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陵大盗曹致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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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大盗曹致福其人

中共盗清东陵案，自1949年后一直未见披露，直到互联网普及后才瞒不住真相，做了歪曲事实的报导，这类文章见于2008年的《北京日报》和《文史春秋》等官办媒体，但话里话外的，已经流露出难言之隐，例如《文史春秋》（2008-2-5）的这段：

······事隔十七后的1945年下半年，当地土匪、恶棍们拉拢腐蚀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纠集了一群农村流氓无产者和落后群众，将这里绝大多数陵寝盗劫一空。由于多种原因，清东陵第二次被盗案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

（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802/show897154c30p1.html）

为什么说“由于多种原因”呢？其中自有文章。因为曹致福（原名晁子孚）盗陵，显然是奉了延安的指令，根据中共党史记载，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主力是首次开赴东北打内战的共军，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共一万三千名官兵及五个地委书记和两千五百多地方干部，分三路开始向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这支部队，是抗战结束后向东北开进的第一支共产党武装，是根据朱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发布的“第二号命令”中“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见《解放战争》，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

李运昌的部队多由“县大队”“区小队”之类的地方游击队构成，可以说是乌合之众，所以军费军饷是个大问题，共军特别是地方部队的传统是自筹军装备，怎么自筹？当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靠“打土豪”“绑肉票”和抢劫盗墓等不择手段，所以密令盗掘清东陵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恶肯定对中共形象不利，所以就利用了地方民兵这种“人民战争”工具，以斗争皇上大地主的名义对死人搞土改，分“浮财”，让群众也得到点针头线脑的好处，但主要部分上缴充军费，来了个混水摸鱼。

曹致福是这场惊世大案的首恶，但为什么中共后来没有抓他做替罪羊？一来他是中共在抗战中开辟根据地，抢占地盘的大功臣。二来他是奉上级命令，中共打内战正值用人之际，舍不得牺牲他灭口。三来他在冀东名气较大，有“李向阳”之誉，弄不好事情败露了，反而不美。另外，他没有出面，出面的是他的得意干将，军分区敌工情报队队长张尽忠，张尽忠当时以曹致福的名义宣布：“皇上是大地主，剥削人最厉害，因此，皇上的陵不应保留”（当然曹的这个命令或文件也“不应保留”了）。出面的中共领导还有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贺年等。其余的骨干，都是他招降纳叛的当地土匪王绍义等，这些土匪后来都成了替罪羊。

“由于多种原因”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曹致福受了老上级李运昌的影响，也就是政治株连。李运昌是李大钊的侄子，黄埔四期学员，也是中共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主要功绩是领导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过后曾称赞他：“没有你李运昌，就没有冀东抗战的胜利。”不过李运昌作为中共大功臣的更主要功绩，是光复后率部首先挺进东北抢地盘，为中共扩充了33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以这样的功绩，不说是开国元勋，也应该和刘志丹的历史地位差不多了。

但是中共建国后，这个大功臣的官职仅仅是个交通部长，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内战初期得罪了林彪和黄克诚等毛泽东的嫡系，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新兵新枪老兵没枪”事件。文革前的中共党史上对李的定位是犯了“本位主义山头主义错误”，美国对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投降已成定数，于是，斯大林开始摘美国人的桃子，毛泽东开始摘蒋介石的桃子，李运昌则是中共摘国民党抗战桃子的争先锋。李部是最早开进东北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李运昌用从苏军手里接收的武器先装备了自己的队伍，又派了曾克林到延安告诉中央：东北遍地是枪，空手到东北即可。结果让苏军给忽悠了，斯大林在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下，又把军火库收回了，让后来的共军都两手空空闯关东，很被动很生气。

到了文革时，这个李运昌更是背运，原因是涉及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里的薄一波，李曾于1929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天津狱中曾与彭真、薄一波组成了党支部，包庇叛徒集团是刘少奇的一大罪名，所以李与薄这段历史，又沾了刘少奇的光。归根结底，李运昌和刘志丹一样，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和权势斗争的牺牲品，他们的革命成果，也都被毛泽东的苏区帮摘了桃子。老上级李运昌才官至四品工部尚书，已经是灰溜溜的，文革时还被打倒了，那“李向阳”曹致福就更不用说，原来就都是一个绺子的，自然也就没得烟抽，加上盗陵这个见不得阳光的家丑，所以中共党史就不能高调的宣传他们，就统统被冷处理了。中共建国后，曹任唐山军分区第1司令员，北平军区文化学校副校长，国防科工委第10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只给了个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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