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我的台湾转型之旅

FRANKSTON

两蒋时代的国家暴力，以及国家暴力制造的种种苦难，于今天的台湾人来说，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从我们大陆人的眼光来看，决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发的邪恶，尤其仇恨引发的国家暴力，这些问题到底如何面对，在台湾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陆，将来一定是坎

白云在风中轻轻飘散，倾斜的大地一点点露出真容。蜿蜒的河流，绿油油的稻田，沉静的村庄，机翼下的一切都那么清澈。

桃园机场，到了。

身边的乘客躁动起来，他们大多戴着同样制式的太阳帽，听口音，显然是来自广东沿海的旅行团，黢黑的脸上写满好奇。我一样按捺不住好奇，飞机刚停稳，就紧随人流涌向舱门。

舱门阳光灿烂。传说中的台湾，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无遮无拦。

邂逅马场町

来机场接我的是老朋友林先生。好久不见，本来有很多话要说。但一路上我更感兴趣的，却是看。扑面而来的风景，让我应接不暇。别的不提，单是路边广告牌组成的繁体字峡谷，就令我兴奋不已，仿佛回到了老民国。

越野车经过一座高架桥。桥下一个广场，中央凸起一座巨大的圆锥形土丘。

“这就是马场町纪念公园。”林先生不无自豪地说：“是小弟我在台北民政局局长任上，主持修建的。”

“这公园很特别么？”

“当然特别。”林先生说：“这是50年代台湾枪杀政治犯的地方。仅仅5年当中，被枪杀的政治犯就多达四五千人呢。”

我恍然大悟。马场町，不就是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的亡命处么？吴石而外，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副官夏曦上校、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皆同年同月同日遇难于此。三年前《潜伏2》在台湾开拍，剧组人员还曾前往马场町集体凭吊。

灵感闪电般掠过脑海，我的好奇随之转向，路边的风景不再重要。

来台前，邀请我的台湾朋友告诫我说：不要带什么任务来，你在大陆这几年很累，来台两月，主要就是休息，调养。我也确实打算就这么办。但邂逅马场町给我意外的震撼，我决定改变访台行程。

我把决定告诉了林先生。他沉吟半晌，说：“你这题目太大，两个月不够用。”

我说：这先不管，先只问，台湾有人做么？

林先生摇摇头：不多。

我说：这正常。马场町，以及整个两蒋时代的国家暴力，以及国家暴力制造的种种苦难，于今天的台湾人来说，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从我们大陆人的眼光来看，决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发的邪恶，尤其仇恨引发的国家暴力，这些问题到底如何面对，在台湾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陆，将来一定是坎。

林先生知道我素来固执，叹口气：“好吧，听你的。明天我找一个朋友，陪你先去马场町走走。”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暮色从四围悄悄涌上来，淹没了淡水河两岸。越野车开进我落脚的台北市万华区一个老旧的眷村。用谷歌搜索，发现马场町竟只有一箭之遥——就在青年公园南边的新店溪畔。

所有的亡灵都需要尊重

说起马场町，不能不提到一段插曲。这插曲，当事人徐宗懋在2005年11月的《亚洲周刊》上有过铺陈：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徐宗懋忧心忡忡；作为决策者的龙应台，其时也不平静。她后来追忆：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不能不佩服龙应台的勇气和决断。尽管她预见到会有政治风暴，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还是如期揭幕。用徐宗懋的话说，特展的最大特点，是“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政治风暴如期而至，但其实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查办，没有撤职，没有迫害。最多无非一些报章口水而已。

这次打破禁忌，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集体突破，人权观上的一个突破。吴石、陈宝仓、夏曦、朱枫，都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情报人员。包括后来同样被枪杀于马场町的国民党大员陈仪，亦因策动旧属汤恩伯投共而遇难。马场町数千死难者，多数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左翼人士。所以，一定程度讲，马场町可以说是台湾左翼的圣地，有如耶路撒冷哭墙之于犹太民族。而如果左翼得手，对今天的台湾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但纵然如此，今天的台湾社会对他们已然没有丝毫偏见。以政府出资修建马场町纪念公园，没有人去冲击政府，没有人去马场町砸场子，也没有人报复主持其事的林先生和龙应台。5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开展，马英九还以台北市市长身份前往参观和致哀。以后每年，马场町都会举行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2005年秋祭，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再度前往，代表全党向在场者深深地鞠躬，深深地致歉。

被称作英魂的左翼受难者的亡灵，在马场町受到了最大礼遇。只有生命，没有敌人。只有人道，没有仇恨。这就是今天马场町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人们往往称道美国南北战争的宽容和人道，李将军等南军将士战后都受到善待，居然没有推出一个战犯，没有一兵一卒遭到清算和迫害。南方人民还可以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隆重欢迎李将军，用鲜花，甚至是礼炮。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普世人权，这就是现代文明。这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的何止这些，我们还可以说，美国能做到的，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做到，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兑现普世人权、兑现现代文明，马场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生动的例证。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一早赶到马场町。让我惊讶的是，马场町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凝重，阴沉。大片大片草坪绿到醉人；新店溪水温婉活泼；两岸到处是密密的苇丛，不知名的鸟儿在芦苇中鸣叫，一起一落地彼此唱和。最吸引我眼球的，则是沿着新店溪延伸的悠长的绿道，有老人牵手散步，有情侣在路边留影，有年轻人骑着单车飞奔。那么的和平安详，那么的青春飞扬，哪有一丝一毫凄风苦雨。

但越是如此，广场中央的土丘就越是显得突兀，越是容易引发好奇和追问。

土丘表面，也已经长满了青草。让人难以想象，土丘所掩埋的那一层层的血迹——据说，每枪杀一批人，都会留下一滩血，然后就会用土盖掉。被枪杀的人越来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土丘。

土丘正面，有一个浅浅的大理石碑。是谓“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碑文一律烫金，显得高贵肃穆：

碑文云：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这就是台湾社会对当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这不是对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对所有反叛者、异端者的定位。就此来说，台湾社会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已经不在欧美之下。而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显然最能代表一个社会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黑洞二二八

马场町之后的第二个行程，是参观“国家228纪念馆”。

纪念馆设于市中心泉州街�南海路的交叉路口，原址是1931年落成的两层砖楼的“台湾教育会馆”，历届“台湾美术展览会”均在此举办，堪称日治时期台湾美术界的盛会。1945年台湾光复后，借用教育会馆作省参议会办公场所，二二八期间，台湾省参议会牺牲惨重，教育会馆因此成为二二八的历史见证。1959年，美国新闻处迁入，这里又升级为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潮的传播中心，台湾现代化的重要推手；1979年，因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新闻处易名为美国文化中心，总算实至名归。

2006年7月，教育会馆被核定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址；2011年2月28日开馆营运。我去那天是3月27号，刚好营运一年。纪念馆外墙上，正挂着周年纪念活动的大幅广告，即“二二八人权影展”的广告，包括《伤痕228》、《228母亲》、《天马茶房》、《再见曼德拉》、《寻找太平轮》、《牵阮的手》、《飞越高墙的声援信》在内总共26部人权纪录片，赫然在列；可谓声势浩大。赞助单位为台湾“内政部”，亦可见其规格之高。

跨入一楼门厅，最招眼的是百合花，墙沿百合花怒放，廊柱百合花环绕；各处指示牌，画的也是百合花。百合花简直成了展馆的标志物，烘托出整个展馆的主调：宁静、优雅而忧伤。门厅挂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反复播放各种悼念仪式，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默哀镜头。下图是二二八平反后台湾历届“总统”凭吊亡魂的现场图片，无论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如何，其真诚是不用怀疑的，颇令人动容。

纪念馆一楼的去处，主要是多功能展演厅，很多重要的追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二楼为受难者主题展室和特展室。主题展室一幅铭牌引起我的注意，它说的，正好是我想说的：
历史曾经幽暗难明／恐惧亦曾深深笼罩／但民主为光源／照进尘封的档案／揭露真相／铭刻历史

可能因为当天是工作日，台湾人都要上班，陆客则对二二八纪念馆没太大兴趣，所以整个展馆静悄悄的，几乎就我一个游人。我静静的走，静静的听，展室四围挂满巨幅画像，受难者栩栩如生地环视着我，我仿佛在他们中间穿行，在跟他们的灵魂对话。

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研究者，对二二八的前世今生，当然不会陌生。但尽管如此，亲历二二八纪念馆，还是让我大开眼界，收获了很多闻所未闻。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变，跟当今的“突尼斯革命”差不多，都是街头小贩遭遇国家暴力，然后群情激愤，官逼民反。只不过“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败了。但二二八纪念馆披露的史料告诉我，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时也是一次流产的政治变革。

变革的动力来自台湾民众。一方面，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劫收”狂潮席卷全岛，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到底恶化到何等程度？举一个例就够了：国民党接收后，台湾刑事发案率一年内剧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台湾民众，怎么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对本地人公然歧视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对此论述颇详：

就政治上言，日据时期台人无论在行政上、专业上及技术上均难获公平地位。台湾光复，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认为此后应可自治，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台湾光复后将由台人治理台湾，他们甚至以为谢春木可为省主席，其余有声望之台人均可领导台湾。

台湾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因此空前高涨。1945年4月15日台湾首届参议员选举，30个席位，角逐者竟多达1180名。他们以为“祖国”真的把他们当自家人，事实却很快击碎他们的一厢情愿。陈仪长官公署9个重要处会18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人，县市长中只有3个是台人。台湾其他官营机构，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深感羞辱的是，国民党接收后，立即宣布国语为唯一通用语言，取缔日语。原来习用日语的绝大多数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个人上升通道随之中断。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实施后，台籍政治精英会力主县市长直选，推行地方自治。他们无非是想突破政治垄断，为个人、也为所有台湾父老争取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

有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做基础，228事件自不难迅速转向，从最初的民众暴动，迅速转向政治变革。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公布的“三十二条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条，即为“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

另有如下要求：
县市长直选，县市参议员同时改选；
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