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一怪──高增長依靠高犯罪

FRANKSTON

（大陸）裴毅然

官商結合之必然

　　去年大陸GDP總量四十五萬八千二百一十七點五八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五點一；政府財政收入超過十萬億，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六點八。除了一望而知的政府得大頭──拿走近四分之一年度國家財富，更糟糕的是經濟高增長附帶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高犯罪與高增長比翼齊飛，而且經濟高增長依靠高犯罪支撐！二○一○年五月，《政府的本分》（江蘇文藝出版社）指出：

　　官商勾結在這個產業（按：房地產）已經病入膏肓。可怕的是這個產業卻是整個經濟的支柱產業。……對於狂熱追求政績的官員來說，房地產產業簡直是上天的恩賜：第一，這個產業產出上司能夠注意到的政績的效率最高，它能吸納大量投資，能夠創造高速增長的GDP，也能給政府帶來大量稅收；第二，政府又恰恰控制著這個產業所需要的兩種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和信貸；第三，這意味著政府可以壓低支付給農民的土地徵用補償，這樣政府就有條件以非常低廉的土地價格吸引工商業投資者。而用於商業和房地產開發的土地，政府則可以通過操縱供應將其價格哄抬上去，從而獲得了巨額預算外收入。這筆收入又可以作為政府進行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的資本。因此，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尤其城市經濟）迅速「房地產化」！

　　但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帶來無法抑制的腐敗。在房地產產業鏈條的每個環節，人們都能看到各種幕後交易。權力與企業無間合作，確實製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產市場繁榮，城市經濟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長。但是繁榮背後卻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動。……權力所推動的強制增長，也許讓中國付出得太多了。

　　如此有損社會主義高大形象的「不和諧論調」出現於內地出版物，傳播面甚廣的《文摘報》還予以摘轉，看來時代畢竟在前進，「革命」自有後來人。儘管大陸媒體普遍「缺乏」社會痛感神經，畢竟還有人想說真話。大陸知識份子一點點不懈扳撬嚴罩死捂的言網，對居高不下的貪腐率研析漸深，漸戳肌髓。

　　內地學人身在「偉大社會主義懷抱」，當然明白問題出在哪裡。社會弊病只有首先「說出來」，才可能有第二步的實際解決。言禁不開，一片「和諧」，今天永遠比昨天好，明天肯定會比今天好，迴避現實矛盾與所存惡弊，何來第二步的尋找對策？據說前任中宣部長丁關根曾向江總書記保證：只讓全國媒體發出一種聲音。這種「軍令狀」能夠公示天下麼？如果真的只有一種聲音，一片「歌德」，社會還如何發展？

　　只讓說執政前的「爬雪山過草地」，不讓說執政後的反右、大饑餓、文革；只讓說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不讓說現實存在的陰暗面，天下苦偽久矣！

　　高犯罪的必然性

　　由於政府可運用公權調控地價與信貸，並通過低價徵地與哄抬房價獲取巨額預算外收入，然後揑持這筆收入再去做一些面子工程（如青島高架下植樹）。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城市經濟迅速「房地產化」，各級政府公司化。很簡單，既然官員有掌控資源的權力，給誰誰發財，各級官員怎麼可能眼瞅著一個個不入流的商人發財，自己卻無動於衷？房地產如此暴利，操作又幾無知識含量，而滴著金屑錢汁的地塊又得由官員簽字，分汝一杯羹，實在是很正常的「生理反應」。更何況，東窗事發還是小概率事件！

　　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大陸第六富翁），擁資產三百五十億美元，五萬五千員工，商住兩用的萬達廣場遍佈大陸六十餘城市，集團收入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以上。王健林日前接受《金融時報》專訪，因傳其為薄熙來金主之一，王健林稱與薄熙來只是工作關係，但漏出一句：「在中國，沒有幾家企業敢公開說『從未行賄』，沒有幾家敢說完全照市場規則經營。」一位商人曾對筆者坦言：「我寧願官員受賄，如果不受賄，我生意還怎麼做？」

　　在缺乏權力制衡的現實下，利益均沾就是必須遵守的「潛規則」。北京《法制晚報》最近報道：「一線稅務員成犯罪高發人群」。僅北京西城區檢察院反貪局四年間就查辦此類犯罪案件三件十人。此類犯罪，逃稅企業與稅務員「雙贏」，只有國家受損，極難偵破。公權若非沾利帶金，九十年代門庭冷落的公務員考試何以逐年走熱，成了天下第一考？與美日等國公務員「報名冷」對照鮮明。

　　面對百萬千萬賄金，「黨性」、「階級覺悟」、「思想改造」，能起多少作用？要使官員「不能為」就必須分解官員手中的權力，變集權為分權。但分權涉及「無產階級專政」，要中共「自我革命」。歪事最後只能用歪理來遮著護著，只是「紅旗」（歪理）終究打不久矣！

　　經濟增長不等於「偉光正」

　　官商結合的高犯罪率不僅成為經濟高增長的一大附瘤，甚至成為經濟高增長的支撐。○九年那輪宏觀調控，短短月餘，一批官員與房地產商應聲倒下。近年，一批御用理論家鼓吹經濟增長證明「中國模式」（一黨專政＋市場經濟）的成功。可是，別忘了，此前中共一直用物質進步不等於精神先進批判人家歐美，說西方經濟增長不能自動證明政治制度的先進。那會兒，自己經濟不行，只能以「精神文明」自持；這會兒自己有一點「物質文明」了，不怕難為情地又說經濟增長自動論證政治先進。此一時彼一時，怎麼利己怎麼說。

　　三十年改革開放，紅著臉撿拾此前狠狠甩棄的私有制、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管理方法，彎腰請回「舊制度」，這才再次證明「黨的偉大」。最近，上海《社會科學報》頭版出現這樣的標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正面臨關鍵時刻》，等於承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面臨危機。本來就是一堆自己都說不清楚的東西，卻拿來硬要成為全體國人的「標準化信仰」，可能麼？

　　必須卸載馬列學說

　　社會制度的先進性必須體現於生產力的增進性與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同時還得有助於落實各種現代文明理念，提高全社會的人文層次。所謂先進文化，最實質的內核即各種價值的理性碼放，既合乎理想又順應現實，中庸合度，平衡兼顧。馬列學說恰恰在最重大的公私人己等基礎價值上違反人類天性，以公奪私，以集體滅個體，犯了很低級的錯誤──「廢天時，亂甲乙」（《史記‧夏本紀》）。

　　馬列學說不是根據歷史可能逐步實現合理性，不是通過利己實現利他，從而增加社會總淨值做大蛋糕，而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奪取富人財產為旨歸，僅僅調整社會已有財產，下位價值倒置上位價值之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與人文生態。「階級鬥爭」更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動亂之說，「蛋糕」自然越來越小。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對馬列赤說都必須送客，卸載意識形態包袱。套用一句成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大陸經濟的高增長還支付著生態環境惡化的巨額代價──吃了子孫飯，文化上也支付著道德淪喪的學費──「敬老愛老的優良傳統在滑落，百分之五十二的農村青年對父母感情麻木。」（全國老齡辦副主任吳玉韶之語），「前進中的問題」不少呵，「不讓說」怎麼行呢？中國乃全體國人之中國，並非一黨之中國，每位公民都有參政議政之權利。歷史已前進到電子時代，人民要講話，難道還不應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