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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尚先生
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究竟是什么,让温州的中小企业主,河北的千万富豪,甚至是蠢蠢欲动的中产阶级,都在不遗余力地更换自己的护照?
陈帆不是我想像中的千万富豪。他40岁,个子不高,纤瘦,普通的黑色风衣,窝在沙发里,像是个跑业务的推销员。他在河北农村长大,在附近的小城读书。多年来,他很少想过自己会离开那个小城,更别说出国。
中专毕业后,陈帆曾在国营药厂工作一年。起初他跟着一个老板做副手,承包了当地最大的药房。到了1999年,他自己当了老板,也承包了一个药房。生意出奇地好做,药品的毛利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六十。陈帆很快就赚了两三百万。几年后,陈帆把公司交给老婆管理。在河北,他呆着越来越觉得闷,于是他开始跑到北京散心。
2003年,他到北京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呆了几个月,认识了一些朋友。朋友都觉得北京房价会涨。顺理成章似的,他也在北京买了两套房。一套在市中心的宣武门,另一套是市郊的别墅。他买的时候都是每平米几千元—就像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来看,光是北京这两套房,已让陈帆变成了一个千万富翁。
在北京,陈帆的梦想是有个北京户口。他的儿子还在河北,小学四年级,班上只能排三十几名。那些有门路的人早都把孩子送到了石家庄、衡水一中,或者北京的贵族学校。陈帆想让儿子成为北京人,听说那样比较容易考上大学。但他的朋友们都说:“北京户口太难,不如办投资移民,搞个洋户口。”
通过朋友的朋友,陈帆和一家移民中介的老板吃了顿饭。那是他第一次对移民有了认识。随后他频繁地联系了几家移民中介。在考虑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后,他觉得加拿大是个不错的选择。条件只有三条:“拥有大约80万加币资产;愿意贷款约40万加币给移民基金(5年后返还),或者一次性支付12万加币(不返还);有三年商业管理经验。”这几条陈帆都没问题。
他仔细算了一笔账。如果移民,他一共要支付大约80多万人民币。但在加拿大,儿子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教育全部免费,甚至还会发一笔教育基金。他们夫妇俩如果在加拿大有工作,退休以后还有退休金(如果没工作,65岁以后也会领取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他们全家还能享受全民免费医疗。这是一笔简单的生意账。没什么好犹豫的,陈帆决定全家移民。
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阶层都有人在慢慢离开中国。但是,移民问题从来不像今天这样惹人注目。
最早离家前往海外的人,是那些沿海贫困地区的农民。到了民国时代,有钱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时代似乎并没给他们太多的选择。而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沉默期。
新中国的第一轮移民潮开始于八十年代。人们刚走出封闭的时代,渴望去外面的世界。无论是留学,还是依靠海外关系,或者各种外事机会,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出国。这种潮流在九十年代初达到顶峰。对时代的失望,以及对个人梦想的追求,似乎让大多数人宁愿出走他乡。在这些移民故事中,学生、生意人和知识分子是主角。但这些故事也同时表达了另一层意思:他们的离开也许是暂时的,因为他们都说自己还爱着这个国家。
十年前,我曾在北京的中关村参加过一次新东方的出国语言培训。上千人拥挤在一个大教室,抱着红宝书,听俞敏洪、徐小平讲课。我知道身边这些人心心念念的就是直奔美利坚。但我从未问过他们是否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到了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表了一份调研报告,声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仅是从内地移民海外的人数,已高达3500万,甚至超过整个台湾的人口。自1978年来,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但只有四分之一回来。那相当于30所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一去不返。
但仅仅四年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不再是学生。去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了《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他们声称,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将近60%的人已完成投资移民,尤其是那些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私人企业主。这个数字还在变化。到了11月,另一份类似的报告指出,在整个中国,大约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还有一半富豪正在考虑中。
隐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富豪们,很少出现在公众眼中。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个数字。我曾见过许多移民中介,还有几个移民律师,但我很少能有机会见到千万富豪。对我来说,能见到陈帆,真是个意外。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和陈帆约在北京复兴门的一家广式茶餐厅。地方是他定的,离地铁站不远。他每次来北京出差、会朋友,吃个简餐经常会挑那儿。
那顿饭开始的气氛有点不自然。陈帆一见我,就表达了对媒体报导富人海外移民的不满。“你看,前几年就没人提这事儿。”他说,“自从温州人套了国家贷款跑到国外,大家就很关注了。”好像确实如此,普通人印象里,富人移民总有点“挟款外逃”的意思。
陈帆抱怨说:“大家总认为我们把钱都汇到国外去了。邓小平的思想是先富起一拨人,然后富起来的都跑了,跑到国外享受好的食品、好的环境,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把别人甩边上了。他们这么一写,更激起民愤了。”
陈帆的情绪不难揣测,有点不安,既怕被误解为“资产来路有问题”,又带着点占到便宜的窃喜。但很快,这种窃喜又被各种抱怨淹没。陈帆的确是把钱汇到国外了。去年移民没两个月,陈帆就打算在那儿买房子。别墅,大约需要880万人民币。按照国家规定,一次跨国汇款不能超过五万加币。“真是活折腾人啊”,陈帆在几个银行折腾了十几次,小城几个银行的人都认识他了。后来他又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北京管得松点。陈帆特意为此又来了几次北京。前后折腾三四个月,才把买房子的钱汇到了加拿大,搞出点愚公移山的架势。
陈帆一开始根本没把移民太当回事儿,一直无可无不可的。钱花得不算多,权且试试,直到签证下来,没几个月就要去温哥华登陆时,他才开始准备。70多岁的父母偷偷抹眼泪,“觉得儿子不要自己了”。老婆也没心思再管药店,每天蹲在北美华人论坛和几个移民网站上,找人帮着在国外租房子,瞭解当地生活。他也不知道加拿大什么样。他就没学过多少英语,生意上也用不着。以前虽然出国玩过,但都有导游,也就是新马泰、欧洲的短程游,走马观花望望风景,至于在国外生活会怎么样,他心里也没谱。
移民的第一次登陆,别人都会尽量多带行李,因为只有那一次是免税的,会尽量把金银细软都带过去。陈帆一家人就带了些衣服,即便在那时,他还心存疑虑,怕孩子老婆不适应,就可以随时撤回来。虽然加拿大、美国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但现在毕竟不是二十几年前,只要能留在北美,刷盘子、黑在那儿都无所谓。可现在讲灯红酒绿、舒适的生活,北京一点不比北美的大城市差。
陈帆性格里,天生就有种平和下的灵活。小城呆够了,就去北京转转,看好北京的楼市,不管是不是要在北京常住,先买两套房子,不喜欢北京,就再回小城去。温哥华也是如此,“先去呆呆看”。温哥华对他来说,就是另外一个北京。区别只是,一个坐汽车能到,另外一个得坐飞机。我问陈帆,“会就此在温哥华生活么?”他说,“还不好说”。“那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儿买房?”陈帆眯着眼睛,呵呵笑,“自己要不住,就当投资呗”。我们吃饭的时候,陈帆目光总在餐厅的各个角落里游荡。点菜的时候就拿着菜单翻看了很久。我以为是他犹豫,或者心不在焉。聊着聊着,他忽然说,想在温哥华开家餐馆。我很吃惊,一个移民了、买了房、又要在那儿做生意的人,居然还说,他没打算在那里长期生活。“有钱赚啊”,去了几个月,陈帆发现温哥华基本都是粤菜馆子,但生活在那儿的北方人占绝大多数。“开个北方餐馆,中档的,赚华人的钱会很容易的!”
陈帆的所有选择似乎都基于商人的理性和大胆。我们正一起大嚼着烧鹅,想像着他们一家在加拿大的理想生活,他忽然说了一句:“我想让儿子去美国读高中!”“你不刚移民加拿大一年么?怎么又想去美国?”“美国教育更好啊,如果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去美国签证可以签10年。签一次,够我儿子读完中学,接着读大学。”
陈帆自己多数时间待在国内,生意还在小城。新移民到加拿大,规定前五年内必须居留两年,陈帆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前三年,每年呆几个月,看看老婆孩子,最后一年,实在不行,再长呆一段。”但他的理想,当然不是“挟款逃到”加拿大,而是五年后拿到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哪儿有钱赚,就在哪儿”。
西方世界充满诱惑。多年来,对于备受贫穷之苦的中国人来说,那里代表了富硕之地。前赴后继地去往西方,只是为了获得“一部车、一栋大房子,一群孩子,一只狗”——一个简单的“美国梦”。但在中国最新一轮的移民浪潮中,富裕本身早已不是问题。选择移民的恰恰是那些资产千万以上的人。那诱惑他们的到底又是什么?
“最常见的理由,是子女教育问题。”Jennifer说。她是一家移民中介的文案,已在这个行业干了十几年。她亲手帮助几百个千万富翁办了移民。陈帆也是她的客户之一。她说中国的教育资源有限,尤其是和美国加拿大相比,教育方法和水平都很落后,费用也非常惊人。“你能想像么?”她说,“在北京一所国际幼儿园一年的学费,相当于哈佛大学一年的学费。”
但即便你不太在乎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理由,让生意人考虑移民。“有一种人,”张军说,“他们的生意就是国际化的,常年在中美之间往返,或者频繁出入其他国家。他们最头痛的就是签证问题。”张军是一个移民律师,住在美国洛杉矶。他在这行也已做了二十多年。他接触的客户,大多都是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主。他们认为,中国护照在办理出国签证时常常是个麻烦。有时候,仅是等待签证就要半个月。
张军还告诉我一个浙江商人的故事。那人是全世界最大的旅行帐篷生产者,没读过多少书,但极聪明。他的生意长期和美国合作,每年出口额高达十几亿。但他一直对只能作OEM贴牌生产耿耿于怀。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他给儿子办了投资移民,送去美国大学读书。儿子读书时又认识了一个美国人,是个大集团里的买手。很快,这个浙江商人就给美国买手牵上线,给了他很高比例的股份,打算把研发中心搬到美国—搬到那些买家最集中、反馈市场需求最快的地方。
“这故事代表着许多中小企业主在美国的状态。”张军说,“要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国际化是个必然的过程。”让子女先接受国际化教育,然后这些子女的视野和人际网络,又进一步加速了商业上的开拓。也许在这类故事中,移民只是其中一个微妙的环节,但谁也不会否认,它是不可或缺的。
躲避计划生育,也是大量新移民产生的因素之一。成千上万的中国孕妇正在前往香港和美国生孩子。那些希望能多生几个孩子的人,如果生在国内,就要面对二十万左右的罚款和孩子的户籍问题。但在国外生产,费用减半,孩子拥有他国国籍,教育问题也顺带解决。
某种程度上说,选择移民的人都在给自己和子女买一份“保险”。美、加、澳的国籍和绿卡,提供的是良好教育、优质医疗、资产的安全、食品的安全、更健康的生活环境……而这些正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似乎也无法通过金钱来解决。这个国家尽管通过经济的高增长率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却没能像西方国家一样,给自己的公民提供高质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他们都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房子的产权只有几十年,不可预知的政策变化,不健全的法律,忽然就建在城市边上的化工厂,忽然就被征收的土地。财富早已不再是安全感的来源,越有钱的人,不安全感反而越强烈,“资产的不安全感”恰恰是富人们最担心的—种种社会问题噎演化成社会心理问题。它正在产生巨大的离心力,让还有力量挣扎的人,想迅速逃离。
在温哥华,陈帆一家人正在慢慢适应新生活。那里气候温和、湿润,不像他老家河北,那么干燥,漫天风沙。陈帆新买的房子在大温哥华区域的列志文市。那是个人口只有19万多的小城,但其中10万是华人。有华文报纸,也能看到湖南卫视等30多个华文电视台,不会说英语也能生存。市长是个华裔,当然不存在排华问题。生活上也很便利,有华人超市,想喝王老吉也买得到。陈帆上次回国前,还和新认识的朋友吃了顿小肥羊。有时,他们有种时空错乱感。这到底是加拿大,还是中国?
陈帆最初最担心的是儿子。他从小被奶奶拉扯大。直到飞温哥华的前一个晚上,还是奶奶搂着睡的。儿子上学,起初英语不好,几乎完全听不懂,过了两个月,就能听懂40%,在学校也交了几个朋友,上课不再有压力,放学还去学滑冰、游泳。每天发点糖,发点巧克力,孩子似乎过得很开心。只回国呆了几天,他就吵着要回温哥华。妻子每天都要去上加拿大政府为新移民提供的免费英文课,过得也挺充实。只有陈帆平时在中国和加拿大来回跑,作空中飞人。他的生意还是在小城。药房找了个总经理帮他照看。他又和几个朋友包了个铁矿,半年也赚了十几万,也还会谈谈别的生意,毕竟熟人圈子、根脉还都在国内。其实,他周围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噎移民。
陈帆的这种生活,是很多新移民的状态。Jennifer说,接触的好几百个移民案例中,移民后彻底离开、举家迁往国外的例子基本没有。那些移民海外的富人们,其实根本谈不上离开。90%的人实现的只是身份的转换。一部分人像陈帆一样,妻子陪孩子在国外读书,男人们只是在前五年里,每年飞到国外,呆几个月,看看妻儿,权当度假。陈帆在老家和北京还都有房产。在列志文,卖给陈帆房子的那个朋友老刘,在国内甚至还有工厂(老刘在国内、加拿大、美国都有房产)。从身份上看,他们都移民了,但又很难说他们噎离开中国。
甚至还出现了相反的潮流。投资银行家王冉去年发了一条微博,他去纽约出差,想找个朋友陪着喝咖啡都难。他那些原来在纽约作投资银行的朋友都陆续地回了国。前所未有的浪潮出现了,大量仍在中国街头匆匆走过的人都可能是“移民”。
陈帆去温哥华探望妻儿时,呆着无聊会给房产中介打电话,四处看房。他确信,温哥华的房价还会上涨,只要有更多的中国移民到来,他们就都要买房子。十年前,温哥华的房产经纪只有两千人,现在噎多到一万人,其中80%都是华人。在陈帆居住的温哥华小区,只有两个白人,其他都是华人。
陈帆最近一次从温哥华飞回中国,邻座是个小女生,就在加拿大做地产经纪。他问她是回国探亲吗,她说是跑业务。她得分别飞到三亚、成都和上海去见客户。陈帆有点惊诧:“回国推销温哥华的房子?”
“对。”她说,“老板们都在国内。”
201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下午,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了一场北美移民推介会。几十个40岁以上的中年人,吃着茶点,看着投影仪上北美壮阔的风景,听中介介绍移民的诸多好处。他们大都是夫妻结伴而来。坐在我身边的中年男人,面前摆了两个手机。听会的时候,五分钟就会接一个电话,另一只手就用iphone 查着邮件。
推介会的高潮,是介绍移民政策的最新变化。中介公司的加拿大合夥人上台演讲,他说起自己在香港的见闻,然后提到了他有个移民官朋友,那意味着他是最瞭解政策变化的人。“竞争更激烈,申请的人会更多,但—”他停了一下,“申请速度会加快的!”
会议结束后,一个移民顾问看见了我。我告诉他,我对这个美国项目并不感兴趣。
“您有没有考虑过移民欧洲呢?”她笑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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