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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檢警官展示所查獲的僞假證照。(資料圖片)
擔心被抓,不敢坐地鐵;因為錢財,他們變“冷血”;為了排除寂寞,陌生男女搭伙過日子……記者調查了解到,今年以來,僅青島機場邊檢就已經查獲偷渡案件近10起。都知道出國打工賺錢多,那在外打黑工究竟過的是啥樣日子呢?4月18日,曾在韓國打黑工的兩位年輕人向記者講述了他們的遭遇。
■人物一李洋(化名),男,25歲,來自威海,在韓打工兩年,現在國內一韓企工作
不敢得罪人,不敢坐地鐵
4月18日,記者聯繫上了曾在韓國打了兩年黑工的李洋。大學畢業後,因在國內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23歲的李洋便通過當地的一家出國中介,辦理了為期三個月的赴韓國的研修簽證。“盡管家庭條件並不富裕,但聽別人說,來到這裏後可以一邊上學一邊打工賺錢,基本上可以賺回本錢。”他告訴記者,當初他純粹是懷揣着一舉兩得的夢想來到韓國的。但沒想到三個月簽證到期之後,自己就淪落成一名街頭黑工了。
2009年9月,李洋如願以償地來到了韓國仁川的一所私立專科學校。“一開始,我還能堅持天天上課。”但這種狀態僅僅維持了一個月。李洋告訴記者,後來經朋友介紹,他在學校附近一家餐館做起了服務生。“每天只干5個小時,平均每小時賺3000韓元(約合人民幣16元左右)”他說,為了能盡快賺足自己的簽證費用,他就徹底放棄了學業,專門在一些建築工地找零工。“建築工地雖然很累,但每天能拿到至少5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70元左右),如果運氣好的話,每天能賺10萬韓元甚至更多。”李洋稱,在國內找個體面的工作也不過如此。
就這樣,李洋開始和許多“黑人”一樣,過上了打黑工的日子。“那段日子,沒有合法的身份,最害怕的就是在街頭被抓住檢查證件。”李洋告訴記者,越是到重大節日的時候,他們就越不敢出門,感覺自己就像過街的老鼠,即使出去買東西也是來去匆匆。
為了防止被抓,黑工們平時也經常交流經驗。“除了盡量少出門外,還不能乘地鐵。”李洋說,自己在選擇出行方式時只能選擇公交車。“由於地鐵站人流量大,是法務部工作人員的主要活動場所。”李洋說,經過兩年的摸索,他總結了一些“反偵察”經驗:“不在中國人聚集的地方居住,不在黑工多的工廠幹活,不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不要得罪任何人,以防有人舉報。”李洋告訴記者,在韓國打黑工的這段時間裡,自己曾經和法務部的工作人員“親密接觸”過兩次,在第二次,他“落網”了。
第一次和法務部工作人員僅僅相隔100米。“因為去小賣部買煙,我躲過了一劫。”李洋告訴記者,2010年秋天他和一批黑工在水源市郊的一個農場收白菜時,被當地人舉報了。“當時是上午10點多,中間休息的時候我去附近一家小賣部買煙,回來時遠遠地就看到了農場上圍了很多人。”他說,一開始以為是有人打架,但仔細一看才知道是法務部來抓黑工了。李洋趁機躲了起來,直到法務部的車子走遠了,才敢出來。李洋說,這件事情之後,他在租住的地方躲了半個月,直到“嚴打”的風聲過去後,才又出來找活干。
“第二次和他們短兵相接,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自己的手上就多了一副銬子。”李洋告訴記者,事情發生在2011年7月10日下午。“當天正好是周末,下午的時候工廠裡來了一輛車,一開始以為是老闆的朋友。”他說,自己剛剛要進車間時,就被其中兩個人戴上了手銬。“他們是法務部的便衣,當時抓了10幾個人,都是這個廠子裡的。”李洋說。在看守所待了一周後,李洋被遣送回國。“雖然在韓國待了兩年,但只帶回了兩萬元錢(人民幣)。”
■人物二劉超(化名),男,33歲,來自日照,在韓打工三年,目前在老家打工
黑工之間借錢是大忌
跟李洋不同,劉超高中畢業後就開始在外打工,但幾年下來卻沒有攢下多少錢。“當初結婚時,對方父母嫌我窮,但妻子最終還是堅持嫁給我了。”婚後他便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省吃儉用,但一年下來也只賺了兩萬元錢。“後來,在跟一個工友聊天的時候,他告訴我在韓國打工一年能賺10萬元。”劉超通過東拼西湊籌到了近八萬元。2008年,他通過僞造個人資料,在一家出國勞務輸出公司辦理了赴韓考察的商務簽證。在韓國一待就是三年。“語言不通,找工作也很困難。後來在安山市認識了一個中國老鄉,好不容易才托他幫忙在一個建築工地找到工作。”他告訴記者,“一天工作10個小時,雖然比較累,但只要有活干自己就是快樂的。”
“最受不了的就是孤獨,一開始每當下班回到出租房後,便躺在床上對着天花板發呆,周圍沒有任何人跟你講話。”劉超告訴記者,漂泊在外,不管是男還是女都非常不容易。很多男人都有“女朋友”,很多女人也都有“男朋友”。“其實現在來看感覺很荒唐,在國內都是有家有室的人,但到了國外又都跟別人住在一起了。”劉超說,“但是,處在那種環境之下,這些事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一般女人出國也都是為了賺錢,但初來乍到的女人又都沒活干,這時就不得不靠男人了。”劉超說,男人為女人找工作,女人為男人洗衣做飯,是在中國黑工中普遍存在的“潛規則”。“我們就是在一起搭伙過日子,平時我賺的錢還是定期寄給家裏,她賺的錢也寄給自己家人。”他告訴記者,大多數人交往之前都會約法三章,互相不會破壞對方的家庭,而回國後也都不會再有任何來往。
“我們這些人都有一個原則,就是不會輕易借錢。因為我們都是黑工,說不定哪天誰就會被逮住,這樣借出去的錢就都打水漂了。”他強調道,“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仗義,我們可以為你找工作,暫時管你吃住;甚至在遇到有人受欺負時,我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出手相助。但唯獨借錢這事得好好考慮。”
“曾經有一次,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哥們,在一場意外事故中出車禍了。”劉超說,被送到醫院時,這位同胞情況已經非常危險了,當時現場圍了5個中國人,卻沒有一個人願意主動替他交醫藥費。“其實我非常理解這些人。”劉超稱,“在這裏打工的一般有兩種人,一種是在國內就負債纍纍的人;另一種就是想盡快致富的人。這些人都很可憐,很多人還是像我這樣,拋妻舍子的,都非常不容易。”後來,由於老父親生病,懷揣着掙來的五六萬元錢(人民幣),劉超踏上了回國路。目前,劉超在老家打零工為生。
■調查
出國打黑工主要有三種手段
記者從邊防部門了解到,2006年、2007年青島查獲偷渡案件達到一個高峰,而近幾年偷渡的數量仍不少。其中,僅青島機場邊檢站在春節過後至今,已查獲近10起偷渡案。
青島邊防支隊偵查隊執法人員介紹,從目前查獲的案件情況來看,“出國打黑工”呈現出三個特點:一種是騙取簽證,這也是最常採取的手段,一般是年輕人以留學的名義,年紀大的就以出國考察的名義,通過僞造一些證明材料,讓自己獲得某學校學生或者某公司員工的身份,在大使館申請到簽證,然後從口岸出國;第二種就是在出國旅遊時非法滯留,現在比較高發的情況是從2010年以來的“日韓連線游”,遊客只需申請日本的簽證,所以在遊客離開日本後,就難以掌握遊客到達韓國之後的行蹤,有的遊客藉此機會滯留韓國,目前這種旅遊非法滯留的方式相對高發;第三種就是通過中轉站的方式偷渡,中國遊客到韓國的濟州島現在不需要簽證,所以有的遊客就先到濟州島,然後通過關係,中轉到韓國非法滯留。
“現在基本都是通過這些形式通過口岸偷渡,很少出現以前那種偷爬外輪或者乘小漁船的偷渡方式了。”青島邊檢站的執法人員表示,這也對邊檢人員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驗。邊檢人員告訴記者,在他們的口岸僞裝通關,不少偷渡者被執法人員慧眼識破。部分偷渡者簽證本身是僞造的,對於僞造的證件,執法人員經過學習,都掌握了一定的辨認技能,發現有嫌疑的,還可以送往專門鑒定實驗室鑒定;再就是僞造身份騙取簽證的,執法人員會通過觀察或者提問來辨別。“比如有的偷渡者,本身是農民的氣質,出國目的卻是商務考查,氣質完全不符,我們一般不會讓這種偷渡者通關。”執法人員告訴記者。
每個“客戶”非法中介能賺兩三萬
4月19日,記者撥打了不少能辦理出國勞務的中介公司電話,多數公司都稱自己十分正規,明確表示不會協助偷渡。不過,記者從網上撥打一家沒有名字中介的電話,對方稱其公司在萊西,表示花8萬元可以給辦理去韓國的簽證,但在記者表示想和對方見面時,對方可能發現情況不對,馬上掛了電話。
青島環太經濟合作有限公司是經過青島商務局批准的勞務派遣公司,公司的翟先生告訴記者,他們公司主營派遣勞務去日本的業務。“正規的勞務輸出途徑,是先從各地的基地公司(由政府設立)吸收想出國打工的人員,然後彙集到他們的派遣公司,他們與日本的公司聯繫,日本公司通過對這些人員技術、學歷等條件的審查,甚至還要面試,才能予以錄用,最後由他們辦理派遣手續。”
“有些公司可能沒有勞務派遣的資質,但為了牟利,就忽悠一些有出國打工想法的人,讓他們交納高額的手續費,然後騙領簽證。”翟先生表示,被查獲的偷渡者,多數知曉自己是在偷渡,有的則確實不知道是偷渡,還以為派遣公司辦理的都是合法手續,結果交出去的錢打了水漂。“不走正規手續的偷渡者,多是沒有學歷技術,或者是年紀偏大的人。”
根據一些被查獲的意欲偷渡出國務工者向邊防機關交代,目前非法中介辦理至韓國的偷渡手續要5萬元至6萬元,日本7萬元至8萬元,歐美國家則至少需要十幾萬元。非法中介在每個“客戶”身上至少能賺2萬元至3萬元。
■提醒
出國務工要選正規中介
記者從青島市商務局獲悉,辦理出國勞務的公司屬於特許經營,目前青島市經過審批的共有36家。市民如果想出國打工,一定要選擇正規中介公司。目前,商務部、公安部等已聯合出台規定,要求縣級和縣級以上政府成立對外勞務合作服務平台,統一招收出境勞務人員,不給非法中介留下生存空間。記者李保光張同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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