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刻意隐瞒的历史——义和团嗜杀和愚昧举世无双

FRANKSTON

中共颠覆民国政权之后的教科书罔顾史实极力赞美历史上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姚雪垠描述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就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化身——篇幅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是义和团与太平天国。

近来从网上看到有关义和团的史实，令我瞠目结舌！读此文，极易联想起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暴行。

                      下文作者：信力建  本博转载时有删节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因为主体是所谓“人民”，因而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不仅运动本身被定义为“反帝爱国运动”，而且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块儿被视为近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然而，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无论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倒是它的残暴愚昧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值得探究探究。

先看其嗜杀。义和团事件中，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另外，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在“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

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显然，这义和团根本不是什么仁义之师，而只是一群屠夫。

据《王大点庚子日记》记载，王大点在义和团运动中喜欢看热闹，而看到热闹最多的就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支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再来看愚昧。1949年前，中国社会对创始于嘉庆年间蔓延至直隶的义和团的看法是邪教。“……数十年来，俱视之为邪教。”徐一士、徐凌霄同撰的《霄凌一士随笔》谈及义和团使中国“创痛深巨”，“几于不国”时说“故事后道及义和团，莫不加以诋斥，视为妖孽。”

义和团是邪教妖孽，首先是因为义和团所到之地，逢处便设坛行拜，“城中为坛场几满。(坛场是义和团习武练艺之地---引者)”“乡野村庄，莫不有坛”。除了广设拳场，还遍贴招帖，大行怪力乱神之道。山东、河北、山西境内拳匪每当夜深人静，就“四处皆焚香念咒”，“升黄表”(烧纸)。同时“以凉水润身，聚无知童子数人，向东南立，咒毕，童子倒地，召迟，令起舞，或授以拳棒，如临大敌，……”。深夜如此，白昼如何？时人记载：拳民若出动，“则呼市人向东南而拜，人无敢不从者”在拳乱大发之际，拳民则在各处“每日招摇过市，头扎红黄二色包巾，腰系红带，手执单刀。路遇穿洋布者，立时扯碎。偶一不服，即以单刀相向。日则沿途滋扰，夜则群宿庙宇。”

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视为神圣的招贴上究竟是些什么内容：“日出东方一滴油，惊动弟兄天下行，……杨二郎惊动封炮王，封炮王惊动老君来显灵。”他们的招贴也颇有些嫁祸于人的意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故而要借助神仙之力一逞拳能：“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是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顽。”可以说，全是怪力乱神。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将修练要义和成果恣意玩乎於坊间，大面积干预世事而不祸国殃民最终自毁于世的。义和团拳乱也是其中之一例。他们借助于民间武术，利用人们对气功传统的信赖，大肆宣称自己拥有各种“神术”，例如能以刀枪发火、能以咒语控制火势、能“以刀兵斫斩皮肉而不伤”、能枪炮不入、火不烧身等等。 对于义和团上述妄言妄行，清朝政府官员、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当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看看他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义和团行为方式的愚昧可笑：“……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用刀用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又向地上土上指画，群呼之曰照。(盖北方呼火燃之音即“着”字。)立时火燃，盖先时暗中预布置者，然且不效者比比也。更自称应烧者烧，其余不连延，亦大都不验。”都有记载的北京前门大栅栏乃至正阳门一带连日大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义和团并以火听人指挥而不许救援，从而将京城市面精华一举烧尽(后详)。而眼看大火延及正阳门，这些愚民暴民则吓得四散逃溃了。

再看看义和团如何能“枪炮不入”：“其最愚弄人能避枪炮者，名曰金钟罩。又取十八岁以下至二十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上法。是彼党诞妄无稽，而智笑愚骇，莫可究诘者也。”那真的中了枪弹情况如何呢？伤及致命处当然必死无疑，但死了也当活人抢回。抬到坛场，让他们的“大师兄”查看。看后辄曰“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

再次，义和团运动将社会沉渣聚集一体，“匪多乡僻愚民”，无知无识却贪婪张狂十分：“入五都，遇物诧怪”，把铜片做的店铺招牌当作金子拆之掳去者不足奇怪，更有愚贪者，把牛膝当作人参大肆嚼啖拒不吐出，却把刚刚贪入口中的西洋糖果哇哇吐出，硬说那是“矾也”！更为愚昧的是，在斩杀“二毛子”“三毛子”即中国教民或与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采用的验明证身的方法。这种方法，即不是当事人的自我表白，也不是拳匪自己的判断，乃是“焚香燃表”。然后观结果，定身份，决生死：“烧香一柱，焚纸一页。如果香不燃，纸焚不尽，便必杀无赦”。

义和团的愚昧还体现在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一概拒绝上。

这一是表现在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据说，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此外，义和团还公开宣传“拆铁道，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这些都先是出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敌视。

其二表现为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即卷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这些行为都是蒙昧主义的体现。

爱国的方式需要选择，热情却常常用错了方向，并因此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人类的悲剧也因而一次又一次上演。历史总是可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局外人的眼中看来，所下的定义应该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内战。（本博：国共内战与太平天国相比破坏力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