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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记》马云
中国政变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不论是朝廷内部的倾轧争斗,还是农民起义重开王朝,均是如此。说得远一些,秦始皇死后的沙丘政变,就是始皇帝的二儿子胡亥阴谋骗得了政权,开创了中国封建皇朝两千年的政变传统;中间如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了兄长夺得王位,一直延续到清皇朝倒台前的戊戌政变,慈禧剥夺了光绪的权力。
尽管如此,今人说起政变,还是要借张学良对中共代表叶剑英的说法,称这种不按照规矩夺取政权的举动为“苦迭打”——张学良告诉叶,他准备发动“苦迭打”。1936年10月29日,叶剑英用隐讳的语言打电报给毛,并离开西安回保安见毛,揣着少帅的“苦迭打”计划。
“苦迭打”,也有写成“苦跌打”的,来自法语Coup d'Etat,就是政变的意思,源自法国1799年11月9日,30岁的拿破崙面对法兰西的混乱无主局面,从埃及赶回巴黎,解散无能的督政府,成立以他自己为首的三人执政团,史称“雾月政变”。因为拿破崙在欧洲的影响,人们渐渐在谈到政变时,都用法语的这个说法。不仅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把自己的捉蒋行动称为“苦迭打”,30年后的1966年,中共“文革”初期大红大紫的林彪,在5月18日的“政变经”中,用了“苦迭打”。林彪说,“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跌打’”。
林彪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他正在帮助毛泽东搞一场政变,将合乎中共宪法选出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推倒,而他自己也很快被毛泽东收拾掉,成为另一次政变的牺牲品。
所谓政变,就是採用非正常手段,或是不按照惯常的道统,以暴力等手段更换领导人;或是採用外部手段,强令改变政权,这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因为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最具力量,政变大多是军人发动,也有强力集团“逼宫”改换政权。当然,政变一般指篡夺中央权力,也可以指不按照宪法和法律改变地方公权力。
专制国家不是依照公民投票通过的宪法行事,往往诉诸武力夺取政权,所以,政变频频。就是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如泰国这样的君主立宪的国家,不久前还是发生过军事政变;连自诩民主制度胜过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最近也担心会发生政变。进入21世纪以来,政变依然不少,光是2012年3月以来,就有马里和几内亚-比绍发生政变。
欧美和日本奉行民主制度,已经不存在政变的土壤,就是总统在任上遇刺、被弹劾、病故或遭民意唾弃,也不可能出现政变,因为,对国家领导人发生的种种意外,宪法早就作出明确规定,可以保障政权的正常交接,任何野心家都没有空子可钻。
例如,在美国,1963年11月22日,总统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依照宪法,随即接任;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丑闻遭到弹劾前,自己先行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一切都十分有章法,政权的运作一如以往。
再以法国为例,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法规定,只有总统,没有副总统,所以,在总统辞职或病故,由参议院议长暂时代理国家元首,一个月后举行总统选举。例如,第五共和的第一任总统戴高乐将军就没有做满第二届。1969年4月底,他要求以全民公决支援他推行地区和参院改革的方案。在全民公决前,他表示,如果这一方案不为百姓接受,他就辞去总统职务。由於1968年5月爆发出来的社会矛盾和不再信任总统的情绪再度显现,全民公决未能通过。戴高乐於失败后第二天如约自动下台,按照宪法,由参议院议长波埃尔暂时代理国家元首,在不久后的总统选举中选出蓬皮杜。但是,蓬皮杜一直有病,1974年4月2日因白血病去世,本来他的任期是到1976年6月。於是,法国提前总统选举,德斯坦当选。所以,在这样的民主框架下,国家政权的更替都由公民的选票来决定,容不得任何政变。
薄熙来事件之诡异,让人们联想起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次政变。
中共靠政变夺中央与地方政权
崇尚密谋、擅长政变的俄国列宁、布尔什维克扶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为着夺取中国政权。在这样的目标下,他们信奉的是“目标正确可以不计手段”,政变就成了最佳选择。
但是,在中共初期,尤其在陈独秀还具有影响的时候,这个政党多少还是期望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这一通过合法手段的策略,后来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在党内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中共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直到经过长征,在延安才慢慢确立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最爱说自己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按规矩出牌,完全靠阴谋诡计、靠整人树立权威,也就是靠政变上台。中共建党逾90年,最擅长搞政变的当属毛泽东。毛泽东之后,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继承这一传统。可以说,中共搞政变,九十年一贯制。
十分了解中共历史的司马璐,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一书中指出:“以派系为核心,以路线为旗帜,以权力为目标”,这就是中共党内几十年斗争的真相。说到底,为着夺得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用政变的手段搞掉对方,这是中共所谓十几次路线斗争的本质。(《新史记》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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