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培养可靠接班人 中共“清华帮”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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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上午，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高校党建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培养可靠接班人”。

外界注意到，习近平与胡锦涛一样，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对于即将接任中共最高权力的习近平来说，中国政坛上独特的“清华帮”，可谓后继有人。

清华是“可靠接班人”的“摇篮”

习近平6月19日至20日先后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就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进行调研。

即将成为中共接班人的习近平，与胡锦涛出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前的经历十分相似，两人都毕业于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习近平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在清华大学校友中，连续不断地涌现高官，从五十年代以来，有三百多人在权力结构的阶梯上攀登到副部级以上，出现了中国政坛上的独特的“清华帮”现象。

从中央最高决策层，到各部委、各省市的领导岗位，清华学子纷纷出镜。中共元老姚依林、宋平，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王汉斌（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菊、吴官正皆出自清华。

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一九五八年入学），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一九五一年毕业），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七十年代担任清华副校长），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九五七年考入工程物理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一九五○年毕业于社会系），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一九四八年毕业于电机系）。

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锡铭、民盟主席费孝通和王汉斌，主政广东多年的叶剑英之子叶选平，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光亚，也都是清华毕业。

为何中共官场“重理轻文”

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官场明星——这是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现象。统计文革中和文革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官员，会发现：科技背景的人才比人文背景的人才晋升得更快、更多。在中共现任省部级以上干部中，仍然还是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占了压倒优势。

作家文思咏、任知初在《胡锦涛传》中分析认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激烈战场，人文学科、意识形态领域，不论在哪个时期都被视为“重灾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人们特别容易犯“错误”，于是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惨重的摧残——其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些人因为所研究的课题或者所得出的成果，被扣上“资产阶级立场”、“修正主义观点”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乃至更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了批判和清算。其二，“杀鸡儆猴”，即使没有受到批判和清算的人，也往往胆颤心惊，于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创造能力、研究能力都遭到压抑，萎缩不振；或者尽量钻进书斋，选取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较小的、更远离人间烟火的课题来钻研。

此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翻过来倒过去地整人，差不多人人被人整，也人人整过人，都成了“老运动员”，恩恩怨怨也就积攒得更多更深。到了要确定提拔对像时，往往一个“干净”的人、一个没有“民愤”的人也找不出来了！

科技背景的人比人文背景的人在政坛上冒升得更快，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共建政之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受到现实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教条主义盛行，很难说是进入了真正的科学的层面，使社会工作者沦为“政治的奴仆”，在民众中威信扫地。

倒是科技工作者，因为离政治稍远，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少，而且毕竟所从事的工作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因此有北大人如此评论：清华学子循规蹈矩者多，“符合党的选拔人才的标准”，而北大学子则重视独立、自由，不买当权者的账。

“清华帮”教父蒋南翔

在清华先当学生后当校长的蒋南翔，对于“清华帮”的贡献，无人能比。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期间，他是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率先喊出“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口号。

蒋南翔积极在学生中发展中共党员，被其在发展的对象，除最后升到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和宋平之外，还有曾任中共石油部长的康世恩，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棠，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等等。

在那批清华人中，出了当时著名的“南北两乔木”。“北方乔木”是中共的老笔杆子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曾担任刘少奇的秘书，还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最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沙皇”。“南方乔木”是乔冠华，他写文章的笔名是“乔木”，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长年主持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笔政。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政坛的清华人就越来越多了。清华校长蒋南翔不同于北大校长马寅初是党外学者，也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谢觉哉是党内夫子，他极有心计地从高教界、教育界开始，由近及远，向各级各界培植和扩展清华势力。他从清华同期、前后期校友中，提拔输送了大量干部到各个关键岗位，使清华大学在高教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咄咄逼人，以致人们一提高教部，就习惯性地称之为“蒋管区”。对于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他也非常重视，因为他再清楚不过：“今天的桃李，就是明天的栋梁。”

蒋南翔用三个法宝：因材施教、文体社团、政治辅导员，打造“满清王朝”。中南海里的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对于地方封疆大吏中清华校友成群占据要津，江泽民最有切身感受，因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中，至少有五名是清华毕业生，除了当时的市长朱镕基和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之外，还有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副市长倪天增和蒋以任。

江泽民当上中共总书记之后，有一次到清华与师生座谈时竟脱口而出：“我们上海领导都成了‘清华帮’了。”后似乎意识到什么，他赶快又加上一句：“我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