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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风舞轻扬7 于 2014-1-1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根据地百姓负担，由轻到重有一个变化过程中共抗日根据地百姓的税负负担，大致可以皖南事变为分水岭。此前，因有国民政府之固定拨款及海外捐赠，根据地税负较国统区明显为轻；皖南事变之后，民众负担陡增。 1939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纳的公粮占总收入3.63%，1940年占6.29%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之初，规定“每人全年收粮在350斤以下者免征，350斤以上者，最低税率1%，最高税率7%”、“凡出租土地依靠收租生活的地主，其每人所收租粮不满300斤者征1%，300斤以上的按税率表加倍征收；佃户则按税率表减半征收”。在实际征收中，任务被摊派到各村，“照条例就不能摊，能收多少是多少；摊就一般不能按条例，只要求完成或超过任务。”所以条例只是一个参照，无法真正执行。在这一阶段，农民的负担还相对较轻，边区农民1939年交纳的公粮占总收入3.63%，1940年占6.29%。 1940年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出现粮荒，有些地方的农民被借粮八九次皖南事变后，来自国民政府的拨款和海内外人士捐款断绝，经济封锁使原本落后的根据地雪上加霜。与此同时，边区脱离生产的干部，从1937年的32200人增加到1941年的73117人。在最困难的几个月，边区出现了粮荒，人们没有衣穿，没有油吃。 1940年，边区计划征收救国公粮9万石，而当年实际需要的数字是14万石。由于征粮不足，只好在1941年4月进行了一次征购和两次借粮。征购以实际价格的三分之一向农民买粮18751石，另借粮49705石。为借足粮食，延安、鄜县等少数地方先后被借粮八九次。 1941年，因征粮数量大，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不征足粮食“不准回延安”到了1941年秋收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同时向老百姓承诺，过去的借粮一定归还，来年不再借粮，再不官价买粮。因为征粮数量大，边区工作人员的压力很大，以致边区政府下令，“粒米根草入仓入站才算完成任务，否则不准回延安。”经过七个月的征粮，共入库公粮201617石，超额完成任务。 1942年时，因为上一年给予农民的负担过大，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所以征粮计划降到16万石。除了救国公粮，陕甘宁边区百姓还要交纳地方教育粮等附加，约占公粮的7.5%。 人要吃粮，马要吃草。1941年征收公草2500万斤，在数量上是充足的，但各地区牲口数量不一，有的地方用了一年没有用完，而延安的公草只用了八个月就告罄。为减少公草浪费，1942年实收1600万斤。…[详细 1942年，晋察冀边区贫农需拿出人均收入的7.34%上缴；地主需拿出64.38%晋察冀边区建立后，实行县、村“合理负担”，即统计各户的资产、收入，然后按规定纳税。冀东规定，“每人平均1亩100亩以上划分为十三个等级，每人平均收入不足100斤红粮的不计算征收，超过100斤红粮（折合0.5个标准亩）的累进征收。最低一级每标准亩征3.6分，各级累进率从0.1增到0.4。”不久后，边区政府又恢复了田赋。 1938年11月，晋察冀边区也开征救国公粮，“各家全部收入，折米计算，以其人口平均，每人平均小米1.4石以下者不收。1.5石至2石者收3%，2.1石至3石者收5%，以后每加1石递增1%，增至20%为止。”开始时免征点较高，负担面在40—50%，后来降低了免征点，负担面扩大到60%。边区的救国公粮不统一征收上去，而是留在各村各户，各部队凭借军用粮票就能随时随地获得粮食补给。 晋察冀边区的供给构成是：军政人员吃粮靠征收救国公粮；军政经费开支靠征收田赋和税收；存款开支用村合理负担办法解决。农民要支付以上三项税收，压力无疑是很大的。尤其是1940年前，村款一项没有明确规定，包括了支差费、招待费、小学经费、开会费、村干部旅费、应酬敌伪费、标语费、新战士路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整个边区每年要征收8000万元。 1941年，晋察冀边区脱产的军政人员占总人口5.9%，约59万人。按每人每年5石小米的最低标准计算，全边区的军政费用就要296万石米。而边区1940年的公粮收入只有160万石。为了克服财政上的困难，1941年边区政府在分配征收任务时，总数比前一年的实征数增加了53.7%。 从1939年到1941年，晋察冀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1941年边区每人平均负担正税43.2斤米，比1940年的36斤增加20%。1942年的百姓收入比前一年明显下降，需要交纳的粮食则进一步增多。贫农人均收入仅2.18斤谷子，却要拿出7.34%的0.18斤上缴；地主的收入虽然较多，人均有8.93斤，但要上缴其中的64.38%。1943、1944年负担刚刚下降了一些，到1945年又再度回升。 除正规负担外，根据地农民还要承担不少杂役如前所述，根据地百姓最重要负担是缴纳农业税, 称“救国公粮”或“合理负担”，后来发展为“统一累进税”。但除此之外，百姓们还要为军队承担代耕代收与支差、战勤等劳力工作。任务重的时候，百姓每月要为军队服务20天。 根据地百姓需承担多重劳役如运输食盐，有的农民为避役甚至不惜杀死牲口1941年是各根据地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在陕甘宁边区：“人力负担，每劳动力平均100——115天；畜力负担，每畜平均65——75天；正式财粮负担，每人平均54斤小米，占总收入的15.31%；非正式财粮负担，每人平均81斤，占总收入的23.14%”。当年边区每人的平均收入为350斤细粮，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还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上交政府。 由以上统计可知，除了交粮以外，边区老百姓还要承担劳役。劳役有多种，如为边区政府运送食盐。边区规定，凡有牲口的百姓与合作社均有替政府运盐的义务。老百姓在1942年运公盐12万驼（每驼150斤），每驼交付政府105斤，剩下的45斤充当运费。老百姓也可以交纳代金，每驼边币1000元。运盐工作耗时耗力，以1940年延安、延长、临固、志丹四县为例，每个劳动力外出运盐分别为 19 天、10 天、2 天和 18 天。有的农民为了逃避运盐，不惜杀死家中牲口。 边区百姓的另一种劳役是所谓“代耕代收”。边区规定，当军人家中缺少劳动力时，其他民众有帮他们代耕代收的义务。各县成立“义务代耕队”，自带伙食，不得接受代耕家属报酬。边区中抗工属(抗日军人家属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数量庞大，如延川总计人口 64220 人，抗工属就达14167人，清涧县总人口为 82323 人，抗工属有16606 人，两县合计需代耕的土地有四万垧。…[详细 根据地百姓还要承担战勤任务，为抗战部队提供抬担架、做鞋等支援抗战开始后，各根据地基层一般都设有支差机关，起初比较混乱，有的人一个月要支差20天，以致耽误了秋收。后来，各根据地大都制定法令，规定了18岁至55岁民众的战勤义务。 1941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抗战勤务动员办法》，规定每人每月勤务不超过5天，勤务内容包括运输、担架、缝军衣、做鞋、送报等。同时“停止支差费用之发给，教育民众，使群众了解服战勤是大众的神圣义务。” 在晋绥边区，1940年农民的劳力负担最重。临县姚家崖村在1940年1月，每个村民平均支差达20天；同县的安业村，每个村民平均也有12天。1941年，具体条例出台后，两村村民的平均支差天数都减少到3天。 晋绥边区的规定是，人力、畜力的战勤负担，按“工”计算。如运输勤务，里程为20里至30里，人力背挑负重40斤至50斤往返一次计一个工。原定每人每月服务战勤以5个工为限，但1942年根据地面积、人口都大幅缩减，于是参与战勤的人员扩大到16—18岁男子与51—60岁女子，战勤天数的限制也被取消。 晋冀鲁豫的军事支差分两种，一为战时支差，一为临时支差。战时支差又称为“民夫参战”，内容与上述晋察冀边区相同。山东根据地的战勤动员则分为支差制（义务负担）和雇差制（工资制）。1941年，胶东区动员9万多劳力，从200里以外，将800万斤公粮搬到了前线。…[详细 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李维汉《回忆与研究》、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常鹏军《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的农民负担》、杨海艳《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研究》、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等 结语 综上，不难看出，抗战之艰难程度与敌后根据地民众牺牲之巨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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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7 0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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