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扫黄映射中国社会无出路

诚毅

东莞扫黄映射中国社会无出路
何清涟

最近东莞扫黄引起的社会反响很奇特。认识到这次事件反映了民众与政权的对抗是一回事，但考虑到“东莞模式”的粪坑实质，以及这一模式在中国的普遍性，这次扫黄引起的社会反响其实反映了中国的社会无出路之绝境。

“东莞挺住”：被挤到粪坑后的草泥马式反抗

央视播放了东莞扫黄的消息之后，微博上顿时热闹非常，“东莞挺住”、“东莞不哭”、“天佑东莞”几乎一度刷屏。网友纷纷发言：“出卖灵魂的远没有出卖肉体的干净”，“拆迁不是罪，贪污不是罪，出卖自身的肉体才是罪？”
在各种总结中，以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总结最为深刻到位。他在《论东莞事件：改革进程正在遭遇转型逻辑》中指出，东莞事件实际上是两个隐喻性象征的遭遇。这两个象征，一个是央视，代表着权力或体制，一个是失足少女，隐喻着底层或社会。前者，占据着体制位置赋予的道德制高点；而后者，在主流的道德观念中，则一直是道德堕落的象征。因此，“人们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弱者的同情，不如说是对公权力的反感；与其说是掉进道德的陷阱，不如说是被挤到粪坑里后所进行‘草泥马’式的反抗。”
但是，面对东莞扫黄的民意反抗，除了上述这些，人们还能再深想下去么？恐怕不能，因为东莞模式是血腥的丛林化生存模式，工厂是血汗工厂；娱乐业是女性的皮肉生意。除了权力、纵欲、腐败、弱肉强食之外，那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说影片《大鸿米店》透露的人性之恶让人深感绝望，那么东莞的现实让人感到人的沉沦与没有任何出路。
因此，“东莞挺住”这句口号其实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无出路状态：当局的扫黄，注定是扫过之后，黄色产业又卷土重来，因为全国600-700万性工作者无业可就，由她们供养或提供经济支持的2000多万人将失去重要的生计来源；网民的“东莞挺住”，如果限于为性工作者主张基本权利，这种反抗有意义；如果是挺东莞模式这种粪坑式生存，实在无由揄扬。
由于东莞模式在中国绝非只东莞一处，对东莞扫黄的更进一步思考应该是：东莞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要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无出路状态？

东莞模式：丛林化生存

我曾在深圳生活过十余年。那时，东莞既被称为“鞋都”，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象征；又因性产业的发达闻名于全国，得名“性都”。我曾在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一年，每周两次往返广深之间，为坐得舒服一些，常常宁可多花20多元钱、多等半小时，也不愿乘坐在东莞停车上客的列车。东莞那种混乱，渗透了社会各阶层，从政界到企业与商界；从官员、本地住民到社会边缘人，都是“丛林化生存”。
一、东莞是中国“血汗工厂”的缩影。台商是东莞的投资者主体，对工厂大都实行军事化管理，工时长，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差，劳动纪律严苛。我与其中两家工厂打过交道（一家据说是规模最大的台资鞋厂），一次是处理某厂工人遭受残酷体罚，事由是该工人中午吃饭时排队越过了厂方划设的白线，惩罚的方式是脖子上挂一块重达三十多斤的木牌，站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因天气炎热，站在太阳下面暴晒三小时之后晕倒在地。受这种惩罚的据说一年间有30余人。另一次是有位熟人的侄儿从安徽被招工到东莞某厂工作，因无法适应恶劣的工作条件与长时间加班，要求辞职，结果被饱以拳脚，身份证被扣，而且不许出厂。后来这位青年找机会给其叔叔打电话求助，其叔找我帮忙，我托朋友与当地政府部门联系疏通后，厂方勉强同意我们去接人。这两次“下厂”经历让我体会到地方权力与厂商勾结后，工厂就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无法无天之地。那两次进了工厂大门之后，没有当地警方负责人居中斡旋，连我们这些所谓“解救者”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东莞被我视若虎狼之地，不可轻赴。
二、东莞“厂妹”（当地对女工的称呼）当中，不少以做工开始，以进入“皮肉生涯”告终，因为这两个行当的“投入与产出”相差太大，最后让“厂妹”们做了这一“职业选择”。其实，“厂妹”们还有一种居中的半皮肉生涯。我那篇“灰色女性及其他”发表之后，一朋友说我对女性在广东的灰色生存模式之了解远未到位，于是我从他口中听说了东莞及龙岗等地“厂妹”的故事。大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深圳这些地方的中产男人因恐惧性病，又不想养昂贵的二奶，于是开始“包厂妹”，经人介绍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厂妹，以“情人关系”相处，休息日约出来开房，事后给三两百元，有时附送点廉价小礼品。据说厂妹认为这是很上档次的事情，可以在同厂女工当中炫耀，因为“男友”是白领小老板，显得很有身价。为什么被人廉价包养还很有面子？因为在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的工厂中，长相略差的女工，只能与其他女工分享男职工的“爱情”，如果找的是无业人员，这些女工为了维持“爱情”，还得补贴那些男人。这些故事，过去媒体上很少讲述，直到最近东莞扫黄，才介绍了东莞厂妹的一夫多妻生活方式。
三、东莞的刑事犯罪案件多发且残酷，令人恐惧。三陪女因钱多且无自保能力，很容易遭遇杀人劫财之祸。这也是她们要供养一个“男友”傍身的原因。一般情况下，这些人消失不会有人关注，其家人既渴求其钱，又嫌其所操之业过贱，只将其当作提款机。她们消失之后，家人多半不会费力寻找。我记忆中只有几件恶性杀人事件告破，如在深圳至广州的列车上曾发现一个丢弃的行李包，里面装有女性人体躯干，作为杀人弃尸案被广州公安局列为重大刑事案件，几个月后才告侦破，该女子就是东莞的一位风尘女，被同租屋的另一妓女及其男伴谋财害命，碎尸后分别丢弃。
四、东莞社会高度丛林化。我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曾预测过，中国最坏的前景是意大利模式（南部），即黑社会与警察共同管理社会。这一模式在东莞早就成为现实，酒店按时给警察与黑社会分别上贡，以获得黑白两道的保护。这次扫黄声势浩大，也免了东莞公安局长之职，但并不意味着当地警方就此斩断与黄色产业的利益瓜葛。卢桦在《东莞：工人、小姐与乞丐》一文中提到，东莞业内仍然认为，“虎门、新世界酒店被点名扫黄以及查封，显然是后台不够硬”，一位“客户部长”说，“我们早就接到通知了。……他们去年才开始营业，属于后起之秀，其他从业酒店因为竞争等原因，也会想办法通过警方关系对其打压，因此新世界酒店第一个被拿来开刀，也不出奇。”
东莞的黑社会势力均由本地人组成，盘根错节，网上文章《东莞四大黑社会龙头老大身份大揭秘》，只是简单揭示了黑社会在东莞的势力分布，其中东坑镇卢灼华——外号白毛鸡的靠山延伸至香港义父，其保护关系上至中央、中至省级、下至市级。这个地方的黑社会势力并非中共政府下派一位市委书记就能够整治得了的。这就是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2006年上任之初，曾希望有所作为，为东莞洗去“性都”恶名，但最后却不得不与草木同朽的缘故。

对东莞扫黄之我见

东莞扫黄引起的社会反响，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无出路状态。
至今，世界各国形成了四大性产业管理模式：瑞典罚嫖、澳洲除罪（不合法也不非法）、美国废娼（只在内华达州可以合法经营妓院）、荷兰德国则将娼妓合法化。每种模式都经过该国公众漫长的论战之后才算形成。公众一般都以为性工作法令主要牵涉道德问题，禁止就是承认性工作不道德；合法就是认为性工作可接受。其实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怎么做才能防止性产业衍生的各种犯罪行为，如剥削性工作者、强迫卖淫、人口买卖、性病泛滥。我在《大而不能倒：性产业对中国GDP、就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由于中国现有600万左右的性工作者，牵涉2000-3000万人的生计，在就业机会稀缺的今天，让性产业非罪化是尊重现实的避害方式，可以减少警察与黑社会对性工作者的双重盘剥；让性工作者获得必要的生存安全保证；定期体检，减少性病的传播。
底层人民被逼到粪坑里挣扎求生后的绝望反抗，不是为了证明粪坑里的生活是正常的，而是要求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先将被迫生活在粪坑里的最底层，即“小姐”这类性工作者当作人对待，接下来政府就应该致力于发展经济、改良政治，为底层人民提供正常工作机会，渐渐缩小“粪坑”的规模。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4期    2014年2月7日—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