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神话即将破灭

FRANKSTON

《巴伦周刊》（Barron’s）在6月底发表题为“陨落的星”（Falling Star）的文章，《华尔街日报》将其翻译为“中国高增长神话即将破灭？”该文指出貌似坚若磐石的中国高增长概念正在显现越来越明显的裂痕，这不仅使中国可能无法在短期内赶超美国，甚至让人想起25年前的日本。当年的日本经济繁华似锦，却随后进入了长达20年的低迷期。

该文引述了很多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文章在结尾时说，综合上述所有因素，中国通过解决自身各种问题而实现成功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野村国际经济：中国增长率可能降至不足4%

在经历30年平均每年10%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大幅放缓，不仅出口增长被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拖累，工业产值的增长同样连续数月减速。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可能会降至8%，之后可能还会进一步大幅下降。

野村国际经济研究部(Nomura Global Economics)去年年底发布了一份综合性报告，题为“中国风险”（China Risks）。根据这份报告的描绘，至少在一种可能情境之下，中国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至不足4%的水平。

查诺斯：房地产泡沫将达到迪拜的1,000倍

华尔街做空大师查诺斯（Jim Chanos），过去几年一直做空重要中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作为中国固定资产盛宴主要供应商的澳大利亚力拓(Rio Tinto)、巴西淡水河谷(Vale)等矿商。

他认为，由于银行系统不稳、作为整个经济体支柱的房地产市场即将崩溃。如果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到来的崩溃将达到迪拜泡沫崩溃的1,000倍，那还只是保守估计。

查诺斯的说法是，其它泡沫与中国房地产泡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和另一些怀疑派喜欢谈论“鬼城”，比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在那里，街道和购物中心几乎空无一人，可住100多万人的楼房空置着。其它城市的卫星影像也显示出大量新建空置楼盘。

钱塞勒：中国拥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征

唱多中国的人总是说，过去20年出现了八次经济放缓，每一次中国都实现强力反弹。但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公司GMO的全球策略师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说，我无法准确告诉你低迷期什么时候到来，没有谁可以准确预言；我所知道的是，中国拥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征，这类躁狂症最后都将以悲剧收场。

奥弗霍尔特：大型国有企业挤压民营中小企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长期看多的人也在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受人尊敬的亚洲学者奥弗霍尔特（William Overholt）就是其中之一。奥弗霍尔特在各种学术文章和出版物上力挺中国经济增长已有30年，他曾在亚洲投行、智库（包括兰德公司（Rand Corp.））和学术机构任职，现在是哈佛大学（Harvard）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的高级研究员。

奥弗霍尔特认为，江泽民/朱熔基时代（1993年至2002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运动已在过去10年严重废弛，因此大型国有企业在寡头垄断、政府隐性担保、低成本信贷、税收减免和廉价原材料补贴的帮助下，在经济体中占据了过大的支配地位，如能源巨头中国石化(Sinopec)、电信巨头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多元化企业集团北方工业公司(Norinco)和一体化钢铁生产商宝钢集团（Baosteel）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全国冠军企业不断挤压面向出口市场、创新能力更强的民营中小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同执政党在人事安排和财务上有着密切联系。通过战略性安插在国有企业、咨询公司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亲属，一批贪婪腐败的“内部人”在流经中国经济的数量巨大的资金流中分一杯羹。

奥弗霍尔特表示，除非即将上台的习近平所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够遏制这种明目张胆的任人唯亲的行径，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的前景，且可能比日本约20年前所面临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日本进入经济死亡带的时候已经实现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大约为中国的八倍（中国为5,000美元），而且在技术上也达到了更为先进的水平。

克鲁格曼：中国的增长依靠“要素的扩张”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写了一篇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名叫《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这篇文章近距离考察了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日本以及高速发展的中国。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等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超常规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力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生产力高得多的制造业岗位，同时在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克鲁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扩张”（expansion of inputs）这一说法），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注重效率、创新和生产率的结果。

这种国家或政党主导的“人海战术”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效果并导致产出的大量增加，例如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或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但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最终都无法持续，也从未真正赶超过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更多地遵从自由市场原则，较少为自私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主导。

中国一直在大量增加对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野村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超过40%，过去两年甚至超过50%，比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的上述比例都要高，而这些国家的投资增速在七到八年之后就开始停滞了。

然而，投资支出迅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却没有跟上。中国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大约仅有35%，而美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国，抑制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中国人很爱储蓄，因为大部份医疗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个人筹集。另外，银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为压低，远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资源严重错配：低效率国有企业抢占资源

国有企业和其它国资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公司在非农经济的就业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而按经济学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以外，管理技能和技术创新也被考虑在内）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
更何况国有企业还享有诸多特殊优势，如低税率、政府设定的低资金成本，水、能源和土地等资源可低价获得，以及环保和劳动安全法规执行宽松等。总之，国有企业对劳动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是越来越低下。

李侃如：基础设施建设回报低

基础设施是存在严重资源错配的另一重要领域。GMO的钱塞勒谈及了高速公路系统车流稀少、机场容量一半闲置、以及国有高速铁路系统快速扩张（这是技术上的奇迹，但其票价不足以弥补成本）等现象。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政治学学者、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很大一部份投资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资平台，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资平台又把这些资金花在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上，从豪华政府大楼、道路桥梁，到特别开发区和高端购物中心，不一而足。由于不存在整体上的区域规划，很多设施被闲置。

李侃如说，更严重的是，这些建筑大多是靠银行的三年期项目贷款建造的，而项目却产生不了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利息、更不用说偿还本金了。他断言说，这种错配意味着这些贷款将不得不展期多年。

拉迪：房地产市场问题严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去年住房建设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为9.2%。相比之下美国在2006年房地产繁荣时期的这一比例也只有6%。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西班牙曾经达到过这个水平，而那正是在西班牙楼市崩盘前夕。

拉迪认为中国25%左右的钢铁都用在了建造住房方面，如果居住类房地产的销量和价格大幅下降，（截至5月份的八个月里，中国约70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新房价格每个月都在下降），钢铁、水泥和铜需求下降将使大量劳动者丢掉工作。

当然，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可能会使金融系统遭殃。事实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都被卷入到房地产投机活动中。

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估计，中国的全部银行贷款中，大约有35%将承受中国房地产市场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个统计还不包括以企业经营名义举借，但却被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商业贷款。

此外，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年收入的30%到40%从土地出售中获得。土地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国有银行借款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抵押品。

史宗瀚：银行体系比表面上脆弱

中国的银行体系控制着90%的金融资产。从账面上看，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微不足道，而且中国央行还坐拥着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多数来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另外，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为7.3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0%。相比之下，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80%。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学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说，表象很可能具有欺骗性。史宗瀚在中国政府内部和外部拥有大量消息来源，他得出了几个结论。

首先，如果把中国政府的直接和或然债务，以及国有银行系统、铁道部等各类政府实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以及国有企业交叉持有的大量债券这三者加在一起，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再增加两倍，达到150%左右，而且这个比例仍然在快速上升。

其次，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贷款数量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听命于政府的中国银行系统会拼命通过将不良贷款不断展期来掩盖坏账总额。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巨大风险在于流动性危机。中国经济增长神话的任何闪失都可能导致境内外公司和投资者减少其手中所持有的人民币，通过余额转账以及巧妙地开具发票将资金转移至海外。最新的4月份月度数据表明，当月中国的资金流出量超过流入量约110亿美元。

腐败的中共党员和其它富裕的中国人所抽逃的资金也足以令中国自夸的由3.2万亿美元外储构成的安全网出现漏洞。美国西北大学的史宗瀚估计，中国最富裕的1%家庭所积聚的流动资金和地产价值高达5万亿美元。澳门的赌场以及中国银行体系的漏洞为这些资金逃出国门创造了大量途径。

虽然只有重大的政治动荡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但有关部门似乎如履薄冰，过去两年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的花费要高于国防开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互联网监管以及政府对异见人士的压制令不满情绪持续发酵。

中国政府已将其执政的合法性与它实现GDP无止境高速增长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很多人说，如果GDP增速达不到7%可能产生社会动乱，因为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有可能无法为每年数百万迁移到城市和工业区的移民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不过，未来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将越来越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