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初大陆民众无法恨美国 称“明明是救了我们（转贴）”

FRANKSTON

来源：看历史 作者：杜华

  核心提示：有不少群众表示对美国“恨不起来”，尽管“理论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觉得什么恨”。因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还“在中国办学校开医院和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多救济物资，“日本来的时候，他办了难民区，明明是救了我们，怎么说他是仇人？” 而且“美国很富，怎么会到别的国家抢东西？”


战争爆发后，中国媒体对美国展开猛烈抨击，称美国是“阴险的”“有预谋的”的“强盗”和“战争贩子”，它正在有计划地实施它侵略朝鲜、侵占台湾，进而侵略整个亚洲的意图。

  在官方舆论众口同声的背后，实则是群众思想的“波动和混乱”。

  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显示，民众中普遍存在畏战求安、漠然无谓、“恐美”、“崇美”、“亲美”心态。到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进入“三八线”以北，直逼鸭绿江时，这种心态发展到顶峰。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美国有足够多让国人羡慕的地方。美国富有，“每人都有汽车，能吃白面”；美国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举票”；美国科技发达；美国文化繁荣，好莱坞的电影好看，流行音乐好听。美国货也深受欢迎，商家“卖东西给顾客总喜欢介绍‘这是美国货’，有的甚至把本国货刻上U。S。A来冒充美国货”。

  有不少群众表示对美国“恨不起来”，尽管“理论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觉得什么恨”。因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还“在中国办学校开医院和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多救济物资，“日本来的时候，他办了难民区，明明是救了我们，怎么说他是仇人？” 而且“美国很富，怎么会到别的国家抢东西？”

  最普遍的是对美国的恐惧。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之中。 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对比之悬殊，自然容易让国人产生恐美心态。对原子弹的恐惧尤为严重。民间众说纷纭，相传“原子弹威力很大，每颗炸方圆百里”，炸过的地方“10年不生草木”。不少人对解放军也没有信心，认为“他们是土包子，没法跟美国兵打”，“出兵也不过是打游击”。

  普遍的恐惧心态使谣言四起。“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朝鲜失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国民党要登陆作战”，一时间，各种谣言满天飞。谣言使新解放区的一些农民不敢积极参加土改，有的不敢接受土地，或不敢在新分到的土地上耕种，不敢把分地打的粮食和自己的放在一起。有个别党员甚至要求退党，有些新被批准入党的，又要求不入了。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在1950年10月30日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谣言传播的情况：“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

为了鼓舞全民士气，有效进行战争动员，新政权发动了一场全民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时事宣传的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国不能置之不理；二是坚决清除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以“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此时，费孝通正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在贵州考察民族问题。当他在次年一月返回北京时，“三视”教育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抗美援朝时期，新政权通过所有可能的宣传方式，以图在短时间内改变民众的美国观。

  按照中共中央在1950年11月所作的指示，宣传工作围绕三个主题：“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报纸和书刊是进行反美宣传的重要工具。从1951年到1954年，《人民日报》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平均每月就达两万字左右。这时发行的相关书刊，估计在1亿册以上。报纸书刊还充分使用漫画和图片，以更生动的方式进行反美宣传。在当时颇为流行的漫画《黑店》中，一名漂亮的美国小姐坐在前台，兜售“美国民主”“美国慈善”“美国福音”“救济面粉”等等。而在后院，则是凶恶的刽子手正在把许多人扒皮放血。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在《年关结账》中讽刺了美国因失道寡助，必然失败的结局。

  新政权还利用广播、戏剧、曲艺、说书、鼓词、幻灯、壁报、文艺演出、图片展览等形式宣传抗美援朝。北京市把天桥曲艺人组织起来，进行时事政治学习，通过他们进行宣传。那些摔跤的、耍魔术的，在圆场之后就讲开了时事；那些说大鼓、唱坠子的就在茶馆、戏院清唱现编的新词。1951年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快板“Ok曲，奉劝美国迷”：

大街坊，小四邻

来看美国流氓

……

大有财，小有财

可别去向老美靠

他们招你们过去住

剥光了撵回来

柏油也漆不像黑奴，滚你的，

不成材黄皮肤

……

大老板，小店东

可别看了美钞心动

他们招你们去合股

一转眼踢出来，

再不见自家的门户，

只好垃圾桶里住

……

大街坊，小四邻

算起来这已经是旧账，

就可恨“美国之音”，

还要把死灰到处扬，

别看像甜蜜蜜，

闻起来，火药气！

活该，那些人才相信，

Ok骗不了人民

  如今看来，当时的一些报道为追求宣传效果，有夸大事实之嫌。1951年5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则报道，谴责“美帝国主义者批准宗教外衣、带着慈善面具来屠杀中国人民……干出了虐杀成万个中国儿童的罪大恶极的勾当”。    “仅在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的三天中，挖掘出来的较大的孩子骸骨，就盛满了三口大棺材”。协和医院则在一次图片展览中“展示了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作实验，把精神病患者用X光照死及给中国人注射抽疯针等大量照片”，通过“血淋淋的事实，使一些受美国影响较深的人也认清了其侵略本质，清除了崇美、亲美思想”。

“条条痛苦通美帝”

  在进行轰炸式宣传的同时，新政权还发动群众运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据中共中央在1950年底的总结，当时最成功的群众运动有两种：集会游行和控诉会。

  从1950年秋开始，各地纷纷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1951年的“五一爱国示威大游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游行活动。当时的统计数据表明，参加此次游行示威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层民众，一共有1。8643亿人以上，占了全国总人口39%以上。

  上海《展望》杂志在当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游行示威的具体场景：“在行列中，我看见了常年不出门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他们也抱着孩子，坐着三轮车参加了游行；甚至有些祖孙三代都参加了游行，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生长在太平天国年间的99岁的张倪氏，由孙女陪伴着参加游行……其中有许多有血有泪的典型控诉。大家都一齐高呼着，高举着毛主席、斯大林、金日成的画像，抬着各种图表，上边标志着生产、工作及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成绩。”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人在作为大众之一员而存在时，“他有意识的个性将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淹没”，其思想和情感很容易随着群体间的相互传染而转向一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来改变民众对美国的认识。诉苦运动亦是如此。

  1950年11月的一天，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举行控诉美帝大会。主席台旁悬挂着两幅大画，一幅是日寇、美帝拿着刀的凶像，一幅是被枪杀、鞭打、火烧、强奸的中国人；墙上是“血债血还”四个大字。装管工人刘星辰控诉的时候，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我们村里有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在抗战中，我们的村子被日本鬼子全烧了。粮食刚放在场上，眼巴巴地看着被烧光了。老人和小孩受不了冻饿，活生生地死掉。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我们把房子盖了起来。现在美帝又想来，为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得好好团结起来，努力生产，支援咱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军”。

  这是一个典型的控诉会场景。通过布置场景，使会场充满仇恨、血腥氛围。控诉者先控诉日本的罪行，激发大家的仇恨心理，再把对日本的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因为当时的很多民众根本没有见过美国人。把仇日引向仇美的最主要方法是把美国类比为日本，“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这些都由宣传队先进行引导。有些宣传队知道群众所熟悉日寇的“三光政策”，就说美帝在朝鲜实行“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有些则宣称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即先侵略朝鲜再侵略中国。宣传人员还称美帝正在重新武装日本，让它再次侵略中国。

  在控诉“蒋匪和地主阶级”时，也沿用了同样的逻辑。即先控诉他们的罪恶，接着指出“美国鬼子又是蒋介石的爸爸”，以此引发对美国的仇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条条痛苦通蒋匪、条条痛苦通美帝”，“条条幸福通北京、条条幸福通莫斯科”。

  除了这种回忆对比式的间接控诉，还存在对美帝暴行的直接控诉。控诉会在1951年上半年达到高潮。据无锡市统计，仅五一期间，大小控诉会议举行了近千次，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有13万人。当时的辽西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达334万多人，占全省740万人口总数的45%强。仅据2市5县的统计，召开大小控诉会1。3435万次。

  在国家权力的极力推动下，抗美援朝运动甚至发展到偏远的广西苗区。1951年11月，费孝通正在广西龙胜考察，他发现那里的群众也发动了控诉美帝、订爱国公约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迎来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