这是决不可能的，连美国赶上英国也用了一百年时间，这表明，毛泽东的思维是不现实的，他把领导一场革命和领导一个国家混淆起来。这时，又一名学生举手，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领袖，他非常受学生和群众欢迎，但是他在政治上喜欢任用听话的人（yes-man），象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同事。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狂热地参加文革，是什么驱使年轻的红卫兵对自己的老师和长辈犯下暴行？

　　学生们回答这个问题的踊跃程度似乎不及上一个问题，但还是有人提出了很好的看法。有人说，因为毛泽东本人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毛泽东”和“中国”完全融为一体，而中国人传统上完全认同自己的领袖，愿意听从他的号召，毛成了一个神。还有人指出，当运动以一种群体方式兴起的时候，个人是没有能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甚至会因为置身事外产生恐惧心理，而在中国文化中，个人并不受到尊重。我评论说，文革正是首先造成了一个氛围，其中消灭了个人的独立判断。还有一名学生提出，年轻的学生在学校中就被灌输了很多关于革命的内容，因此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后，一名学生也向我提出了问题：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文革是怎样教的？我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可算是一些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通常并不出现在中国的普通课堂上。中国的课堂沿袭官方的评价，即对毛是三七开，文革是他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而对江青，对“四人帮”而言，则不单是错误，而是罪恶和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总体上，文革受到彻底否定，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后来获得平反，但课堂的教学中，通常不进行深入探讨，事实上，政府也主张向前看，而不鼓励纠缠这段伤痛的历史。

　　最后，我给学生读了中国学者逄先知在２００３年哈佛大学召开的一个重新评价毛泽东的会议上对毛作出的正面评价——“他把中国从一个西方列强统治的中国，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转变成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毛泽东戏剧性的成就，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此处据哈佛校刊英文稿转译回中文）并以美国最负盛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亚特·施拉姆教授较为中肯的观点作整堂课的结束：“在许多方面，他的政治本能是健全合理的。他努力投资于（invest　in）中国人民。但是在他的个人性情方面他是非常感性，不够理智（wrong-headed）和歇斯底里的。这些特质在１９５０年代（后）愈加严重。但是除了巨大的失误（blunders）和罪行（crime）而外，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为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认为他会因此被人们铭记。”

　　很难说有终极的答案，但回想起这些２０岁左右的年轻美国大学生对文革的分析，我怀疑，假如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中国人也具有这样的透视能力，对个体，集体，魅力领袖间关系的敏感，“文革”，乃至所有原教旨主义狂热恐怕根本就搞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