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革时人人都是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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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行健

                   来源： 《黑五类忆旧》第十七期卷首文

     文革时人人都受苦，人人都是受害者，但是人人也都是暴徒。现在人人都是正义，什么因为我为了维护正义，我受了苦，什么我是无辜受害，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在集权专政的压制下，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徒。你没成暴徒，只不过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你没成为暴徒。但是在那个基本环境下，你必须成为暴徒。如果你已被打成反革命，你就谈不上是暴徒了；但是你没被打成反革命的话，要你揭发别人的时候，你就得凶狠地揭发别人。能保持清醒是极难做到的。就算你是装凶狠，你也得凶狠，哪怕你是伪装凶狠。

    我承认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像赌徒和暴徒一样。我当时是为了我的反压迫，但是你的反压迫用的是谁的口号？是毛泽东的口号！压迫和反压迫者的人都用了同样的口号。你能离开毛泽东不喊他的口号吗？那些口号本身就是暴力，他的口号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最法西斯的暴力，像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这打到那，都是暴力。“打倒”的意思就是让人生失去自由。你喊出这个话，打倒某个人，他跟你同一个单位，在这种批斗会上，你说你喊打倒不喊打倒？每个人只不过是积极的程度不同而已。你说你根本不举手，不喊打倒，那你马上就被揪出来，马上就被打到。

    因此，在客观上，人人都是暴徒。你不是牺牲者，就是暴徒。你扮演不了另一个角色。你自认为牺牲者就拥有正义，但你会发现，牺牲者只不过是这个肮脏的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你并不是因为正义而被牺牲的。你要作刘少奇吗？刘少奇不是刽子手吗？我们且不说他运动初期搞了多少人，就说他在以前的革命时期搞了多少人，以及他的左倾路线搞了多少人，他在共产党内部他又杀了多少人？他现在这个时候好像是个牺牲者、一个正义者。拨乱反正算他正确，他正确什么呢？他也是绞肉机中的一个机器，只不过他被别的机器绞了，被更强大的机器给绞了，因此没有正义的牺牲者。谁是正义的？维护刘少奇十七年专政的人是正义的吗？那个专政仍然是个专政。当然这也不是刘个人的问题，他不是个英雄，是老干部回过头来需要他这么一个英雄、一个烈士。他本身同样是这个屠杀机器里的工具。像他那么极端的人上台的话，也是可怕的，他对别人也会是残酷的。

因此，我们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也是暴徒？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你是不是也是赌徒？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正义。它并不是一个民主与暴力的斗争，这里都是暴力，是共产党的甲派和乙派、毛派和周派，或者是毛派和刘派。他们的前提都是无产阶级独裁、专政。暴力，他们都是赞同的，只不过是落在谁的身上而已，用的分寸而已，手段是不是更合法而已。这里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要有这个认识。你敢不敢对共产主义的暴力置疑？在这个暴力下，你是不是也成为了这个暴力的一分子？你要有这个认识：你并不代表正义，你不可能代表正义，那个时候没有正义。你只不过是乔装打扮。如果说我当年是反革命、两面派，我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要不然我怎么生存？我就得是两面派。我喊着毛泽东，但不信毛泽东。可是，我要不喊，那我马上就是反革命。

    因此在这个集权的政治下，你要逃出这个绞肉机，逃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中国当时是天网恢恢，连刘少奇他都逃不了，还死在监狱里，谁还逃得了？然后就是这个户口制度，你无处可逃。我当时整个的感觉就是要逃，一直在逃。尽管我最后还是逃出来了，但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要逃。我主动要求下放，就是逃。因为这太恐怖了。但是怎么逃得了呢？逃了半天你逃不掉，但还得逃。逃不掉，无处可逃。无处可逃，那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得伪装。哪有那么清白的？我就把“毛主席万岁”喊得响响的。我不能让任何人怀疑我还有潜藏，还有什么别的想法。你跟所有人讲话全是冠冕堂皇的，否则人就揭发你，所以你就得装模做样。

如果说你手上没有鲜血，那你要不就是软弱，天性软弱，要不就是你还有过去的文化背景，你做不了那种极端的事情。我就做不了那极端的事。叫我打人，我就打不了。除非在对打中，我才会还手。叫我好端端地打个人，我反正打不了。但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就可以打人。为什么那些小孩子，像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那么文弱的、亲切的，怎么就可以挥着皮鞭子打人？那是因为她没有一个好的教育背景。你要让个年记大的人去打，他就打不下去，因为他有个背后的文化。但是，你要叫个工人打，哪怕是叫老工人去打人，他很容易打；但你要叫个老知识分子去打人，他就很难，因为他有另一种文化在里头，他打不下来。但是他得伪装，至少他得喊口号，叫得很响，而且表现得义愤。那这个人的义愤是不是压力、是不是暴力？同样是暴力！你同样构成了暴力。


旁观者言：

心中有善念，打人就下不去手；心中有恶，打人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文化大革命”？

——就是为了破除人心中的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