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地下黨開始家喻戶曉——記梁慕嫻訪港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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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開放出版社 作者：金鐘
   
       【編者按：開放出版社邀請作家、前港共成員梁慕嫻女士訪港，舉行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發布會，受到傳媒和讀者熱情歡迎。本文記述過程，及地下黨問題在香港三月特首選舉中的影響。】
   
        繼台灣總統大選之後，今年的第二場好戲：香港特首選舉，在三月二十五日落幕，梁振英上台，出任第四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雖然所謂選舉，只有一千二百人有投票權（不到七百萬人的千分之一），但其熱鬧可觀程度，是香港開埠一百七十年所僅見。
   
    開放出版社新書梁慕嫻女士著《我與香港地下黨》的出版，適逢其時，竟成為這場選戰中的一個插曲——事關候選人梁振英（人稱CY）的中共地下黨員背景問題，由來已久，都是坊間議論，沒有人證出場。此番新書作者梁慕嫻與眾不同，她曾是港共六、七十年代的重要成員之一，負責領導港共外圍組織上千人的「學友社」十二年。她一九七四年脫黨時三十五歲，當年同志迄今大多留在黨內，不少人還任要職，甚至進入特區政府高層。
   
    出版《我與香港地下黨》經過
   
    由她現身說法，自然不同凡響。梁慕嫻與《開放》結緣於一九九七年初，她撰寫第一篇有關香港地下黨員葉國華的文章。十五年來她鍥而不捨寫了不少有關港共的評論。結集出版之事是在去年司徒華出版回憶錄《大江東去》之後。限於公司的人力，這本書拖到今年二月十九日才付印，作者曾表示擬在她居住的城市溫哥華舉行一個新書發佈會。待到新書面世之後，香港特首之戰，唐英年梁振英已打得難解難分。我徵求業內朋友意見，認為這本書正當時，有賣點，可以使力推一下。當即得到發行商的支持，便與作者電商她來香港推銷新書的可能性。
   
    三八婦女節那天，新書上市。我還沉溺在新版的錯別字上時，田園書屋告知，第一刷已迅速分發完畢，着印第二刷，這消息大大刺激了我們加速新書發布會的籌備工作。發布會訂於三月十八日舉行。時間倉促，幾經折騰，梁慕嫻終於十七日夜間飛抵香港。我和同事去接機，並邀請一位女記者給這位久別香江的作家獻花。我和梁慕嫻是第一次見面，只見她銀髮朱顏，雖坐輪椅，但氣色很好。她笑容滿面地說：「我終於回來了，謝謝你們！」
   
    送她和同伴下榻酒店後，第二天中午新書會在香港教協小禮堂按時舉行。出乎意料的，來賓和記者竟將會場擠滿，兩側通道都站滿了人，邀請的嘉賓除許行、長毛梁國雄之外，都趕不過來，他們要出席競選的許多活動。會上梁慕嫻回答了記者許多問題，令人最關注的是怎樣識別地下黨員？根據甚麼判斷梁振英是黨員？
   
    她的回答如書中所寫，地下黨員是秘密活動的，不能給人以「呈堂證供」，但可以①有人證的，如葉國華和她在地下黨共過事；②有推算的，如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非中共黨員不得出任，毛鈞年即是，梁振英接任，便可推定是黨員；還有③憑其行為實質，如忠黨愛國，在「六四」「二十三條立法」的態度加以判斷。她認為梁振英憑②③條可以判斷他是中共地下黨員。
   
    大公報罕見攻擊梁慕嫻訪港
   
    接下來，到二十日夜離港，梁慕嫻逗留的三天內，大部份時間都在接受傳媒採訪，我則負責為她安排訪問時間與地點。可以安排的，已有二十多家中外媒體，有報刊、電台、電視台。有些時間不夠，只得婉謝作罷。梁慕嫻後來對我說，她沒有想到今天香港人對她的書會有這樣熱烈的反應。我說，恐怕是因為特首選舉的原因。她說：「我並不寄望這本書對選舉有甚麼影響，但希望他們知道香港有個地下黨，我這個目的達到了。」
   
    大陸有個太子黨，香港有個地下黨——更多人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看來透過梁慕嫻的書和傳媒對她的介紹已經產生了影響。梁振英競選辦在新書會的第二天，立即發表聲明，說梁「從來不是任何政黨的地上或地下黨員」。而更強烈的反應來自親共的《大公報》。
   
    十九日《大公報》以罕見的頭版整版篇幅攻擊梁慕嫻到港活動。大標題是「支聯會的黑手操弄，謀破壞特首選舉」，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是「幕後黑手」，梁慕嫻是「幕前黑棋」，一派文革語言。又稱梁慕嫻今次來港一切活動，都是由支聯會、教協少數人全程安排，並暗示來港費用由其他成員支付……說梁選擇反中亂港的《開放》雜誌，其背後勢力已是呼之欲出，「事件令人懷疑背後有極大陰謀」。
   
    《大公報》扮演這樣的角色，真是令我十分意外。其指控已經極其離譜。因為這件事我是完全的負責人與策劃者，一切安排與細節都由我經手，與李卓人一絲一毫關係也沒有。梁來港與李也沒有見面，我更是幾年也沒見過他，也無電訊聯繫。梁來後曾與支聯會朋友餐聚見面，教協租用會場給我們，這都是平常不過的社交活動。梁因胃病特地要我謝絕其他飯局。來港三天僅出去吃過三次飯，其餘都在房間自煮粥食。連場活動，沒有睡好一晚。至於費用則完全在我們出版社的預算之內。
   
    地下黨陰影不斷追隨梁振英
   
    一份專業有素、歷史悠久的報紙不顧起碼的職業操守，以如此拙劣的手法淪為政爭的工具，這不正顯示了地下黨專政的可怕嗎？從另一角度看，把我們請梁慕嫻來港這樣一個平常的業務活動（如六四週年眾人出書一樣）當作是一個「極大陰謀」，豈不正反映了某些人對地下黨問題有見不得人的陰暗心理？
   
    梁慕嫻這本書，讀者當知，並非專為這次選舉而著，也非專事針對某特定候選人如梁振英。我在發佈會上曾強調，梁慕嫻女士從十五年前為我們寫的首篇文章就呼喚的一個主題是「政黨公開化」。我們雖不認同地下黨的理念與活動方式，但尊重其公開競爭的權利。港英統治結束後，更無「非法政黨」的安全問題，還要秘密爭權，就是對港人極大的不公平。回歸以來，很多知名人士都呼籲這一要求，如劉慧卿、陸恭蕙、梁國雄、黃毓民、羅孚、程翔等。
   
    而對梁振英地下黨員的質疑，也是由來已久，如港共文教戰線領導人、文匯報前社長金堯如就對許多人說過「梁振英是中共黨員」，有林保華、蔡詠梅、王丹、羅海星等，這次梁在港見金堯如之子，也再次聽他證實其父之言，說來自許家屯（許現閉口不作聲，也是一種默認）。
   
    最近，又爆發一件引人嘩然的事。中共中央屬下「人民網」，在發布梁振英任命時，竟以「梁振英同志」相稱，再次引發傳媒質疑他是否黨員或中共幹部。梁先是不回應，後在三十日公開簽署法律文件，憑藉宣誓和聲明：不是特首選舉條例所界定的政黨成員。
   
    令人失笑的是，上次聲明是針對梁慕嫻新書會，這次更為鄭重的聲明是針中共中央的媒體，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人民網」大概不至於在香港吵翻天的敏感時刻犯這樣的技術性錯誤吧？地上黨大約也不會讓小青年有惡搞的機會吧？到底暗藏甚麼玄機，誰知道？
   
    香港地下黨不乏先例，有跡可尋
   
    不妨加一個假定：梁振英受黨栽培，上升接班和習近平那批人，被培養接班，步步高升，何其相似！但是梁和其他如曾氏兄弟、程氏兄弟一樣，必須恪守一條黨的紀律：「永不暴露身份」，如入黨誓言「永不叛黨」一樣。因此梁振英的地下黨陰影將如影隨形地伴隨他，忍辱負重，直到中央改變決策的一天。換言之，他是受黨之命不得承認黨員身份。
   
    他到底惱怒死纏爛打的記者，還是讓他永遠夾着尾巴做人的黨中央？這是那個偉大黨自編自演的一個多麼無情的幽默劇！
   
    中共為香港地下黨制定了一個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據說這是大躍進時期的指示，距今已是五十有三年了，這是港共保密的「法源」。他們不理毛時代的結束、殖民地時代的結束、也不理改革開放時代中港關係的變化，這是共產黨的保守侷限性。正如程翔在城市大學邀請梁慕嫻出席的座談會所說「中共還把香港當成白區」。
    回歸十五年，不是英國人，也不是國民黨統治香港，還要置港共於地下，地下乃相對於地上的敵對關係而存在，那麼地下黨是不是要與港人治港為敵？這是它邏輯上的不通。
   
    梁慕嫻的書，正是突破了地下黨上述誤區，而受到香港讀者的歡迎，不到一個月已經印刷三次。此書並非以內幕性取勝，只是記述一位「為這個黨組織白白犧牲了全部珍貴的青春」的左派青年的覺醒過程，和小圈子的故事。若比之許家屯回憶錄，揭密差之甚遠。例如許先生寫過「一件組織原則上很特別的事」：
   
    諾獎得主楊振寧很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趙紫陽反映，香港有些人對新華社分社不滿，楊建議：另設渠道。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個訪問學者，此人可直接向中央領導反映港人意見。胡耀邦同意，由萬里選了喬宗淮。喬早許三個月赴港。喬來港後，通過中大校長馬臨，認識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許到港接管了喬直通中央的這條線，隨即在馬臨的校長別墅會見鍾士元等三人……從此，可以想像楊振寧和馬臨和中共不尋常的關係，楊是不是特別黨員？馬臨是不是地下黨員？誰能追查？
   
    黨人治港模式已大致顯型
   
    這些天，我將《我與香港地下黨》，不時拿來翻閱，常對照這場硝煙還沒有散去的香港特首之戰，覺得梁慕嫻對香港政局發展，確實比我們看得遠，看得透。例如，她曾告訴我，她早就覺得阿爺（港人稱呼北京中央）原意就是選中CY，梁唐之爭並不是中途才互換主跑和陪跑位置，唐原就是陪跑（按，李柱銘亦持同樣看法）。她說，中央經過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曾蔭權的公務員治港，最後一定要回歸到「自己人治港」，才會放心。而唐英年揭露CY主張用防暴隊鎮壓示威和縮短商台執照打壓新聞自由，顯示他在本質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上，是會接近港人治港的，唐那些個人醜聞比之梁振英甘當地下黨的工具，只是小巫見大巫。
   
    難怪唐唐這「兩顆炸彈」一放，梁振英的名望從百分之五十四跌到投票前的百分之三十五，急得中共不顧面子大力干預搶救，才過半數僥幸勝出。而據稱CY向中央保證上任後將完成三項政治任務：力阻二○一七普選泛民取勝、二十三條立法和推行洗腦的國民教育 。
   
    這樣，黨人治港模式便大致顯型。
   
        回顧二○一二年三月這一仗，無可否認，唐英年的兩顆炸彈與梁慕嫻的地下黨書，是中共治港謀略的兩大障礙。梁慕嫻以衰弱之身來香港第一線，我在她身邊，不禁感受到她似青年時代般的熱誠，忘我地投入戰鬥，但不再是為黨國衝鋒陷陣，而是帶着一個自由人和基督徒的使命感，為這埋葬了她的青春的偉大城市而吶喊。三個工作日匆匆而過，我們連一點聊天的時間也沒有。我常在一側觀看她像奶奶面對孫女一樣，娓娓柔聲地、耐心地用廣東話向那一撥又一撥可愛的記者們說那遙遠的紅色時代的故事。
    她飽受胃病折磨，三小時要吃一次小食止痛，返加十天後，才恢復正常。她告訴我，此行辛苦，但值得。左報曾指她是地下黨令人可畏的「江姐」，她笑說，我有那樣可怕嗎？
   
    啊，恰如華叔之嘆，大江東去。他如一滴水，已融入歷史長河。當年「慕姐」也融入時代大潮，和七百萬港人一道拼搏。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