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12-5-13 14:02:11
|
显示全部楼层
60年大饥荒河南信阳惨况:兄弟俩打死妹妹烤着吃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
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了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原文空缺)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