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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8 0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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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南下苏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同车走的还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顾安苏。一夜顺利,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
一下车,就看到有3个人来接我,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他们是当局委派来特殊'照顾'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径直去苏州。因为杨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为难他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坐进他们准备好的小车,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个来同上海者,则自行其便了。
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轿车开出上海站后,他第一句话就说:“老方,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我们是老朋友,一言为定。”
我当然明白'原子弹'的含义,答道:“我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会有'原子弹'爆炸。”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不给同行带来麻烦,凡天体物理学术会议,我祇宣读论文。免谈国是。隔墻有耳啊。苏州会议,当然也不会例外,除了宣读原初宇宙大爆炸论文外,祇打算到苏州观前街上去买点豆腐干。
在苏州的5天会议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动倍受照顾(连到观前街也有专车专人陪送),而且,其他许多人也得到'照顾'.整个会议期间,我们所在的饭店,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当局已命令该饭店经理,这5天之内,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进店访客。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这些天文学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须严守机密。与会的天文学家不禁为自己的身价突增,而飘飘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两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正在苏州办事,借住在苏州大学。其中一位编辑负责出版过我的《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一书。他们得知我在苏州后,就邀我于3月8日晚上在苏州大学食堂吃晚饭。我答应了。这个简单的约会,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们约我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苏州大学当局找去,盘问他们倒底是如何同方励之联系上的,为什么要请方来苏州大学吃饭,等等。两位朋友一一如实交待了。还好,没有阴谋,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要他们立即离开苏州大学,不准再到苏州大学来吃饭。
这件事很快在天文会议上传开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学家们研究,当局倒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在3小时之内就得知方励之要去苏州大学吃饭的。可见,不祇隔墻有耳啊。一些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使用严密的逻辑排除了不少解释;实测天文学家则使用他们的最拿手的方法━━证认饭店中的哪些人员是由安全部派来的'钉子'.
谢天谢地,虽然有点小插曲,5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散会的时候,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他说“原子弹没有爆炸!”当然不会爆炸,“原子弹”不是带在我身上,而是蕴藏在社会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确有几分准确。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1989年的中国,这3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首先,腐败日益滋长,政治改革迟迟不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的狭窄,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个体户、党内干部、甚至一些上层干部都感到愤懑、压抑和不满,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潜在的爆发能量处处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几个纪念日,五四运动70周年,建国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满和愤懑很容易在这些日子里集中到一起,使裂变物质聚集到临界质量。
至于引爆的“中子”,几乎是时时都有的。由当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规模的风波,此伏彼起,从没有断过。比如,当局对那几封大赦天下公开信的拙劣处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觉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应北京五四70年纪念活动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我对历史估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所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
意思是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前后用去了307年,1914-1607=307.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几何原本”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历法,“洋”历通行。在民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传统”冲突了70年。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东西各国通行之法”,不奇怪。再“冲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变元素聚集,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质量。爆发了。历史发展是不是加速了?
学生的请愿和示威开始后,我的生活方式,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有朋友和学生,有中外记者,当然来访者中也有关部门的线人。晚上则是我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在所有记者访谈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原因是被全天候监视。早在学生请愿的第3天,4月20日,有关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北京天文台和学界的有心人处处帮我防范,以使在全天候监视下,当局也无机可伺。
4月25日,席泽宗教授邀我去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做报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众报告。讲的是北京天文台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后,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历。以北京天文台漫长的历史腑视人间,如今不过是又一新朝罢了。星移斗转,潮起潮退,朝兴朝衰,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们转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很巧,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群情哗然,果然,嘎嘎之声又起。
4月27日,学生组织大游行,科学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可以预料到,当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坏人”的方式,镇压运动。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内部已明说,这“一小撮”组织游行的,就有方励之夫妇等。大家都熟知当局下一步要做甚么。果然,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在游行现场有传言,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这是一个恶化信号。
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预料到了,并先发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个报告会,由法国人Jean-Marc Bonnet -Bidaud讲“毫秒脉冲星”。这个活动,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而且台长李启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别要我出面主持报告会,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明白为何如此安排,一到会场(即在“跑前跑后地”的谣言出现之前)就说:今天我们可以证明,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而是在指挥“毫秒脉冲星”哪。谣言自灭。尽管如此,袁木等国务院发言人仍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名:游行是由方励之等操纵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僚。他们从高层关系上得知,有关方面(李鹏,李锡铭等)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等。几位年轻同事给我制定了甩掉跟踪的行车方案,也安排了隐藏地点和联系方式。例如,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是,电话铃响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则觉得局势似乎还没有坏到要躲的地步,二则我也不喜欢就此离开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骑车要注意后面,尽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测。
5月12日,学生绝食,运动如火如荼。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条新闻。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感动了整个世界。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就在前头了。但是,学界的朋友,大都反对绝食。因为,“伺机扑杀”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少人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几乎被张说动了,想去天安门试试。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没有冒然出发。张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即于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示威。但那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静坐和绝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人心浮动,形势更紧了。各种版本的黑名单,开始在国内外流传。每个名单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后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黄家声(当时研究生,现为Harvard- 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研究员)讨论我们的论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接到不少国外同行的电话,美国的,欧洲的都有,建议我离开北京。恰好,天体物理界预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开高能恒星天文学会议。当时,交通已经不正常,许多学术会议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却仍坚持原定计划。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传统,越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天文学家越是要不间断工作,因为,那时的社会越是需要星占。现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会社会动荡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轻同事刘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军用列车占用了北京周边的车道,民用列车无法正常调度。我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去大同的车。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5月24日,我和刘玉林再去北京火车站。终于下午6:00有一班车去大同。车经过昌平的时候,整个车站十多条车道,都停满了军列,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两边的军人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
刘和我于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当天上午报告,题为“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尽管这里也已被监视,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
悬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会议安排,游著名的恒山悬空寺(一名玄空寺)。这个建筑堪称一绝。整个寺院大小数十个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挂在一面极大的垂直的绝壁上。其哲学是,要想修炼以成正果,必须离开大地,隔绝世俗,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告别红尘的纷扰。它的历史比北京天文台还长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许会有有价值的历史天文数据。
会议参加者约30人,乘车到山脚,沿土路,漫步向寺区走去。远远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站着一个人,衣衫褴褛,有乞丐状。当我们这群人走到拐弯处时,该人突然跑过来,从人群中一把拉住我,连说∶“我给你算命,我给你算命,不要钱,不要钱。”如前述,天文界的业余占卜爱好者颇多。不禁想看看这位“高人”的功力。“让他算,让他算!”这样,我就被拥簇到一绝壁下。30多与会者围在“高人”周围,似乎是在听一场外加的学术报告。
人静下来后,卜师首先说:“你是他的领导。”“他”指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刘玉林。这不难判断。我和刘的年龄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们有师生关系,很简单。然后,卜师拉着我的左手,揉。说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软。”这也不错,但祇是描述性的说辞。卜者又道:“这是虎掌。”心想,这是不是恭维话?卜者稍顿数秒,结论有了:“不过,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了,有大难,快往西走!”
众占卜爱好者没有提问,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里即刻明白了,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线人”。不过,他可能是玩儿错了地方,这里研究各占卜学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门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点的迷津,我们还是照样地走去,没有向西,也没有向东,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悬在翠屏峭壁上的圣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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