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很后悔！

kindwater

17岁到22岁，我的青春很后悔！

　　如果这是正义的事业，它将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我不后悔！事实业已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完全与社会文明进步无缘，反而是开历史倒车，是对人类历史的反动。农业人口愈益减少，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必然的进程。但上山下乡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一代青年由城市倒回农村，这分明是“文革”巨大错误的产物，它以又一个错误以期弥补“文革”造成百业凋敝的错误，不惜拿千百万青年的前途和命运作质押，让其分散在农村而不聚集，让其再抢食不裹腹农民的口粮吃，无论怎样涂抹也掩盖不了这一历史的真相。

　　如果这是我的选择，我不后悔！因为，在法治社会，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现在的民法通则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时，我做小工，八毛六一天的微薄工资还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故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这不是我的选择，如果不去家长会被办学习班，有关方面会动员、说服，并施以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挟、挤兑你，让你不服也的服，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和单位人的严格管束会让你乖乖上山下乡的。

　　如果是我的不当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需要去进行当时的社会惩罚机制所设定的劳动改造，以赎补其过错，那我也不后悔！我的过错在于断断续续的学习过程混到了初中毕业生的资格，被称为“知识青年”，而毛泽东在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时，明确点到了“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呀。吊诡的是，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干部，他们的下乡是到农场带薪锻炼，而小学及其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则被划为“社会青年”，这些人也免于上山下乡。

　　如果真的如上山下乡动员者所描绘的那样，早去又很好表现肯定会早日享受招生招工、参军入伍待遇的，我依然不后悔！问题是基本上是一场骗局，除了极少数表现好的知青被当作典型做做样子而推荐上学招工招干，那些刚到两年就迅速跳出“农门”的，都是“拼爹”、拼关系、拼送礼、走后门的赢家。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那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只是当年普遍生活贫困，腐败的标的小很多而已。特别是毛泽东高屋建瓴地作出：“走后门的不一定都是坏人，走前门的不一定都是好人”的英明判断以后，走后门之风更是“横扫千军如卷席”。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７年，我同全国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一道，被动地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经受磨炼，在诡谲的政治风云中去表现积极先进，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感受前途的渺茫和社会的遗弃。这个年龄，最是渴望知识、励志成才、展现自我、憧憬爱情、充满理想的花季，可都无奈付与这年复一年苦海无边的农事之中。

　　记得，我比农民干得还累，什么农活都干过，苦的、脏的、重的；我比农民干得还好，一年劳动３４０多天，全公社知青数我最勤奋，一年挣工分近三千，三毛钱一个劳动日，我还存款五六十元，工分口粮全队数我最高；我比农民干得还苦，当了四年生产队会计，夏季分粮食经常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家做饭……这些都是为了正表现被推荐出去吃“商品粮”。可是，如果不是我发愤努力不忘学习，幸运赶上恢复高考，我还是跳不出“农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什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什么“做缩小三大差别促进派，反修防修筑长城”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

　　现在来看，４０多年前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它的理论到实践，从运动的出发点到根本性质，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实际的效果，从当事人以及相关人是否获得利益、是否受到教益等等指标来看，它都不具有任何现代社会法则的积极意义。整个是一场由恶魔导致的梦靥！当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人，如果至今还说出所谓“青春无悔”的梦呓，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属“斯德哥尔摩情结”在作怪。

　　经历战争，珍爱和平。正如我们感受和平的甘甜，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战争就是好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定要找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经过自己的苦难，认识到所受的教育在现实生活面前不堪一击，所谓的革命理想主义原来不过是一个热气球；消弭了曾经对于领袖的狂热崇拜，认清了本来面目；深切体验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巨大鸿沟，更同情农民们的悲惨遭遇。同时，为埋葬旧体制旧制度准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我庆幸，我比农民幸运，李庆霖的一封信以后，知青还享受着供油供肉乃至享受补助的种种特殊照顾；我庆幸，我比大部分知青幸运，我上了大学，命运由此改变。但我众多的知哥知妹知姐知弟，他们命途多舛，一步落下步步落下，年过半百至今还在为生存殚精竭虑，我深深理解与同情他们……

　　由此我愤怒，梁晓声之流的知青败类，至今还老调重弹“无怨无悔”，连同其手书讲话而获利千元的劣迹，哦呸！

、                                           来源: 共识网    作者:甄炎

FRANKSTON

作者﹕埋葬文革

作者梁晓声在《知青》电视剧中将黑龙江兵团男女知青恋爱情节编得格外奇巧浪漫温馨，甚至还得到连团领导和农村干部的关照或纵容！如天亮与周萍；齐勇与周曼玲；孙敬文与蔡苗苗等等；简直让人感觉兵团成了鲜花盛开的伊甸园！

事实果真如此吗？请各位细看本博摘录的几个真实血泪故事（说实话，近10年我读过并下载的类似知青爱情被扼杀或被践踏的血泪故事几乎可以流淌成河，其中黑龙江兵团知青的悲怆爱情故事就可单编成册。）：

故事一：“胡传魁”为什么要自绝于人民？

《濮存昕的艺术人生》有这么一个情节述说: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当年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后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滨》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 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 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 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 了。

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上面的人很快也 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 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 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故事二：严禁知青谈恋爱欧阳梅生成这一规定的殉葬者

黑龙江兵团七团知青姚科在《严禁知青谈恋爱欧阳梅生成这一规定的殉葬者》回忆：1968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自"飞镐事件"发生后，我便被调到食堂工作，在这里我和上海知青欧阳梅生成了十分要好的好朋友。

梅生属于那种典型的知识份子的儒雅形象，184公分的个子，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斯斯文文，白皙的脸上永远都保持着一种神秘感。梅生比我大4岁。他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份子的家庭，颇有文化教养，因而我们很能谈得来。我们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有着相似的洁癖，有 着共同的文学爱好……

梅生有一个只有我们两人才知道的秘密--他有一位女朋友，他们属于青梅竹马的那种爱情，很纯洁，很高雅，很完美。

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明令规定，严禁知青谈恋爱，并且是作为一项铁的纪律来约束我们的。直到今天，当我再次回味这一极度缺乏人性关怀的非常规定 时，依然会痛恨如初。一方面,兵团当局极力鼓吹知青们扎根边疆；另一方面却又不允许知青们谈情说爱,实在是有些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味道。我的好朋友欧阳梅生和他的女友，正值豆蔻年华却成为这一规定的殉葬者。

那一年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夜晚，梅生按规定的时间做完了夜班饭后，整理完食堂的炊具正准备回宿舍休息，正在此时，他的女友来食堂找他，于是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是后来才听说的。

那天晚上，梅生和女友商议完春节回上海探亲的事情后，两个人最终难耐爱情的烈火，就在食堂的面案子上做爱了。而且非常巧的是，被巡逻的值班分队的战士们看到了，于是他们二人便被带到了连部，受到了走马灯般的反覆审问。梅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友，便把一切责任都承担了下来……

悲剧，便由此产生。当第二天的清晨，炊事班的早班知青来到水井边准备打水时，却意外地发现了水井里梅生的尸体。一时间，消息传遍了连队的所有角落。当我披上棉衣匆匆地赶到水井边，看到的只是梅生那更加苍白的脸，无助的双眼至死不肯闭上，惨兮兮的，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一位颇有才华、知书达礼的知青，就这样走完了他年仅20岁的生命历程。我的心都碎了，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难道真的是上天有负于我们吗！上苍于知青们不公啊！

我最后为梅生整理好遗容和衣服，因为他生前极爱整洁，且有洁癖，我知道，梅生的衬衣总是雪白的，衣裤总是非常的整洁。当我为梅生做完这一切以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不知道去天堂的路会有多远，是坎坷抑或平坦，但是我会衷心地祝愿我的好友梅生一路走好！请梅生在天堂等我……

有时候，人们对于生与死的理解竟然会是这样的具体，具体到对于死者一个眼神的理解和诠释；有时候，又会是那样的虚无，虚无到无从想像出天堂的美好与温馨……

我的心碎了，我的心在流血。那一夜，我带着对于好友梅生的怀念整夜都难以入睡，梅生的被子还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却已是人去物空；梅生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脑海当中回响，却人已仙逝，驾鹤西去……

故事三：当年，那位兵团知青是这样生下自己的孩子的

黑龙江兵团知青耶子在《当年，那位兵团知青是这样生下自己的孩子的》讲述了一个极其冷酷可怜的故事：央视热播的《知青》中那虚假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让我情不自禁想起在兵团亲耳听当事人讲述的一件事，这也是改变我对兵团看法的第二件事。

那是去兵团的第二年的麦收之后，再怎么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求自己，也终于抗不过疾病对我的袭击。我的关节炎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持续低烧，浑身关节疼痛，特别是心脏难受，连卫生员叫我一定得去团部医院检查。结果一查血沉在118（正常值是十几），两个医生围住我，问这问那，并坚决命令我住院。就这样我住进了团部医院。

我所在的病房连我6个病人，一个牛皮癣，三个阑尾炎、还有一个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病，三个阑尾炎只要一拆线就走人，立马又来个阑尾炎，阑尾炎当时是医院最多的病人。那个得牛皮癣的是哈尔滨知青，看上去非常健康，那个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的是上海知青非常虚弱，脸色很苍白，加上我仨人是老病号。当时我非常奇怪，怎么还有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的，后来在我不停的追问下，并在避开那个嘻嘻哈哈的哈尔滨知青的情况下，我在这位上海知青断断续续的讲叙中知道了发生在这位知青身上可怕和辛酸的一件事。

她是68年去兵团的第一批上海知青，是66届高中毕业生。她原是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又是团支书，后是学校红卫兵头头，68年是去兵团上海知青的带队人，去兵团不久就入了党。当时兵团不许恋爱，但她在来兵团前已经与上海家的隔壁邻居，一位已经参加工作的男青年有了恋爱关系，并且在离开上海奔赴边疆的前一夜有了性接触，回到连队四、五个月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开始她瞒着，但这不是其他病可以瞒的，怀孕是要肚子大起来的。

终于瞒不住了，她向连队指导员“交代”（因为这是属于羞于启齿的资产阶级行为）了自己的“罪行”。这可是砸开锅的事。全连立马开批判会，所有知青都对她声色俱厉地声讨，当然包括上海知青，还有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她被开除党籍，成了“伪君子”，从上海知青的先进代表一夜之间成了上海知青的耻辱， 她被不容许住在原来的班队宿舍，单独住进了一间连队放工具的仓库。再也没有知青愿意与她有接触，更不要说和她说话。只有上海的男朋友是她的唯一安慰，她和他都瞒着双方的家庭父母。她说当时她无地自容，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男朋友的书信。

在她临产前她一直在和大家一起劳动，只是劳动时大家都离她远远的，好像她是臭狗屎。生孩子那天是晚上，她忍着疼痛生着了炉子，外面大雪纷飞，当羊水流出来后，她说她开始大叫“谁来帮帮我——”她说她其实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来帮她的，但她还是又哭又喊“来人啊，帮帮我——”后来孩子出来了，她说又害怕又好奇，虽然她还是又哭又喊，但不得不自己为自己接生了，她用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剪刀剪掉了孩子的脐带（我当时听到这里感到毛骨悚然）……

孩子出生后她只喝了一碗热开水，一直躺着直到第二天，有一位老职工家属来看她（我当时想这个老职工怎么知道她生下孩子了？现在分析她生孩子时的发出的求助声，屋外其他人是听见的，但没有人去帮助她），看到是一个男孩子，非常高兴，当即就要收养这个孩子，于是给她拿来了两棵圆白菜、面粉和玉米粉，这以后就再也没拿东西来看她，不知是谁有一次给她往地上扔了几棵圆白菜就走了。好在上海的男朋友给她寄来了包裹，有糖和一些鱼、肉罐头。月子里她自己去老职工家拿柴火生炉子烧点吃的。

工具仓库太大，小小的炉子烧不热房间，房间非常冷（北大荒的冬天夜里都是零下40多度的。记得一次零下48度我们照样做夜班脱粒大豆），她和孩子蜷缩在被子里，她说自己想哭，但哭不出来。他的上海男朋友坚决不同意把孩子送掉，但她还是决定把孩子送给了要收养孩子的那个老职工。孩子满月那天这个老职工 就把孩子抱走了，并且不许她以后去看孩子。她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饿一天，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做吃的。只有必须往炉子里添柴火时她才勉强起身，因为炉子不能灭，房间太冷了，水都结冰的。她说自己月子里一直在发烧。现在的病大概就是月子里烙下的。但她又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是医生要求她住院的。

我问她，她的男朋友来兵团看过她吗？她说他是想来看她，但被她拒绝了，因为她在这里因为这件事名声太不好了。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里她突然沉默了好 久，眼睛呆滞地看着窗外。我当时虚岁18岁，还根本不懂这样失去孩子做母亲的感觉，也不懂男朋友在这样一个凄苦女人心中的地位和无法见心爱之人的痛苦。当时我只是感觉这样一个说话轻声嚅嚅，身体消瘦虚弱，脸色苍白眼无神采的人当年可曾经是红卫兵和知青中叱吒风云的人，真是不可思议。

还有，“是什么把这样一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并理想着指点江山，渴望大有作为的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所有人都远离她？”问题逐渐形成，但没有答案，一切答案在当时我的心中是迷茫的，是遥远的，但人性中的悲悯之情从此在逐渐吞噬着我的狂热的革命激情，我那被渴望冲向巴士底监狱“解放全人类”的狂妄而培育的理想大厦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危机，只是我当时不清晰自己灵魂的变化而已。

但恶梦总有被清醒意识到的一天……特别是以后我也当了母亲，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位上海女知青在兵团极左意识形态主宰历史时遭受的悲惨境遇是对一个纯真灵魂怎样肆无忌惮的摧残，它无疑将使我终身难忘和懂得了：当人性在邪恶政治意识形态中被刻意泯灭时，太多所谓人是完全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禽兽的。

所以我无法理解《知青》这部以文革作为历史大背景的作品，何以没有极左泯灭人性的历史特征？

（转自“埋葬文革”博客；责任编辑：郗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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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八公山樵

我是1970年12月招工返城的。当时工厂规定：新职工不许谈恋爱，新职工三年内不许结婚。三年期满，1973年岁末我结了婚成了家，一年后做了父亲。可以说，在知青当中，在无权无势的人群里，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1974年，因为劳动积极，不怕吃苦，政治表现没有问题，而且写得一手好文字，单位把我从第一线调到“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当调查员,给予党员身份,参加“429、430专案”工作。这种身份很有特权，上级发给我一本《机密笔记》本，还给配了一把手枪，就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驳壳枪，还有十发子弹。这时还没有普及五四式的轻型手枪。从此我的肩膀上挎上了一个军用帆布包，用它装着这两样东西，以便工作时随身携带。

当时，我们淮南市有一帮人“文革”大造反时期没有过足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说毛某人身边还有一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要“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又寻死判活地大闹起来。他们打人、抄家、捣毁政府机关乃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闹的太疯狂。后来，北京下命令把这些人都抓了起来，“打击刑事案件专案组”就是专门整治这一些人的。他们中间的首要分子都是不知死活的政治歹徒，大脑都像进了水似地特别疯狂。有的家伙被判了死刑，直到被执行的前夜，还梦想着北京突然“传来喜讯”：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比林彪更大的‘定时炸弹’”被公开点名批判了！

祸乱中华民族的妖魔确实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没有来。翌年，这些人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专案工作实际上即将结束。就在这个时候，我却遇上了一个女疯子。此人叫章家云，是工程师老胡（高工，今年70多岁，出家在八公山白塔寺，去年我还和几个朋友一道看望过他）的老婆，平时为人极其强梁。因为老胡家是地主成份，“文革”初期有人批斗了章家云。结果，章家云精神上吃不消，疯掉了。一直疯了八、九年，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影响老胡没法工作。省会合肥有一所精神病院，单位决定由专案组抽出一个人强制押送章家云前往就诊。结果抽到了我，因为我平时与老胡关系很好。还给我配一个人做帮手，姓韩，与我同龄。章家云是老高中底子，头脑特别好使，知道我们要押她上精神病院，在自己家里脱了个上下无条丝。我们都很年青，不好与一个光着屁股的中年女人打交道，只好假装走掉，躲在外面等着机会。老胡给章家云喝了带有安眠药的糖水，但是安眠药对她不起作用。不过，倒是把她的尿给催下来了。乘章家云自己穿上衣服，上完公共厕所出来，我亮出驳壳枪镇住她，叫小韩拿了麻绳上前捆绑。章家云挣扎着不许捆绑，大声嚷嚷道：“男女绶受无亲，你们懂不懂？你们这两个特务分子，不要拿枪对着我，不要动手动脚，我跟你们去就是了。我章家云无限忠于毛主席，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什么了不起？走吧走吧，前面带路！”

我把驳壳枪藏回军用包里，与小韩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总算把这个女疯子弄到了合肥，弄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人满为患，病房住满，楼道住满，连楼门口的廊檐下也一张挨着一张地打着地铺。精神病患者也是五花八门，唱的、跳的、说胡话的、沉默不语的，什么样的都有。最可怕的是狂躁型的，一发作起来就骂人打人，甚至行凶伤人。有一个年青的女子，身体异常壮硕，大家说她是花柳疯。第一天，小韩就被她一把搂住，满脸地亲吻，口里还不住地说“我要和你悃觉！我要和你悃觉！”小韩身体弱，挣不脱，急忙对我大喊“快点救我！”因为听说了有精神病患者杀死亲人的事，老胡很害怕，要求我们不要马上回单位，一定等到章家云办成正式住院手续再说。正式住院是封闭的，不要家属陪护，里面的护士大多五大三粗，身体健壮，且配有橡皮棍，可以制住精神病患者。但是，正式住院的事必须要等上20多天到一个月。

除了正式住院的之外，所有的精神病人都算是“临时就诊”，医生的治疗手段不外乎给药、打针、电冲。据护士说，药和注射液都是有毒的，精神正常的人受不了。有一些病人，服药、打针以后就像木头人，站不直，坐不下，没有触觉反应，听不见别人说话，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渐渐苏醒。电冲更可怕：医生在病人人中、太阳穴上扎入银针，在针柄上连上仪器的电线，然后送电。这时，病人立即缩成一团，嘴里、鼻孔里喷出许多肮脏的东西。对于发病现象严重的病人，一般都是接连三次电冲。电冲以后，这个病人至少两、三天是非常老实的。

我和小韩住在市内长江饭店，每天早晨乘公交车到精神病院，在那里监视章家云一天，晚上再回去。大约过了三、四天以后，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蓝蝶的姑娘。

精神病院里充满难闻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令人难受。出门右拐有个藕塘，塘岸上种着一行垂柳。时至5月，每有风起，藕叶摇弋，柳丝依风，景致十分好看。我经常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很喜欢闻着藕叶的清香的味道，蓝蝶也经常过去。几次遇见以后，相互打个招呼，渐渐就熟了起来，还互相通了姓名、年龄，她比我大两岁。从交谈中得知，她也是全国范围第一批“上山下乡”的，但是她目前仍在农村。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病人，也在这里治疗。她很美丽，生得眉清目秀，面如傅粉，亭亭玉立，斯斯文文，看起来哪一点都不像精神病人。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她的母亲私下里找了我，问我成家了没有。知道了我的情况，老人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蓝蝶爱上我了，在偷偷地给我写情书哩。老人家很是愁苦，央求我，如果蓝蝶向我示爱，一定不要说实话，不要一口拒绝，不然，蓝蝶又会犯病了。她说，现在医院要他们预交住院费，蓝蝶她爸爸掏尽了家底，好不容易凑够了钱，马上就要送钱来了。正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临时病房里传出蓝蝶凄厉的哭叫声和骂人的话语。我和小韩凑到那间病房的后窗看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挨着蓝蝶的母亲坐在蓝蝶床边，垂着头一声不吭。蓝蝶坐在床上，架起胳臂，全身剧烈地抽搐、颤抖着，非常憎恨地骂着他：“你这个没脸没皮的老右派！你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要连累我……”

原来是蓝蝶犯病了。在精神病院，一个病人大发作，往往会刺激其他病人跟着发作。不大一会儿，几个护士循声跑来，蓝蝶一见他们，立即赤着脚跳下床，尖叫着往外逃。有人抓过蓝蝶，用橡皮棍在她头上砸了一下。蓝蝶当即昏了过去，护士们拖起她就走，这时她已经失禁，尿液顺着裤腿流下，撒了一地。

晚上回到长江饭店，小韩吃一碗面条先回房间了。我有饮酒的习惯，一个人在餐厅的一角坐下来自斟自饮。就在这时，却意外地遇上了那个被蓝蝶辱骂的中年男子。原来他是蓝蝶的父亲，也住在这里。老蓝也要了四两白酒，正在等菜。看到我，就主动地凑了过来。他说，当我站在窗外看蓝蝶犯病的时候，他已经从蓝蝶母亲那里知道了我。他说他知道蓝蝶看中了我，但是，别说我已经成家，就是没有成家，他家蓝蝶也不配。服务员送上菜来，我们二人并在一处，一边共同喝酒，一边由老蓝谈说他的家事和这个女儿。老蓝是个知识份子，曾是一位中学的教导主任。“反右”时被学校内的宗派势力给打成了“右派”。没过多久，这个宗派势力的代表人物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这个“小右派”因此而得以平反。老蓝有五个子女，蓝蝶是长女。蓝蝶于1968年11月份与恋人小李一起插队。小李于1971年招工回城，临走前几天，两个年青人曾在一起同居，约定等到蓝蝶也被招工回城的时候，他们就把婚事办了。

过了一年多，那里开始针对女知青招工。招工办的主任名叫周抗，三十多岁，造反派出身，是一个颇有能耐的人。周抗是个好色之徒，趁着招工的机会玩弄了好几个有姿色的女知青。他当然也看中了蓝蝶，但是他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出来以后，却遭到蓝蝶的断然拒绝。于是，周抗故意把蓝蝶给刷掉了。蓝蝶去找，周抗说：“这次招工只招‘工农兵’子女，家庭出生没有问题的才行。你父亲是‘右派’，你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在招工范围。”

蓝蝶回家找父亲。老蓝找到校方，出具了一纸公文，证明老蓝是“错划右派”。周抗看到这个证明以后，依然说：“错划右派也是‘右派’，反正我说过了你不够条件，你就是不够条件！”这以后又是两年过去，由于蓝蝶没能返城，那个没有良心的小李悔掉了这门婚事，在城里另找一个姑娘结了婚。这个打击摧毁了蓝蝶，精神开始出现错乱现象。去年再次招工，蓝蝶去找周抗，周抗乘蓝蝶精神恍惚，以可以考虑额外照顾返城为诱饵玩弄了她。事后，无耻的周抗竟然当面指责蓝蝶原来不是处女，说他吃亏了，罢消了事先的承诺。蓝蝶被彻底逼疯了，却把一切罪过算到了自己父亲的头上，见到父亲就骂。愤怒的老蓝到县里告了周抗，蓝蝶被公安局带到县医院检查身体。周抗先一步到县医院找了专查妇科的医生，利用人际使了手脚。于是，专查妇科的医生只给蓝蝶做了一条诊断：处女膜陈旧破裂。公安局以此宣告蓝蝶一案为“右派份子诬告革命干部”。周抗没事，老蓝却被拘留了15天，还在学校遭到了行政记过的处分。

与我说着这些，文弱的老蓝早已泪流满面，几番气噎。我的拳头也早已攥出了两把汗，如果此时周抗就在旁边，我想我保不准会抽出驳壳枪，一枪敲掉这个畜生！老蓝说：“蓝蝶骂的对，是我对不起这个女儿，我也的确早该死掉！我不该被打成右派，连累了她，使她不能招工！我几次下定决心寻死，但是蓝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他四个孩子不是也在‘下放’就是尚未成人，我死了怎么办？我的妻子是小学教师，每个月只有30多块钱，他们怎么生活？我一个月50多块钱，好歹可以养活他们呀！”回到房间里，小韩还没有睡着，见我满脸煞气，便问我怎么了。我把蓝蝶的遭遇对他说了一遍。小韩也是知青出身，大家当然同病相怜。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叫道：“这狗娘养的，告他、告他！到省委书记那里告！”恰恰凑巧，我们单位还有一个人出差在合肥，就住在我们隔壁。他叫叶天盛，曾经是省委书记李任之的警卫员，在合肥认识很多高干，很有面子。他是一个极端老实的人，也是为人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和小韩跑去找他，三言两语一说，叶天盛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把我们准备帮蓝蝶告状的事告诉了老蓝夫妇。老蓝说，状纸是早就写好的，他因为过来省城看女儿，也做了顺便上访的准备，所以身边现成的就有一份诉状，只是有些害怕，还没有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小韩留在医院，老叶带着老蓝，我作陪同，我们一起去找门路。因为老叶的特殊作用，老蓝的诉状最终送到了李任之的手上。这位军人出身的省委书记素有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当时看完诉状，当即签署了命令，责成老蓝所在的那个县的领导对这件事必须“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叫人做成公函发给了那个县。

老蓝欢天喜地，感谢万千。此后，就赶回他们那个县等待消息去了。

又一个多星期以后，章家云正式住院的手续终于办妥，我们可以返回单位了。蓝蝶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但是，我再也没有给她接触我的机会。因为我是已婚的男人，不能再让别的女性爱上我，这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法为对方负责的，尤其蓝蝶还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蓝蝶母亲的一再乞求下，我最后还是和蓝蝶做了道别。蓝蝶送我到了那个藕塘边上，站到一株垂柳下，把一张折叠成小燕子的信纸塞到我的手里，凑空把我的一根手指头紧紧握了一下，然后就电光火石般地放开了。她侧对着我，脸迎着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忽然轻声地背诵起来：

总希望脚下的路越走越长,
总希望天气好风逐夕阳；
总希望天上的云紧随月亮，
总希望有一个没人的地方。
用不着相互说“心仪已久”，
用不着相互说“地久天长”；
真相爱哪来的山盟海誓？
相约的只是那僻静的池塘。
当月光映照在无波的水上，
当柳丝轻拂在发烫的脸上；
当心上人依偎在身上，
爱情的火焰就会燃烧在心上！

背诵完毕，她低下头，仍然还是那么轻声地说着话：“刚才给你的信就是这首诗，我自己写的，专门为你写的，你要好好保留住，保留在心里。”

我看到她在流着眼泪。她依然没有回头，用右手的食指弹了一下滑到腮下的泪珠，又平静地说了三个字：“你走吧。”

我不知怎么回覆她，只好说了一句“多多保重！”就像逃命似地快步走开了。当我快要走上马路的时候，听到了蓝蝶完全失控的号啕声，听到她的母亲在哄骗她：“淮南小伙子还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35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到合肥精神病院去，岁月早已抹淡了蓝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今年元月11号的晚上，我的博客里突然有了陌生人的纸条，打开一看，竟是蓝蝶的父亲老蓝！他说，他的二女儿看到了《我的知青岁月》一文，介绍让他看，他看着就想起了我，于是就找来了。

通过纸条，我了解了以后他们家以及蓝蝶的情况：

省委书记亲笔签署的公函送达他们那个县以后，周抗立遭逮捕。在公安局进行调查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几个女知青揭发了周抗。结果，周抗以“严重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了死刑。亲眼看到周抗被公审，被拉去枪毙，蓝蝶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县领导特殊照顾，让蓝蝶回了城，安排在县中学做收发员，负责递送报刊信件，她的病从此完全好了。

但是，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使她从此闭锁了爱情之门，她始终不肯再与男性接触，也坚决拒绝别人对她言及婚姻之事。退休以后，她被检查出了妇科癌症，于2008年春天去世。临终前，蓝蝶对父亲、母亲说：“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替我多活几年。”

老蓝说，他们老夫妇依然健在，工资待遇很高，生活没有问题，只是都快到九十岁了，已显得严重衰老。对于我，蓝蝶从来没有提起过，倒是她的妈妈常常念叨“那个淮南的小伙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知青》被指美化文革，网民呼吁停播，因为知青的故事应是个彻头彻尾的惨剧。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

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