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走得太快，走错路，掉悬崖也会快很多

FRANKSTON

2012年7月9日，统计局公布6月份经济数据，CPI同比上涨2.2%、PPI同比降2.1%，分别创下29个月及32个月的新低，对此和讯网连线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进行点评，他认为通胀已经成为过去式，从PPI数据看，中国的通缩已经比较严重了。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及需求的回落，可以说通胀已经成为了过去式。CPI主要受到食品价格的影响，而真正代表第二产业的PPI数据已经证明中国的通缩已经很严重了。未来对抗通缩的方法就需要政策更大力度的出台，特别是加大政府投资。李慧勇表示，PPI数据创下32个月以来的新低，随着需求的不断下滑，未来企业业绩回落趋势可能会超过此前市场的预期。

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来驱使，而且自1992年之后，中国逐渐确立了面向外部市场，扩大内部产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一增长模式得到了大爆发，2001-2007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0.8%，中国GDP在2001年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到2007年已经扩大至26.6万亿，期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于GDP10.8%平均增速拉动分别为5.2%、4.4%和1.2%，特别是2005-2007的三年间，净出口对于GDP的拉动因素分别为2.6%、2%和2.5%。因此，中国经济的表现，依然是此前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模式的延续——内部高储蓄率下，通过外部需求的吸纳，来扩大内部的产能，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都是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危机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在这个一般意义之下，中国的经济实践又形成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

本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快速显现，相应的城镇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员向非农领域转移，以满足外部市场对于内部加工行业劳动力的需求，在这样的两个相互衔接的经济驱动之下，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这一阶段特有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房地产和汽车，2000年，这三者占GDP的比重，合计仅为10%左右，而到了2007年，三者的比重已经升至了23%，2011年，虽然净出口的比重已经回落至2%，但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5%，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四分之一来自于这三驾马车。配合中国特有的三驾马车驱动模式，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上则出现特有的“三低”局面：低资金成本、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环境成本。

简单总结2008年次贷危机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中国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下，不断扩大产能为经济增长主线的，因此，该时期中国经济的调控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持续扩大总供给展开的；其二，围绕上述主线，在资源配置上，除了人口红利之下规律性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之外，人为的压低资金成本和环境成本，以求产业部门的利润得到保证，进而实现就业和产能扩张的经济目的；其三，在外部需求作为主要需求端的经济逻辑下，人为的形成了居民经济福利向企业让渡，非贸易部门经济福利向贸易部门让渡、自由竞争领域向政府主导下垄断领域让渡的局面。

此次危机爆发以来，在外部的市场、交易对手、政策环境均产生巨变的冲击下，上述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中的诸多要素均发生了变化。一，三驾马车在内外因素推动下已经集体熄火：2000-2011年，房地产投资和汽车产量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5%和22%，当前这两驾马车的增速已经回落至18.5Z%和6.2%；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即2011年回落至2.8%之后，今年1季度已经回落至1.5%附近，可见在外部需求的回落和内部调控的施压（限贷、限购、限牌照）下，已经让三驾马车集体熄火。二，经济成本的“三低”局面已经结束：伴随未来中国通胀中枢的提升、居民对于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要求、对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保护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过去人为压低资金成本的环境已经很难维持；劳动力成本伴随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未来老龄化的压力，劳动力逐渐涨价的趋势已经形成（此前“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就是矛盾的极端表现）；环境成本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宏观层还是微观层，对于环境保护的诉求已经十分明确，因此各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还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筹码了（“什邡事件”就是最新的实例）。

在上述双重变化之下，实际上就像日、韩、亚洲四小龙一样，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即旧增长驱动力不足，同时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形成。在这段时期，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福利，均很难有出色表现，而如何缩短这一盘整期，路径无非有二：其一是加杠杆，依靠外力拉动经济；其二则是通过体制的改革，盘活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例如如何调动民间资本的活力，显然这两条路，一个属于短平快，但不持续；一个则是需要耐心和毅力，但一旦成功，经济运行就会相对平坦，未来中国经济究竟选择何种路径，现在尚未可知，因为政府在实际政治利益驱动下，不一定会如理论分析那样来决策，但中国经济即将出现的盘整期，已然不可阻挡。

现在，中国内地大多数投资经理人都比较悲观，其悲观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时的情形。不仅投资者如此，企业家和老百姓对经济的满意度也在下降。但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无论是GDP、出口、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就业、居民收入增长等都比2009年上半年要好。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仅仅是因为国内房地产的调控和国外欧债危机的蔓延吗？

2011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9208亿元，同比增长13.24%，与2010年38.96%的净利润增速相比，大幅放缓。到了2012年第一季度，则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固然有经济周期的因素，也有海外经济疲弱的原因，但更有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重工业增速为10.3%，轻工业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重工业，达到11.5%，这或许标志着1999年开始的这轮重工业化已经开始减速，尽管中国整个重工业化的进程还能持续，但也已经步入了后期阶段。其实，用粗钢产量的增速变化来反映重工业化的阶段会更有说服力。中国粗钢产量的增速在2005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回落，从当年的28%左右，回落至去年的7.3%，而粗钢产量的增幅变化大致可以作为判断各个国家重工业化进程的依据。如美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在1935年左右，日本和韩国则分别在1958年和1970年左右，之后它们都步入了重工业化的后期。

在重工业化步入后期之后，为何会让企业主产生悲观情绪？这可以从资本报酬率下降的角度来解释，如前所述，2010年之后企业盈利增速开始下滑，导致投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增长非常惊人，说明有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向外转移资本，也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由短缺变为过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1998-2008年，企业盈利总额占GDP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劳动报酬总额占比明显下降。如在2000年，企业盈利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9%，而劳动报酬总额占GDP为51%，至2007年，企业盈利总额占GDP的比重上升至31%，而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降至不到40%。但2009年之后，劳动薪酬占比开始明显上升，如职工工资总额占GDP之比从2008年之前的11.2%左右，上升到2009年之后的11.8%左右，而企业盈利的占比则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人力成本上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次是资本过剩背景下获得超额回报率的机会减少。2009年初政府部门推出的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实质上是把未来几年的很多投资项目提前到开展了，导致未来可投项目的减少。

研究美国、韩国的产业变迁可以发现，在重工业化的加速阶段，PPI累计涨幅都超过CPI累计涨幅，而到了重工业化的后期，CPI则超过了PPI。中国也已步入重工业化后期，故CPI也有望超过PPI。从今年前5个月中国CPI与PPI的走势看，似乎可以得到印证：尽管这两个指标都在回落，但PPI已经是负增长，而CPI涨幅还在3%以上。对于重工业化后期CPI为何超越PPI，可以从就业人口比例下降的角度来解释，因为就业人口下降导致薪酬收入增加，从而带动消费。这同样可以参照日本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出现后，消费大幅增长的案例。而决定消费将主导经济增长的最大理由，还是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的模式确实已经到了末期。

重工业化由加速到减速，与城市化水平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过去十年，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人口迁移速度很快，但从去年起，外出农民工数量开始锐减，从2010年的800多万减至500多万。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今后的上升幅度也开始放缓。同时，中国人口的增速明显放慢，且青壮年人口比重减幅更大。从参加高考的人数来看，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2009年降至1020万，今年则降至900万左右。经济增长本质就是人口现象，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此消彼长，或进一步改变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重。

2009年起，劳动者报酬的快速上升，或预示着未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使得人工成本还将继续上升，这对推升CPI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后CPI将短期维持在3%或更高的情况下，服务类价格的上涨更值得重视，尤其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教育等行业的消费，都属于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消费升级的范畴，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保健养老的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将导致CPI中服务消费的价格快于普通商品的价格涨幅。

从中国过去20年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看，服务类消费的份额确实在提升，这与日本和韩国完全类似。目前，中国服务类消费大约只占消费总额的1/3左右，虽然这存在低估，但与美国服务类消费2/3的占比相比，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这轮结构调整中，无论是企业主还是老百姓，都会感受到赚钱难和消费成本上升的压力。

中国经济增速将下一个台阶已经没有太多疑问，原本在2008年就应该调整的步伐，被次贷危机所打乱，2009年中国经济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最终还是疲弱下来。因此，这轮经济结构调整可以看成是对过去十多年以房地产投资为主导的高增长的修正，应属于长周期的范畴。若从2010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开始回落算起，则调整期可能覆盖整个10年代。从日美韩台等经济体的长周期调整案例看，十年的调整期也不算长，同时结构调整也不意味着经济会持续下滑，因为长周期中同时还包含中周期和短周期。中周期的见底时间最晚会在2014年，而短周期或库存周期，估计在今年下半年就应该见底了。

这意味着，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应该是一个浅U型，悲观的情绪会在下半年有所转好，但这样一个补库存周期对经济拉升的力度也非常有限，未来几年中国增速波动的均值大约在7-8%之间。但中周期的见底回升还是值得期待，中周期主要指设备投资周期，中国经济需要发展的地方还有很多，投资机会也很多，如区域经济的发展、集约化生产、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消费升级等还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投资应该从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模式向民间主导的模式转变。如果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有改革和创新红利，以及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所积累并由政府掌控的巨额资源。

当然，要使中国当前的优势和潜力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需要把握好时机和改革节奏，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本身已经包含了政策推动力。而要改变企业主和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减少老百姓对未来通胀的担忧，在推进改革的力度上就需要超预期。

七月以来，中国大陆什邡等地发生了很多新的情况。这些事件让人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变化，已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雏形。

自从乌坎村事件在中国居然取得和平解决以来，四川什邡事件再次罕见和平解决的结果。中国社会的这一系列新的动态，引起欧洲媒体和知识界的关注。任教于德国北威州行政管理学院的政治学博士彭涛认为，这些变化正在惊人地按照政治学教科书上所说的专制社会的变化过程演进。彭涛说，“与重庆万盛和双桥万人抗议示威事件相比，什邡学生和民众的抗议运动与前苏联及东欧民主转型和‘阿拉伯之春’等运动有着更多相似的地方。这些成功的政治变革运动，几乎都是因所在国严重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政府腐败、政治禁锢、社会不公和民意被愚弄和强奸等）所引发，都主要是由年轻人带头推动的，都得到周边和其他地区以及几乎整个社会舆论的支持，最后都迫使当权者屈服。”为此，彭涛说，“经验告诉人们，凡是成功的社会革命或运动基本上都得具备如下的几个条件：一、由某一突发事件引发，民众上街抗议示威，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其真正的动因均是民众对现存制度和生活状况的不满和愤怨，事件本身只是一个导火线或发泄口而已；二、抗议受到社会其他阶层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三、社会精英的参与和主导；四、媒体的跟进和广泛传播；五、上层权力人物的迎合与参与。”

四川什邡市政府批准兴建污染严重的钼铜冶炼厂，受到民众激烈反对，逾万人上街示威。民众虽被驱散，数十人被捕，惟市政府也宣布永久搁置项目。什邡事件活脱脱就是今天中国发展模式的缩影，从中看到中国发展的问题及危机。

钼是制造耐热合金原料，但提炼过程中会污染水源及空气，损害人的肝肾及致癌。什邡当局秘密引进该项目，直到6月29日奠基仪式，当地民众才如梦初醒，率先走出来的是中学生。他们从互联网得知提炼钼的污染及危害，以ＱＱ组织联络，两天后操往市政府门前，围观民众很快由冷眼旁观，改为同情理解，纷纷加入，变成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什邡市民反应激烈，跟他们对污染有切肤之痛有关。化工是什邡主要产业，对环境破坏非常严重，传闻当地已出现癌症村，今次投资钼铜厂的宏达集团，在什邡就有很大的磷厂，当地石亭江边就堆放了三、四米高、延绵数公里的磷矿渣。因此，当大家知道宏达准备投资更污染的钼铜厂，听到学生呐喊“什邡将变癌症县”后，立即起来。

一个百亿元项目，对当地经济拉动很大，是地方干部升职本钱。为减少民间阻力，他们才秘而不宣，待建成了，在既成事实面前，民众怎样都得接受！

这种决策模式和发展方式，无疑很有“效率”。为了发展及效率，京官批评香港“议而不决”；一位香港的普通老妇人——朱绮华婆婆，逼停港珠澳大桥，理由是环评报告不合格，就港珠澳大桥提司法覆核，被批阻延项目，增加成本；对旧启德机场重建发展缓慢，广州官员出言揶揄为“晒太阳”。香港及西方国家审批投资时确实很“慢”：既要完成法定程序，还要兼顾持份者的利益，讨价还价的过程是漫长的。不过，它的最大好 ​​处就是，成本都是预知及可控的，且大部份问题在动工前被 ​​提出来，解决了才去马，否则拉倒。相反，中国方式不仅因为速度太快，令适应力不高的基层民众被抛弃而无法 ​​分享发展成果，很多问题在项目启动或落成后才暴露出来，到时社会秩序、环境、民众健康等已付出高昂代价，甚至造成无法弥补损失，不少项目要腰斩，损失更大。更甚者，中国方式还隐藏很多不能量化的成本，例如政府信誉受损、管治权威下滑、官民对抗、环境污染等。

中国，请放慢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走得太快，走错路，掉悬崖也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