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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
作者:顾雪雍
在中共的情报人员中,袁殊是最神秘的传奇人物之一,他是“五方特务”(中共、共产国际、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寇),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惊险的地下战斗,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近年有些报刊虽刊登了他的一些事迹,但有的文章泛泛而谈未涉要害,有的文章戴着“左”的眼镜,抹杀回避了中共利用袁殊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事实,因而不够真实,不够客观公正。笔者的舅父恽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是同一战线的战友,我与袁及其部下又有过接触,为了反映历史真相,我特写此文作重要补充和纠正。
我初次见到袁是在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当时我在一所夜大学新闻系读书,白天无事常到袁主持的《杂志》社看报聊天。袁当时约近30岁,身材矮胖结实,神采弈弈,来看他的人很多,可见他交际广宽,而一个20多岁的摩登女郎则是常客,她是女作家关露,后来才知道她是潘汉年手下的特工。渐渐地我了解到袁的身世和经历。
从北伐战士到文艺青年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县,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虽是官宦却家道衰落,独自到浙江谋生,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到上海投靠姐姐,后又迁到浦东棚户区,以开“老虎灶”(流行江南专卖开水温水的店)维持一家艰苦的生活,袁学易则到印刷厂当学徒工。后来父亲到上海一家学校教书,就把12岁的学易送入立达学园读书。立达学园不少教师思想激进,主张个性解放,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袁虽年小,但生活的贫苦,又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产生了改变旧社会的思想。1925年上海发生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袁学易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结识了许多先进分子,不久就跟随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胡抱一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在多个部队担任副官、连指导员等职。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左倾思想逐渐成熟。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遭屠杀迫害,袁愤而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风行一时的“狂飚运动“。
“狂飚运动”由多位进步青年组成的狂飚社发动,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斗,承担起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除发行周刊和丛书,还成立演剧部。思想左倾又爱好文学的袁学易,满怀兴奋地加入该社剧团参加演剧活动,先后在上海、南京演出的《娜拉》《上海之夜》《从人间来》等多部话剧中担任角色,还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在南京演出结束举办的答谢观众招待会上,他代表狂飚社致词,竟在发言中借剧情把国民党大骂一通。国民党中央党部获悉后准备对他惩处,幸得他父亲的同盟会老朋友的庇护才得无事。
回到上海,他与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楼适夷、柯仲平等一起挤住在简陋的房屋内,他们穷困潦倒,但都怀抱着美好的理想。这时他组织剧团,创作剧本,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但他感到戏剧事业不可能成为终身职业,他决心改变人生的方向了。
从新闻学家到名记者
袁在1925年开始向报纸投稿,不断被采用,特别是看了新闻学家任伯涛的《运用新闻学》后,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在狂飚社的集会上遇见了任伯涛,就向这位老专家请教,并倾诉自己对上海报纸的不满,认为这些报纸是买办阶级的工具,不为人民说话,决心将来自己办一张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报纸,用舆论来改造社会,得到任的赞许与鼓励。为了实现理想,不久他赴日本进日本大学新闻系进修,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写文章介绍各国的新闻事业状况,寄回国内报刊发表。由于经济困难,他在1930年回国。他在上海遍访新闻文化界名人陈望道等,主张办一张公正客观的报纸,得到他们赞同,于是用他妻子从娘家借来的 500元,在1931年创办了《文艺新闻》。
《文艺新闻》以客观公正的立场介绍中外文化动态,人民大众关心的文化新闻,刊登各国的进步文学作品,很受读者欢迎。当时日寇占我东北,国难深重,该报又以大量报道鼓舞民众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有一件事使该报更加引人注目,就是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一无所知。袁心生一计,请中共在沪代表冯雪峰用假名写读者来信给该报,询问五作家下落,然后又以读者来信方式透露五位作家已蒙难,接着又发表大量纪念遭难者的文章,既造成不利于国民党的社会影响,又使国民党找不到消息来源,保护了该报的安全。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的,“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他的机智和胆略受到广泛称赞,该报也因此销量大增,他这时改名袁霄逸,顿时成为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他一面致力办报,一面从事他爱好的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他写了大量新闻学作品,如《现代新闻学》《学校新闻讲话》《新闻法制论》等,除在报刊发表,还由好友恽逸群编成《记者道》一书出版,他还雄心勃勃想编一部新闻学丛书,可惜未能实现。
他对新闻学还有两个杰出的贡献,一是把英文Journalism一词译成“集纳主义”,并定义为:“报纸的新闻要有闻义录,包罗万象,为读者喜闻乐见,引人入胜,又须立场公正,为人民大众说话。”这个“集纳主义”是他对中国新闻学的首创。二是他将英文Reportage译为“报告文学”首先引入中国。他写了《报告文学论》,对它做出定义:“报告文学是把心灵置于事实的基础上,但不是象照相机般照录原样,它又须具备一定的目的倾向,把事实通过印象加以批判地写出,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根据袁首创的报告文学理论,他的好友夏衍写出了烩炙人口的《包身工》,成为中国新闻文学史上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从此报告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刘宾雁成为后起之秀。
袁霄逸把这些理论用来实践,他后来创办的《杂志》半月刊和《新中国报》成为别开生面的报刊,不仅信息量多,并且对重大新闻和事件都配以照片、背景资料、短评等,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因而这些报刊广受读者欢迎,使他成为新闻事业家和名记者。
博学才子成为五方特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儒雅博学的文人后来竟成为“五方特务”,成为神秘的传奇人物,事情的经过是——
袁创办《文艺新闻》后,接触了不少思想左倾的作家文人如冯雪峰、茅盾、夏衍、潘梓年等,思想越来越左倾,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又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国文化同盟总会”(简称“文总”)的常务理事,于是他提出参加中共的要求。一天潘汉年王之春约他在咖啡馆见面,通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他的机智和胆略,吸收他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担负更多的秘密特殊工作,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入国民党上层,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收集战略情报,于是他开始了第一个特工生涯。
按照中共指示,他停办了已出60期的《文艺新闻》,在他表兄贾伯涛(黄浦军校一期生)介绍下结识了湖北同乡、上海社会局长、国民党中统头子吴醒亚,参加了吴手下的特工小组和更秘密的“干社”。经吴醒亚介绍,他进入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当记者,得以参加各种招待会和进行个别采访,从此袁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获得不少重要情报不断送给潘汉年。在采访活动中,他结识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两人关系逐渐密切,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岩井为鼓励他多给国民党情报,每月付他200元活动费,从此袁成为日寇的情报员。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和日本谈判货币汇率和关税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袁从岩井处获得最新消息,及时报道,使袁因消息灵通而在新闻界声誉鹊起。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他和新声通讯社编辑恽逸群(中共党员和中共“特科”人员)发起举办每半月一次的“记者座谈”,议论国事,交流信息,各报的立场左中右的记者包括夏衍、石西民、范长江等百多人纷纷参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后来“记者座谈”扩大为“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袁当选为五位总干事之一,又被选为国民党领导的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袁霄逸成了新闻界的名人。
为了增添更多的保护色,经中共批准,他和恽逸群等10位新闻记者“桃园结义”成为结拜兄弟。十兄弟中的老大叫杭石君,是《新闻报》记者又是青帮首领黄金荣的亲信秘书,袁又经杭介绍成为青帮的一份子。恽逸群则成为被称为“商界状元”的闻兰亭帮派的“门生”,闻派势力比青帮小,但也有5千“门生”,大多是工商界骨干和各界专业人士。帮会不从事政治活动,当时不少中共党员和经济界人士加入青帮和其他帮会,动机是想在遭到国民党迫害和歹徒绑票敲诈时得到帮会的保护。有的文章说袁殊是青帮间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加帮会的人是没有向帮会提供情报的义务的。
可是出人意料,他在1935年忽然被国民党逮捕了。原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局长名华尔托的德国人,在上海与中共一起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活动,被国民党侦悉而逮捕,此人在受审时始终一言不发,连姓名年龄国籍都不回答,此案被当时报纸称为“怪西人案”。从此人的通讯簿中发现有袁霄逸的电话号码,就把袁抓捕,得知袁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后来华尔托判刑10年,袁判刑2年半,押送武汉监狱,随后又转送湖北反省院服刑。在反省院关了8个月,经袁父的国民党老朋友保释出来了。
袁虽出狱,并无自由,仍有特务监视,难以公开活动。他摆脱特务逃回上海找到冯雪峰,要求再去日本躲藏一段时间,得到中共同意后偕妻子再去日本,进早稻田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1937年日本掀起排华高潮,袁和不少留学生被驱逐回国了。
回到上海,袁由夏衍安排在时事新闻社编辑日本问题的书刊。七七抗战开始,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急于找一些日本通了解日本的军政动态,得青帮另一头目杜月笙推荐,戴笠亲赴袁寓,敦请袁参加军统从事对日工作,袁请示潘汉年,潘认为可以多一个情报来源而表示同意。
袁从此改名袁殊,和他的名记者身份告别了。他除了收集日本方面情报提供军统,还为军统组织了两次特别行动。原来当时日军军舰停留上海黄浦江中,威胁中国人,人民无不怀恨。而汪精卫一伙汉奸逃来上海后,遭到上海人民唾骂,很少有人附和,为此汪伪一伙恼羞成怒,在极司斐而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由丁默村(原国民党C、C人员)和李士群(原中共留苏党员,后又参加军统)主持,手下有几百个武装特务,每天佩带武器,暗杀抗日人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妇女界领袖茅丽英,退入租界的国军八百壮士谢晋元团长等均遭杀害,连中国银行因不接受伪储备银行钞票,四五十个职员被绑架,并被枪杀了七八人。上海人民对“76 号魔窟”恨之入骨,为此军统成立特别小组进行反击,袁殊也参加这个小组,进行了两次危险的特别行动。一次是派人炸毁上海虹口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事成后受军统记大功奖励。另一次是组织工人挖地道,到汪伪的特工总部下,企图把特工总部炸毁,不料被军统叛徒向特工总部告密而失败,随即被捕。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主张把袁杀掉,李士群则主张留着他以供利用,正在杀与不杀的千钧一发之际,袁妻向潘汉年求救,潘早知袁与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有情报交换关系,就嘱她快去向岩井求救。岩井得知后立即赶到汪伪特工总部要人,奴才怎敢违主子之命,只得把袁释放。为了感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开汉奸身份,这个昔日的天才演员,终于演成了世界少有的“五方特工”的反派角色。
不为人知的秘密活动
(1)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抗战开始后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国民党方面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大中通讯社等,民办的文汇报,中共方面的导报、译报,它们大量刊登抗日新闻和言论,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汪精卫等叛逃到上海后,也出版《中华日报》等汉奸报刊,加上日寇出版的中文报,大肆宣传抗战必败,中日和平等汉奸论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结果汪伪和日寇的报刊一败涂地,竟然无人购阅。气急败坏的汪伪日寇决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挂手枪手榴弹,公然白日行凶,暗杀和绑架抗日报人,爆炸抗日报社,枪声炸弹声几乎天天不绝于耳,先后有近 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人们怀疑肯定有熟悉国民党报人的“内鬼”在指使,人们的怀疑对象渐渐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落水的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这事虽无证据,但人们言之凿凿,也言之有理,因为袁在企图炸毁汪伪特工总部失败后被捕,对日伪的不杀之恩,他不能不以行动来报答。此事说明,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党性要求是多么残忍和恶毒!同时也说明,这时尽管毛泽东在高唱抗日论调,他却已在指使潘汉年袁殊等在暗中进行破坏抗战的勾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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