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铁桶里长大的一代

雨夜

承担不起的期望——读“‘老三届’人才群现象”有感

作者：吴道平

读了张树斌“‘老三届’人才群现象”一文，作为文章所描写的那种当过农民，当过代教，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又上过大学，”进行了知识更新“，”中国社会上目前最大的一个人才群体“— ”老三届“的一员，不禁内心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感慨万端。

张先生对我们这代人的理解、夸赞和期望，我在心存感激之余，有承受不起之感。

当今，我们这辈人枯荣各异，地位悬殊，照说难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加以讨论。但是，我们确实有着可以清楚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人群的特性。

就如张先生所说，我们曾经有过“从经济到政治的非凡的大起大落的艰苦经历“，曾经“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对我国的社会现实看得更清楚”，但是，张先生“肯定地说”，“中国政治变局和思想变局的划时代人物，必然出在‘老三届’人才群体之中”的期望，恐怕最终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因为，张先生没有看到我们这代人根本的弱点，这个弱点使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期望。

这个根本的弱点就是，由于我们从小被反复灌输了专制教育体系下的一套意识形态，这套教条就如枷锁一样束缚住我们的精神，使得我们难以在科学、政治、文化领域作出有开创意义的突破；我们即使是一只苍鹰，在锁链的捆绑下也难以展翅高飞。

这套意识形态包括一套话语系统，一个哲学体系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的对历史、社会、人生、科学和文化的垄断性解释。由于通过教育、新闻、文艺等各种形式几十年的灌输，那套意识形态的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想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那套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话语系统耗尽了我们容纳其他话语的空间，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主要工具；我们已经不会使用那套话语允许范围之外的范畴、概念、语词来思考，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除了我们和极少数的地区之外，已经没有人再使用那套话语系统，包括在那套话语的原始产生地。

和人类历史上种种经典的哲学体系相比，官方强制灌输的哲学体系简单易懂。它从错误而武断的前提出发，以其简单直接，逻辑清楚的推论，很容易与中国社会把常识当作绝对真实的传统相结合，所得到的结论至今还为我们这代人中的多数坚信不疑。

即使在已经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在精神上自我维护那套意识形态。这些就如锁链一般把我们的精神捆住了，使得我们难以挣扎出来，不愿思考一下其他体系是否有合理性。

于是，在我们一代人身上，就可以看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光怪陆离的现象：

——有些人主张自由民主，却认为作为专制基础的那种哲学还是对的，甚至进而认为之所以出现专制或出现政策上的错误，是由于那种哲学没有被坚持到底；因此对那些在理论上或行动上不同意那套哲学的人，轻则嘲笑讽刺，重则辱骂攻击。

——当物理学教授的人拼命反对相对论，反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反对大爆炸宇宙学，还认为“文革”中对广义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有合理之处，号召回到经典力学去，其理由就是当代物理学的这些发展不符合那种哲学的原理。

——高举反专制旗帜的“民运”，其内斗的激烈程度，所用的手段简直和他们反对的专制政权一样；同样你死我活，同样不择手段，而且有同样一套理由来为“内斗”开脱。

——大规模留学西方三十多年，上百万人曾经出国留学、进修，其中不少就是我们这代人，却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科学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相比，杨、李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国留学，人数每年只有数百人的规模，来美十多年就获得了诺奖。再看看至今在科学领域内所有获得诺奖的华人，没有一个是接受过那套意识形态的灌输的。

因此，我们这代人，包括中国现在当政者在内，如果没有深刻的、痛苦的自我反省，脱胎换骨，自我突破，挣脱那些捆绑在我们精神上的枷锁，将注定是没有大成就的一代。我们中可以出许多专家，却出不了大家，出不了大师；在专业领域内，可以守成、小修小补，却难以有开创性突破；可以让自己和妻儿活得舒舒服服，过中产以上的生活，却救不了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可以成为通晓专制政治游戏规则的精明政客，却成不了高瞻远瞩、有胸襟、有胆识开创历史的大政治家。在任何领域内，我们注定只是过渡的一代人，无法“划时代”。

不仅如此，在那套枷锁的束缚之下，面对着价值的判断，我们常常陷入惶惑和内心冲突：我们看不到那些我们珍爱而且愿意实行的价值的源头所在，因为从那套话语和哲学出发，无法逻辑地推演出那些举世公认的价值来。行善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自己自然本能上的满足，却自我怀疑那有悖于以信仰为前提的逻辑结论；作恶的时候，我们受良知的谴责，却又有那套话语和哲学给我们安排了一条精神解脱之途。我们心目中的“真”常常在和“善”斗争，就如王国维曾经痛苦地说过的那样，似乎“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面对着举世公认的一些价值命题，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从小接受的意识形态的必然结论协调，要不就模糊过去，要不就内心冲突，矛盾。

我当然知道，以上种种问题，也不单单存在于“老三届”身上，近代以来的几代人多多少少都背着那沉重的精神枷锁。

但是，与我们的祖辈、父辈相比，我们不仅缺少他们那种可以在众多价值体系中选择的机会，比较、选择自己信仰的机会，也缺乏他们身上残存的传统文化的光明面，因此在价值判断面前，就不如他们从容，自信。

和我们的后代相比，在我们成长的年代，也缺乏像他们那样可以窥视外面世界的窗口，因此不如他们具有挣脱枷锁的潜能。

我们是在铁桶中长大的一代。

当我们这一代人走向暮年的时候，说句残酷的话，即使拼命去打破那套枷锁，即使顺利地打破那套枷锁，也来不及在科学上做出可以与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那样的成就了；别说那样的划时代的成就，就如杨、李那种在学科局部上的突破也可望而不可即，说这是历史的宿命也好，个人或群体的悲剧也好。

很抱歉我不得不对同辈人说出这样近乎残酷的话。我只是想说出张先生所忽视的一面， 希望那些对我们抱太大期望的人们有个冷静的思考：与其对我们一代人抱过高的期许，倒不如以我们为教训而努力使下一代人避免重蹈覆辙。如果因此伤了同辈人的心，引起同辈人的悲愤，我只有说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真话会让人不安，但真话总需要有人说出来。知我罪我，听凭读者了。

二○一四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