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否定列宁死于“性病” 实遭斯大林毒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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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赞同将列宁之死归结于家族病史、身心压力甚至中毒，前些年一度盛传的“性病”之说基本被否定。来自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列夫·卢里更是语惊四座——他声称，斯大林有毒杀列宁的重大嫌疑。


本文来源：《青年参考》2012年5月23日第26版，作者：章鲁生，原题：《斯大林谋杀了列宁？》

　　斯大林为何会被指为谋害列宁的嫌凶？一些学者认为，从他们的种种嫌隙入手，或许能找到头绪。

　　不过，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列宁遭斯大林毒杀的论调，在学术界属于非主流观点，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质疑尤为强烈。

　　据美国《纽约时报》消息，5月上旬，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次病理学研讨会上，列宁的死因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赞同将列宁之死归结于家族病史、身心压力甚至中毒，前些年一度盛传的“性病”之说基本被否定。来自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列夫·卢里更是语惊四座——他声称，斯大林有毒杀列宁的重大嫌疑。

　　长久以来，坊间一直流传着与卢里相近的观点。斯大林为何会成为谋害自己的导师兼战友的嫌凶？一些学者认为，从他与列宁间的种种嫌隙入手，或许能够找到头绪。

　　传列宁病退后与斯大林不睦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与后世的情况不同，这个新设的职位主要负责领导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并非党的一把手。与此同时，列宁的健康状况却日益令他的同志们担忧：右肢瘫痪，口齿失灵，甚至丧失语言能力……据说，这些都是他1918年遭受“女特务”芬妮·卡普兰刺杀留下的后遗症。

　　同年12月13日，列宁再度发病，不得不入院治疗。斯大林借此机会，想方设法扩大自身的发言权。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列宁在两项重大政策上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首先是民族问题。在筹备建立苏联时，斯大林曾主张，自己的老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先组成外高加索联邦，再加入苏联；而实际上，三地此前均要求单独加入苏联，并得到列宁力挺。斯大林的方案被否后，仍想方设法打击“带头唱反调”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引起了列宁的不满，后者指责斯大林“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

　　再就是外贸垄断制问题。1922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放松外贸垄断，斯大林是支持者之一。当时，病榻上的列宁无法列席会议，得知这一决定后，他马上建议中央暂缓执行该决定。在列宁的授意下，托洛茨基于两个月后的中央全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捍卫外贸垄断制，斯大林一派被迫妥协，中央全会撤消了发布没多久的放松外贸垄断的决议。

　　列宁之妻受斯大林斥责

　　如果说，上述两点分歧均属正常工作范畴，二人均未将个人恩怨掺杂其中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些学者认为就不是那样简单了。

　　1922年12月21日，列宁就外贸垄断问题继续传达指示，在一封口授信中要求托洛茨基“不要停下，继续进攻……”，向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施压。信是由列宁夫人克鲁普茨卡娅记录并转交托洛茨基的。第二天，获知此事的斯大林就给克鲁普茨卡娅打了电话，斥责她“破坏了患病领袖的生活制度”，以“非常粗鲁”的语气对后者严加斥责。

　　出于维护革命导师健康的考虑，委屈的克鲁普茨卡娅并没有向丈夫诉苦，而是于当月23日向列宁“最亲密的朋友”加密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写信求助。直到两个多月后即1923年3月5日，克鲁普茨卡娅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列宁。有史料显示，列宁听后十分气恼，立即致信斯大林：“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不肯轻易服软，他告诉列宁的秘书：“这不是列宁的话，这是他的病在作怪。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如果我的妻子做了错事，受了处分，我认为我没有权力去干预。”不过，他还是就自己的无礼作了检讨：“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那些话，我可以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要我怎样？”至于列宁是否看到了这封检讨信，目前难以考证。但随后发生的事实是，列宁未能出席1923年的苏共十二大，他向逐渐露头的官僚主义展开猛攻的计划也落了空。

　　未能兑现的“政治遗嘱”

　　斯大林斥责克鲁普茨卡娅，只是他与列宁个人关系的插曲。很多证据显示，列宁对斯大林的脾性非常了解，即便没有这次言语交锋，二者的关系也不会更和睦。如 1920年初，老布尔什维克玛·瓦·福法诺娃曾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咨询列宁，后者回答：“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斯大林是个爱报复的家伙。”

　　1921年俄共十大期间，列宁又在季诺维也夫面前批评斯大林，称“这个格鲁吉亚厨师只会做辣菜”，意指斯大林的性格过分粗暴。

　　因此，列宁在“政治遗嘱”中建议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拿下”，也就不足为怪。

　　所谓“政治遗嘱”是列宁患病期间，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陆续口授的《论合作制》等5篇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信函，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6位高级干部做了点评，其中只对斯大林提出了组织处理建议：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来接替他……

　　列宁本人并未打算把上述文章与信件当成“遗嘱”，而是准备将其提交给苏共十二大，在会上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但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病情恶化，不能言语，提交材料一事也就被耽搁了。直到1924年5月苏共十三大前夕，克鲁普茨卡娅才把它们呈交中央委员会，彼时，列宁已逝世数月。由于这些文字只传达到与会各代表团团长一级而非原先设想的全部代表，斯大林面临的压力因此减轻很多，擅长权谋的他遂将竞争者各个击破，最终大权独揽。

　　难忍病痛列宁曾欲自尽

　　正是因为两人之间嫌隙众多，“斯大林毒杀列宁”的猜测才不胫而走。1922年列宁健康恶化后，斯大林对此格外留心。列宁第一次中风后，斯大林就向医生打听了这种病，并查阅相关医学图书，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病得很重”，“是无法治愈的”，列宁“完蛋了”。

　　事实上，饱受病魔摧残的列宁确实曾经向斯大林索要过毒药，意欲结束自己的生命。斯大林在1923年在写给苏共政治局的一封密信中透露了此事，称自己虽然当面答应了列宁，但没有勇气执行这一要求。

　　尽管如此，列夫·卢里为首的部分研究者依然主张，斯大林的谋杀嫌疑无法轻易洗脱，因为他相信，病榻上的列宁正计划发动“政治清算”。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里·温特斯就此给出的旁证是，列宁死后，苏共最高当局下令，不得对他的身体组织做毒物学研究。另外，列宁的动脉硬化程度虽然严重，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有过几次严重的病情发作，“这种情况对中风患者来说，仍旧是十分不同寻常的……反而是某些有毒物质可能引发类似症状”。

　　当然，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列宁遭斯大林毒杀的论调，在学术界属于非主流观点，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质疑尤为强烈。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俄医学科学院院士尤里·洛普欣表示，列宁遭毒杀“纯属臆想”。“我查看了档案，又观看了相片和组织切片，不存在任何迹象，什么都没有……”洛普欣说，“列宁的死因只有一个，他负担过重，工作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