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死去活来的日子

FRANKSTON

“1975 年春天，刚入狱时，烦躁之极，几乎要发疯。我就用画画来镇定心情。当时抓到个纸片就画，见到书页上有空白处也画，画了不少，大的有半页纸，小的仅如邮票。可惜大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两幅都是入狱三个月内在长葛看守所画的，画在一本书上。”

那是2000年的秋天，我还在报社上班。门卫突然上楼来找到我，说：“外面有个人，很奇怪。他让我通报他的名字，说如果你还记得，他就上来见你；如果说不记得了，他就走人，不来见你了。”

我问：“来人叫什么名字？”门卫回答：“黄建庄。”

黄——建——庄……我在脑海里急速地搜索着这个似乎陌生但又似乎熟悉的名字。突然，我愣住了：是他？

“快，快，赶快请他上来！”

我赶紧打扫屋子，倒水冲茶，等待着这位不速之客。同时，深藏在心底的遥远记忆像火山一样喷涌出来。

二十多年前，我在许昌县看守所当“阶下囚”时，这位黄建庄也在那里，但他不是囚犯，而是监所的警卫士兵，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长得很周正的一个小青年。一连几年，我天天都有两小时能看到他扛着枪的身影在铁窗外晃来晃去（哨兵每两小时一轮换，24小时轮一圈）。那时看守所规定，囚犯平时只能席地面壁而坐，想站起来到屋角的尿缸去小便，都要先喊声“报告”，等哨兵“嗯”一声以示批准之后才准起来。所以，我和他每天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交流”着，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但是，能够使这个名字在我的记忆中长存的并不是这些小事，而是因为他和我生命中一段“死去活来”的惊心转折紧密相连……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这给我的命运笼上了浓重的阴云。本来，从1975年1月10日我被捕以来，除了刚进来时审讯过几天以外，其余的将近两年中我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每天白天面壁僵坐，夜晚在长明灯的照射下睡眠，很少有人来打扰，日子过得平静而单调，我已经心如止水，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毛去世的哀乐声打破了这种平静，我的处境开始发生了一些不祥的变化。

先是在一次大“查号”后把我关进了一间与其他“大号”不相连的“小号”（有经验的老犯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接着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夜里10点多钟，我在睡梦中被叫醒，懵懵懂懂地被带到看守所外一间灯火通明的大房子里。房间的中央放着一排长桌，桌后坐着一排人，大约有七八个。中间一个头发花白、文质彬彬的戴眼镜者，像是地位最高的官员。在他们对面的墙角下有一个小方凳，我被指定在那里坐下，一盏大聚光灯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戴眼镜者最先发话：“我是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亓中山，现在宣布：对现行反革命犯马云龙的审判现在正式开庭。”接着，他派人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起诉书，说：“太长了，就不给你念了，你识字，就自己看吧。”

这时，我才彻底地清醒过来，一页页地翻看着起诉书。起诉的“罪状”从“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攻击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领导”和“攻击河南省领导刘建勋”，以及“攻击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共85条，全部是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的言论。有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内容，有在政治学习时的发言，也有平时和同事聊天时说的话，甚至还有在农田劳动时说的笑话……我知道，这是我的三位同事用两年的时间精心记录下来的，有时间、地点和在场人，甚至还有说话时我的方位和其他人的位置，相当翔实。

几年后，当我平反出狱后才知道，这个案件来头不小。那三个同事把对我的检举材料通过“通天内线”直接送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手中，纪批示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刘则下令由当时河南省委的副秘书长杨锡淼带队，组成庞大的调查组于1974年底进驻长葛，来调查我的问题（“四人帮”倒台后，这位副秘书长作为“三种人”被抓起来了，还判了几年徒刑。1980年代中期，他刑满出狱后回到郑州，专门请我吃了一顿饭，为了当年领队抓捕我的事向我正式道歉，我接受了）。而执行逮捕任务的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正局长朱干（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干部，在审讯我时语气亲切而平和，但处理起来却毫不客气。1979年初我被“宽大释放”后，为了要求彻底平反曾找到他家，他在家中接待了我，在我走后一星期内下达了彻底平反的文件）。这个案件曾被定为当年河南省“四大反革命案件”之一。

那个晚上，我一边在聚光灯下读着起诉书，一边暗暗地估量着面临的形势：毛泽东去世后的国庆之夜，匆匆地深夜开庭，而主审法官竟然是中级法院的第一把手，这显然是非同寻常之举。外面的形势如何，我在狱中无法判断，但肯定是相当紧张了。而我知道，每到这种时候，都会有一次大“镇压”，以震慑社会。我的命运凶多吉少，而且时间显然已经不多了！

怎么办？虽然在这个不像样的“法庭”上，除了审判者之外，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一个听众，更没有新闻记者（这是“文革”时期的惯例），但总还有速记员，这恐怕是把我的声音留给历史的最后机会，我惟有全力地为自己辩护了。

于是，我开始逐条地陈述和辩护。例如，罪状的第一条是：我说过对毛主席也要“一分为二”。我辩护说，毛主席说过，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难道这对他自己就无效？法官说：“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没有错误的。”我说：“别的我不说，把林彪指定为接班人，还写入党章，事实已经证明这就是个错误……”

一条接一条，你来我往，审判成了辩论，进展十分缓慢，天快亮了，法官宣告休庭。等他们吃了饭，睡了觉，再继续开庭。可我却无法休息，休庭时还要在监号里紧张地准备下次开庭的辩护词……就这样，整个审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多星期，85条罪状才说了一大半……

突然，在10月10日以后，密锣紧鼓的审判停下来了。

没人再来提审我，也没人向我说明为什么。

这一来，我更睡不着了。一连几天，白天吃不下饭，夜晚无法入眠。就像马三立说过的相声，苦苦地等着另一只靴子落下的声音。

大约是在10月15日左右的一个夜晚，我在长明灯下瞪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屋顶。突然窗外响起一个声音：“你怎么还不睡啊？”声音不高，也不严厉，甚至有点柔和。我抬头一看，是哨兵黄建庄站在窗前。

我回答：“睡不着。”

他说：“既然你睡不着，我问你个问题。”

“好啊。你问吧。”

“你是个政治犯，我考考你。中央打倒了四个人，你能猜出来是谁吗？”

我的心狂跳起来，热血涌上脑袋——原来如此！

为了准确，我又问了一遍：“你是说打倒了几个人？四个？”

他又肯定道：“四个。”

我试着回答：“是不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他大惊失色，瞪圆了眼睛：“谁告诉你了？”

这一下我心里有数了。说：“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你说打倒了四个人，就准是这四个；如果你说是五个，我可能就要猜别人了。”

他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嘴里啧啧了两声，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向大门外走去。不一会儿，忽然我头顶一声响，两个白白的大馒头从窗外扔进来——原来他是到部队伙房去拿馒头了。

这是入狱以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吃到狱粮之外的人间饭食。不知道外面的人们是如何庆祝这个盛大节日的，我是有滋有味地嚼着白馒头庆祝这个天大的喜讯的。

比白馒头更香甜的是他带来的消息。要知道，在起诉书里我的85条“罪状”中，涉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就有将近七十条。我明白了法庭审判突然中止的原因：我的大部分“罪状”被这场政治风暴一风吹了，而带来这一喜讯的天使是这个可爱的小兵——我将终生记住他的名字：黄建庄！

这个夜晚，我目不交睫，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心中千头万绪，无以表达，终于在天亮前凑成一首小诗《游仙》：

落松满地霜满天，苔侵石床一局残。忽惊浩歌三山下，狂尘怒海换人间。

几天以后，街头的锣鼓鞭炮声和大喇叭里的欢呼声传进牢房的铁窗，证实了黄建庄带来的消息。

我的这种狂喜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有一天，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来提审我（从这个细节我注意到，我的案子又从法院转回到公安局了，这是好迹象）。他阴沉着脸说：“听说你最近很兴奋哪。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四人帮’是你打倒的？你在1972年就骂江青，那时候毛主席还没说他们是‘四人帮’呢，你难道比毛主席还高明？别忘了，你还有十几条攻击毛主席的言论呢……”

他说得没错，我是高兴得太早了。在“四人帮”倒台以后，是“两个凡是”的天下。我的劫数还没有到头呢。从这以后，我又在看守所里蹲了两年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我在1979年春天才得以跨出看守所的大门。但是，这后两年的心境和前两年毕竟完全不同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死不了啦，而且还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想着想着，有人敲门了。门一开，黄建庄走了进来。

虽然时光过去了二十多年，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不过他已经不再是个小青年，而是个中年汉子了。他穿的也不再是军装，而是一身西服。他告诉我，我出狱后，他也就复员回家了。现在，他在老家焦作开了个皮革厂，他当总经理，生意还不错。

我问他怎么找到我的。他说，在家看《大河报》，看到报上有张报社颁奖活动的照片，上面有个人像我，一看文字说明，果然是我的名字，就找到报社来了。

我问他为什么到门口不直接进来见我。他腼腆地笑笑说：“不知道你对那段日子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你恨不恨我，愿意不愿意见我……”

我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他：我不但不恨他，而且终生要感谢他，因为他曾经给我带来“死去活来”的喜讯。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不恨他，而且对那些曾经逮捕我、关押我、审讯我的人，也没有恨。而对他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的人性，我都记在心中。甚至对那三个曾经告密举报我的人，我也没有恨，有的只是鄙视和遗憾——遗憾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稍微表现出一点歉意和忏悔……

接着我们俩又共同回忆起1976年秋天那个不眠之夜来。我告诉他：那两个馒头真好吃，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那样香甜的馒头了。如今，真想再吃一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