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评述毛泽东

雨夜

万里致函中央政治局建议

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七一”中共建党83周年前夕，中共元老万里以老党员的身份，致函中央政治局，并请政治局决定转致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

这封信长达八千字，是由万里口述，秘书记录整理后再交万里亲自核阅的。信中回顾了党走过的历程，建国后55年经历过的挫折、错误，以及在探索、学习中找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万里在信中提到，他在有限的晚年，有三个期待：一是以法治国，树立宪法地位，过渡要坚决，要加快，二是三农问题，解决要从法制上、具体政策落实上体现；三是本着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对历史负责，对毛一生作出新的评价，是时候了。

万里为了强调现在重新评价毛“是时候了”，特别在信中援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及邓、陈、彭、李、杨等老同志有关对毛评价和当时有关再评价记录在案的决议、意见等。其中有：8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央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有关内部若干意见；1991年1月中旬，邓和陈、尚昆等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西郊宾馆的座谈会，都提到要对毛作全面、科学的评价问题。

85年中央政治局关于重新评毛的决议

8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总设计师、耀邦同志建议：鉴于党内对毛泽东有关功过的评价、对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如果争议继续，会导致党内分裂，影响党的中心工作，也难得出经受历史检验的评价，留待15年或20年再作结论。

86年邓对毛评价的若干意见

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的联席会上，总设计师就若干争议作了阐述：

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违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15年，要不20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56人，表决结果：52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

彭真说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万里还引证了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党内元老、党外知名人士、民主党派，都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从建国、治国思想路线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改建毛泽东纪念堂；把毛泽东肖像从天安门上除下。

彭真在党内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

中央政治局收到万里的信之后，胡总偕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中宣部长刘云山，登门谒见万里。胡总对万里表态：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胡又说：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WBR>

薄一波遗嘱

——关于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

党内对毛泽东一生评价，长期有分歧。我们老的一代，对毛还是有迷信，怕对毛再评价，会影响党的历史，会影响老一辈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会影响党内团结，这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毛泽东一生功过是不能篡改的，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现在是时候，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档案逐步开放，让人民知道。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自己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农民运动造反者，是斗争领袖。事实上，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小平、陈云、彭老（彭真）多次在会议上说：毛泽东身上封建主义残余很浓，是个农民革命家。说毛泽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很多违心成分的。建国后，把斗争作为内外路线，搞到亡党亡国的局面，这段历史留给下一、二代作结论。

在文革之后的四千高干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就有不少老干部声讨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

方毅则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

陈云的“三段论”与陆定一的“两段论”：毛泽东有罪！”

陈云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发表了那句“三段论”的名言：“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陈云同志具体讲了些什么，就被封锁了。

他是针对“草案”中所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命题，而提出来的。显然，陈云同志是不同意这一完全违背事物本来面目的荒诞结论。在开始讨论这个“草案”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命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出来的，因此尽管不少老同志有不同意见，但谁也不敢吭声。在党内最高层也只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挺身而出发表这一铿锵有力、字字千钧的“三段论”名言。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辩论。

最后，小平同志鉴于大家意见分歧，又为了尊重陈云同志，他说：“这个《决议》，如果写不好，宁可不发表，等下一代人再去作结论。”

小平同志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为集中全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大局”是前提条件。在当时对毛泽东如何评定，就关系到“稳定大局”的问题。因此，他又提出：“不争论，向前看”这一原则性意见。终于为了顾全大局，大家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陆定一的观点基本上是跟陈云同志一致的，即都认为毛泽东是“有罪”的，而不是什么“犯错误”问题。他主张“两段论”，即以“反右运动”划线。从“反右”、“大跃进”、“彭总冤案”、“反右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里，毛泽东都是“有罪”的。这个说法也是站得住脚的。不说别的，“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万，这笔账也应该算在毛泽东头上。无论从“人性论”角度看，还是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看，能说毛泽东没有罪吗？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如同蚂蚁，是最不值钱的。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WBR>

７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莺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编者的话：

拜读了朱老总的临终遗言，不禁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的一心为公、忠厚持重的长者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心底里。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在建国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由于他在党内、军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内，总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终只有虚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为顾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负重，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贯以低调对待，宁可被毛斥之为“老右”，也决不讲违心话（参见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有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批判彭德怀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总能始终保持这一高贵品德，宁可受辱，也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令人钦敬。

他留下的临终遗言，对我们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揭开毛泽东的假面具树立了榜样。此外，它还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我们对他所留遗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总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留下这份遗言的，而在事实上这却是一篇“讨毛的檄文”。据此把他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铁证如山”，来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其后果可能比刘少奇更惨。可是我们的朱老总硬是为了党和民族的命运、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向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震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对此既没有龙颜大怒，大打出手；也没有采取其它动作，只是对外封锁消息。这一反常措施，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宽容，而是有难言的苦衷。这也许跟当年清明节上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江青之流的法西斯专制，大有关系。毛泽东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涛，引火烧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这一苦果。实情究竟如何，有待来日内幕曝光！

朱老总说：“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听了这一翻发自肺腑而又震撼人们心灵的话，不禁浮想联翩，如鲠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老一代革命家中 <WBR>，像朱老总那样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敢于挺身而出、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其次，那批当年深受毛泽东之害，而在官复原职之后的老一代“革命家”，面对“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既缺乏朱老总那样气魄，又没有像韦君宜那样敢于反思的精神，似乎当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都已一笔勾销，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似的。

作为一个革命家，在看到朱老总的遗言之后，不知有何感想？仍然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还是有所触动、于心有愧。倘如前者，我民族休矣！这正如郭小林所说：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愿朱老总遗言在公诸于众之后，能呼醒成千万的当年受害者及身历暴政年代的过来人，都能做到像郭小林所说的那样：不要跪着，要站着。挺起腰杆子，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张闻天说毛整人很厉害

1941年９月在延续整风开始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张闻天在1943年回忆说：“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在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因此事情不好办。……（引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实践》，第539页）

1959年在庐山会议初期，一次与彭德怀交谈时，张闻天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话很尖锐，他说：“（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权术。”（引自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第100页）。

林彪说：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术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在题为《从未迷信毛泽东》与《林彪心中的毛泽东》两节中，提供了如下的绝密信息。现将有关情节转述于后。从中可以看出林彪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在私底下里，林彪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呢？

经过长期的观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林彪曾将这些认识，以格言、箴语、散记的形式写下来，以供自己参考和利用。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手。”

这段话，是林彪写在一张《新华报》的散页，贴在1949年版《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一书中。

这是林彪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及其它人的遭遇，而总结出来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顾事实，罗织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这种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少做。彭德怀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众所周知的例子。

毛泽东的“捏造”手法，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特性”。足见林彪对毛泽东认识上的‘先知先觉’与‘真知灼见’。

编者的话：

毛泽东的这种“捏造”的手法，可以说是他致对手于死命的一贯使用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手腕。他明知是“无”，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个罪名来。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的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就是如此。连目前纳入“禁区”的1954年的“高饶反党集团”，把当年在东北和华东地区的一批高级干部都被网罗进去（后来除高饶两人外，都已平反）。到1955年毛泽东制造的“潘扬冤案”时，又把他们与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饶漱石因“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现在“潘扬冤案”平反了，就没有听说：饶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经被摘掉了。毛泽东的这种“捏造”的作法，不要说作为党的“领袖”，就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家，应该说是十分卑鄙的，其灵魂是十分丑恶的！

林彪在1950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写道：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无锋芒的必要。”

这些箴言，林彪虽有意讲得隐晦、曲折；但其意思还是清楚的。小帮帮即是“小帮派”、“小团体”、“小圈子”。毛泽东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帮派，贯彻执行自己方针、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喜欢有小帮派为其“歌功颂德”，而对于“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见，则是“锋芒”以对。

林彪在1967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道：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日渐‘左’倾，其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经常处于少数。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的东西。于是，‘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为了得到‘多数’，使自己那些错误的主张得到贯彻，毛泽东在失去真理后唯有依靠‘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需要个人崇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次提倡‘个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泽东的心机，上台后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个人崇拜’。《毛主席语录》便是其中的杰作。

林彪的这句话，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精辟的注解。

编者的话：

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结局，就是毛泽东以其享有“最后决定权”的方式，达到了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从而彻底破坏了党的传统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由此而形成为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只是在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从而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独裁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事实上，通过“八大”，毛泽东已经从“凌驾宝座”上被撵了下来。对这一政治局面，毛泽东是决不会接受的。因此，在其后不久，毛泽东处心积虑地采取阴谋诡计的手段，通过“反右”和反“反冒进”，终于在1958年重新登上“凌驾宝座”。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他自己就是“当代秦始皇”，并说“超过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灵魂的自我暴露。

林彪在1961年版的《辞海》扉页上写道：

“你先说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这是兵略上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是林彪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总结出来的体会。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编者注：叶永烈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这句话，把毛泽东品格特征中最本质的东西，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真叫“一绝”。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了解，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望尘莫及的。）

“你说东，我就偏说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常常运用这一条。比如：1967年1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已经铺天盖地。13日深夜，毛泽东约见刘少奇。刘要求允许自己去延安种地。毛泽东没有就刘的要求做任何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读马列的书。刘少奇哪里知道：早在1966年12月18日，他和王光美的‘专案组’已经偷偷地建立了。毛泽东怎么会放过他。然而在会见时，刘少奇说东，毛泽东便说西；临走时，还将刘少奇送出门外，害得刘少奇回到家里，还喜滋滋地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还挺和气的。’但两天后，就被抄家了。

这是很高明、又很厉害的一招。在虚虚实实之中，既可保护自己，又可令对手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纲》事件，刘少奇的‘派工作组’事件，都属于这一类。

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当听他先说’，这样才能与领袖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的‘个人崇拜’条目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林彪还在私底下与身边的人说：“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术”。

林彪还说：“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他对毛泽东的一种政治认识。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毛泽东高压政治体制下，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一片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气。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家长式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顺者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须跟着说假话，否则就‘办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了重大的错误。

林彪早在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斥责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对错。’

林彪还说：彭德怀7月14日的信‘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林彪还对女儿林豆豆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

林彪还对他最疼爱的女儿讲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阴暗的、负面的东西，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一些悲观看法。林豆豆将这些话写进日记里，被‘林办’党支部书记关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受到林彪这些言论的影响，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林豆豆对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以上见《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真正的、实际的认识和看法。

在三十年后来看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也不能说是肤浅的、幼稚的。林彪的许多看法已被事实所验证，很多人现在都说着与林彪当年说的意思相同的话。就认识毛泽东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林彪是‘先知先觉、慧眼识人。’

编者的话：

应该承认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林彪能有这么深刻而又那么贴切的认识？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它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就没有这样认识呢？相反，他们经常被毛泽东这一手所玩弄。难道这仅仅因为林彪是善于独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笔者认为这与林彪本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从1966年初直接参与毛泽东的一切“倒刘”部署之后，从而对毛泽东这一套玩弄权木和阴谋诡计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说，林彪以其亲身“实践”，亲自体会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因此，才有他过人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的灵魂是肮脏的，那么“物以类聚”，林彪的“助纣为虐”的行径，就显得其人品更加恶劣。

从这个意义讲，林彪的最后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这是在林彪与毛泽东已经处于“彻底决裂”的前夕写出来的。尽管带有很强烈的所谓“攻击”色彩，但却是十分贴切的。人们都清楚：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林彪就是靠肉麻、无耻吹捧毛泽东而发家的，最后被提升在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而林彪本人又是刻意捉摸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人。并且共同参与了“文革”初期谋害众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唯一的一位“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因此，他对毛泽东那一套整人的手法是暗熟于心的。这样，当他“反戈一击”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评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有“权威性”的，也是击中要害的。下面就转录林彪对毛泽东的评述。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一段关于对毛泽东的论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应该说这一论述还是贴近实际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从十几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林立衡揭发的材料（引自“中央两案材料”）

林彪说：“什么路线，就是毛线”。

“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泽东）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原文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25bf740101l23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