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丐武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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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泉墨客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东堂邑县一位59岁的老人去世，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上万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行列络绎数里。

这位老人叫武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武训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训本没有大名，因在同辈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岁丧 父、七岁丧母，自小行乞为生。目不识丁的武七，却在心底一直编织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他要集资兴办义学，让贫寒的孩子们都能读书！

自21岁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找机会为人家做工，同时有空就出门乞讨。每次讨得较好的衣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衣衫褴褛，每日仅以两个粗 馍维持生存。

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换取赏钱。乞讨所得的钱积攒到一定数目，他 就寄存于大户人家，以谋得一些利息。逐渐的武七也能够典买些田地，备作学田。而他自己则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 南、江苏等地。

三十年后，在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学校建成后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 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生50余人，不取分文。武七自己不识字，但他对老师的敬重几乎超过了神。

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侍立门外， 专候磕头进菜，等老师吃完自己才吃些残羹剩饭。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下跪以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 学习的学生，他下跪哭劝。如此，义塾师生，无不用心教学和学习，学有所成者日众。

此后武七得到寺院、官绅相助，在馆陶县杨二庄和临清县御史巷兴办了第二所和第三所义学。武七的义举很快传遍乡里，并传到朝廷官员耳中，清廷嘉奖并赐名为训。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武训病重。23日，武训在临清县御史巷义塾边，听着众学童朗朗读书声含笑离世。

*《武训传》遭遇党文化

自清末、民国，直至1950年前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穷国，并因连年战争造成众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认为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因而武训无私兴学的精神在民间、官方都备受推崇，当地百姓甚至尊称他为“武圣人”。

1950  年12月，电影《武训传》公映。电影在全国上下，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几乎好评如潮。然而谁也没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批判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 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社论虽然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从此拉开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场所谓知识 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

发动政治运动，自然党员首先带头。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紧接着，一些善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文人， 如周扬、何其芳等，纷纷出面写批判文章。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教、历史研究部门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组织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并纷纷表态。据统计， 从5月份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8月底的三个月间，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以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 余篇。

也许仅仅靠煽动和政治威胁还不足以让部分坚持良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个“斗争手段”——欺骗开始粉墨登场了。开展大批判的同时，以江青为首 的16人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 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表面看来，《调查记》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据。许多原本尊敬武训的国人因此真的 相信了《调查记》的结论。

然而《调查记》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后来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惯用的“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当时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 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据当年参与调查者35年 后的披露，“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 况》）

这次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的确使得中国人彻底“改造了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恶观，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彻底颠 覆。武训虽未读书，但其一生的行为却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儒家“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

然而在党文化中，衡量好坏善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主 旋律”。《武训传》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讲的是“暴力革命”、“阶级仇恨”，“仁爱”自然成了党文化的截然对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训也 许想不到，如果当年他把乞讨得来的钱吃喝嫖赌挥霍殆尽，然后再去富贵之家劫掠，那么他在后来党文化主导的历史中，或许反而会成为被正面讴歌的“反封建”形 象。

在这次《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段，此后被大量运用于各种运动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无不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武训其人早已亡故，无法直接 将肉体迫害加诸其身。

不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到底还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学生们掘开，尸骨被焚烧，塑像、匾额、祠堂被毁。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政 治运动所强加于人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

在高于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环下，一切罪恶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据。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是 为了划清阶级立场；亲友互相告发揭秘，成了“大义灭亲”。掘坟毁祠这种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绝对下作的行为，也成了“爱憎分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