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中靠毛泽东一步登天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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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宜在文革时是中国知名的大人物，一度掌控清华、北大，甚至赢得毛泽东、江青等一干人等的欢心，并且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一举成名的“小谢”

年轻时的谢静宜不仅漂亮，可能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是哪里人，现在都还没有最确定的资料，并有传言说她是谢富治的女儿。官方资料说她是河南人，另有资料分析称，是山东青岛人。1957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1957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早在文革之前，谢静宜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知情人透露，“毛同她很好”。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

1967年7、8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 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

1968年，全国各地武斗不止。七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派开战已数月。此时，毛泽东决定不再作壁上观。遂派中央警卫团介入。但又要挂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于是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加上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张荣温“是革委会主任，还得事事听从迟群、谢静宜的。”张被调走后，“学校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

一路都有人提拔

谢静宜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她步步高升，直到1976年被拘捕才完结，但谢静宜显然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而曾经担任过两案审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参与审理过谢静宜案的汪文风先生，写有一本《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书中说：“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在有点离谱，毛泽东没采纳这个意见，但从此谢就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了。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

“批林批孔”中大出风头

“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是1974年初的事。而运动却缘起于迟群、谢静宜向毛泽东的汇报。他们告诉毛，在林彪家里发现有林彪写的孔孟言论。毛说： “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并让迟、谢二人搞个材料，让他看一看。于是迟、谢二人率众去抄林彪的家，翻箱倒柜，搞出了一个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这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林彪的话与孔子的话对照比较，再加上按语，以证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譬如，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语：“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给毛写信，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批示：“同意转发。”于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197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便由这份文件的下达开始。迟群和谢静宜也就成了批林批孔的英雄。

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主角是江青和迟群、谢静宜。江青墨水不够，批判孔子的理论由迟群、谢静宜来阐述：孔子“拚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历次（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像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谢静宜没讲出多少道道，只强调说：批孔“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

准备被倒吊在天安门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由于从毛泽东和江青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周恩来的态度，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后，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沙、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

正因为她如此明目张胆，当年清明节前的几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也有人高声呼喊“打倒迟群、谢静宜！”四月五日，谢静宜从城里给清华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组织、有计划的捣乱。”迟群在校内则组织追查 “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近四十名教职员工。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5月20日，谢静宜对电影《反击》摄制人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她说完，迟群接着说：“我是随时准备牺牲……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

为江青登台造势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迟群和谢静宜认为江青将成为党的领袖，便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并强调“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谢静宜至少会弄个政治局委员，不必再“列席”政治局会议。

27日，江青带着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江青说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实际走到花生地里，摆了个用铁锹挖土的姿势照完相，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后，在随员的搀扶下，江青和谢静宜分别骑上高头大马，在随员簇拥中漫步。这时的江青踌躇满志，认为最高权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马背上环顾簇拥她的男人，信口开河道：“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江青和谢静宜这两个“女同志”，一前一后，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耀武扬威。不过，这是她们最后一次骑马。几天后，江青成了阶下囚。谢静宜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之后她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

1983年审判四人帮余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在沉寂多年后，几乎被人遗忘的谢静宜，又出来接连写了《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好像她一直是个普通的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像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