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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以砸烂传统、摧毁传统、反对传统为荣，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经过10多年全民族的斗争、批判、改造，传统终于荡然无存；而改革开放以后，弘扬民族传统、继承民族传统、保护民族传统，又逐渐成为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可惜，究竟什么才是民族的传统，尤其是优秀的传统，却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由于一个时代的彻底荡涤，上一代的人们恐怕已经忘却了；也因为长时期的含糊其辞，所以下一代根本就不知传统为何物。
从批判武训到大革文化的命
传统涉及面非常广阔，伦理、文学、艺术、商业、制度、服务，甚至土匪、帮佣都各具传统，既有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有百年之内形成的近现代传统，当然还有革命的新传统。传统有表层的，如言行中的敬谦之仪，还有深义的，如中庸之道。但无论什么传统，尤其深义传统，都是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文明积淀，靠的是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从书本上得来的大多只能是传统的概念，而长辈，包括亲人、老师和平日里接触的各色人等，他们的言谈举止文字往还才可能将传统日积月累地传输给后人。比如伦理传统，不是读几篇文章、发几次宏愿就可以汲取的，需要血脉延续，无论有文化没文化，甚至目不识丁的人，只要自幼受环境的熏陶，时时刻刻在长辈的身体力行中耳濡目染，伦理传统便渗入血液，自然而然地代代赓续。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后来延伸的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批判，是对民间数千年积累而成的尊敬文化、崇尚读书传统的一次大清扫。1954年兴起的全国大规模批判胡适的运动，其中包括批判俞平伯，也殃及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到反右以及历次波及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政治运动，还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多次所谓教育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士大夫的人格遗业和传统的师道尊严。
文化大革命对民族传统来了个清盘式的扫荡。在革命名义的鼓动和煽惑中，夫妻可以互相揭发、批判，子女也可以对父母揭露、批斗，学生对老师更可以揭批、羞辱，亲友之间无不进行检举和划清界线，同事间不断斗争、对立、分派对垒乃至武装打斗；在政治高压下，人人只能说假话、空话、大话；在严酷阶级斗争的环境内，对陌生人不能不产生高度警觉和敌视；随着砸烂、打倒封资修的疾风暴雨，随着破“四旧”的狂热喧嚣，更随着对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疯狂铲除，任何文明礼仪，不能不遭到蔑视和抛弃。从此，除去一个忠之外，传统的伦理规范一概烟消云散。而这个忠，当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那些人因背弃忠于对象而纷纷落马后，也就成了假的另一种说辞。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还有举国上下狂热地学哲学、写诗歌、讲历史、工农兵“上管改”，是对儒家传统的彻底决裂和全盘否定。孔子的称呼从此变为孔老二，儒家由此成了反动思想，学问因而被踩在大众脚下，一切高尚的文化也都成为任人拨弄、随意解说的玩意。
文革和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极致表现，对中庸之道必然带来强烈的反动，伴随着三十年阶级斗争思想的深入人心，从根本上灭绝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土壤和价值判断，极端、偏执、狂躁、一元化、一概而论、非敌即友、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长期深入全社会。
有人总是将民族传统的破坏归结于“五四”，其实，“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只限于思想层面，不过是在报章杂志上面开开火而已，至多就是触动了知识阶层，推广了白话文，带动了文化教育界的观念革新，而且属于非强迫性的，还曾遭遇到强烈抵制，并没有深入影响到大众的社会生活。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多数城乡人口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存方式，伦常、祭祀、婚丧，几乎都是固有的。胡适的一生最能说明问题，蒋介石的挽联准确概括了这一点：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是“五四”的旗帜，连大旗尚且如此，一般人可想而知。从实际生活中对传统的强制毁灭、逼迫根除，最终人人主动自我抛弃，只有在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革中才真正得以实现。
传统，尤其是传统伦理，未必都是值得继承的，各民族传统伦理中确有一部分失去了现实的存在价值，逐渐被近现代新文明所替代，但这种替代是渐进且非强制性的，所以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的转变、更替不会出现断裂和空白，或则新旧并存，或则旧的退隐、新的顶替，或则旧的依旧。但人为刻意地砸烂、摧毁、根除，结局必然是新的没学会，旧的已丧失，这样的空白阶段对民族而言，既混乱也危险。
有些传统尽管属于表层，但外在的仪式与内心的取舍也有密切的因果关系。鞠躬是我们最普遍的传统礼仪，是一种敬重长辈、师长的表达方式，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我国的台湾保留至今。文革前，尽管这样的大礼已经日渐减少，但我上小学时对老师仍行鞠躬礼。文革时，老师是自始至终受批判的靶子，从红卫兵造反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包括学黄帅、效仿张铁生、反潮流、批师道尊严等等，好象整个文革就是专和老师过不去，使老师尊严扫地；文革又总是小辈对长辈闹革命，从革命小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在战斗”，长辈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永远是晚辈批判长辈的口实，长辈颜面因此丧失殆尽，于是，对长辈和师长的鞠躬之礼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文革中间，鞠躬成了对领袖像的专属礼仪，文革后，除了向遗体告别和拜师学艺外，任何人都失去了这样的习俗，直至最近才在主席台上发言时恢复了鞠躬。可是，今天的我们平时见到长辈和师长时已经不知用什么礼仪来表达尊敬之意了。
民族传统的核心是礼，“不学礼，无以立”，而礼的基础是祭祀，敬天地、供祖先、奉神明，涉及到家家户户。祭祀首先要有场合，有对象，可是早在文革前，不要说神明和天地，即使祭祀祖先的祠堂和牌位也是名存实亡，或是无影无踪。祠堂如果改做学堂，倒也算是传统功能的一种延续，然而更多的变成了仓库、大队部，对祖先采取了蔑视的方式。文革期间，历史问题是一大罪名，历史当然从祖先开始，所以，人人对祖先避之犹恐不及，销毁族谱、家谱，切断亲属关系，遗弃坟茔，成为普遍的选择。而且，扫墓、祭祀，乃至清明节，都被当作应该破除的“封建迷信”加以扫荡，结果，敢于在祭祀时行旧礼的人日益稀少，掘坟、抛骨、毁尸，甚至拖着尸骨游街示众，成了文革的一大内容，不用说康有为这样的“保皇派”，即便是海瑞这样的忠耿之士、清廉的典范，都因现实原因而难逃一劫。如今的扫墓，很少是二代以上的，多数人对二代以上的祖先连名字都不知道，更别说墓地了。就算有，也是最近再造的。
五花八门的传统道德
我国的传统不但有汉民族的，也有其他各民族的，其内涵并不相同。我们现在许多人所讲述的传统，其实是汉民族的，如果将中华民族当作56个民族的总称，那么，说到民族传统时就不能不有所区分。当然，在数千年各民族不断的融合中，各民族传统也相互影响，有的民族与汉族的传统早已分不出彼此。
什么是汉民族传统呢？现在看起来已经被人说得五花八门。
公共交通上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是不是其他民族的传统，我没有体会，但爱幼肯定不是汉民族的传统。不然，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自己生活一旦有难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卖儿鬻女。“二十四孝”是汉民族传统道德的典范，可“为母埋儿”也是其中的一孝，足见尊老远远大于爱幼。事实是，爱幼在世界范围里都是近现代文明进步的结果，不是古代历史的传统。
常听见有人将“拾金不昧”、“先人后己”、“诚信无欺”、“勤劳勇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一律也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而在我的记忆中30多年前这些还一直被当做共产主义的道德来颂扬。事实上，这也是普世的，好象还没听说过世界上哪个地方敢于提倡先己后人、虚假欺诈、懒惰胆怯、拣了钱自己揣，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假如一种道德在世界是通行的，或者许多国家和民族自古至今都在尊崇，就不能说是自己的传统。民族传统应该有其独具性，起码不是多数民族所共有的。
“杀生成仁”是孔子的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而“舍生取义”是孟子的说法，“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不妨算是汉民族传统的道德范式，而且在我们的先贤中，从古至今也不乏其人。可是假若置于宗教的境界里，这似乎更像圣徒的行为；在极端意识形态信仰内，这也是一种普遍认同的举动。所以，作为汉民族的传统，其特色并不鲜明。
孝道的确是汉民族的传统，这种孝与许多民族怀有的那种尊重长辈的心理还不完全相同，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伦理各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是汉民族一切行为的基础。但是，这种传统无论在文革期间是否被摧毁，今天都很难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都因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而无法做到；“晨昏定省”也毫无实现的可能；“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早在民国甚至更远，就已经只是一种愿望了。况且，我们有至少两代人成长在一个道德毁弃的年代，有起码三代人生长在激情大于理性的岁月，这样的长辈，改其道说不定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呢。
忠，当然也是汉民族最引以为自豪的传统，不过，这种传统在古代是忠君，进而延伸为报国，指向明确，但到了现代就不知道应当忠于谁了。忠于领导、忠于老板、忠于公司、忠于机关，当然不大妥当；而忠于某人则被认定为“个人崇拜”，早就被多数人抛弃；至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实际是很多国家奉行的准则，甚至比我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常常因失之空泛也显得无所适从。国家的具体形态是政权，仅百年来政权更迭就不知多少次，忠于哪个比较合适呢？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忠于的话，是忠于所有人，还是忠于多数人，或是某一部分人？这个所有、多数和部分的意志又是如何呈现的？假如人民分出几种态度又该如何？文革中那些积极参与文革的人都被认定为忠于人民，而文革后那些反对文革的人也同样被说成是忠于人民，具体人民真正的意见究竟是些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
我还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一位名人说热情奔放是我们民族的性格，虽说不是指传统，但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全世界各民族中，假如以热情奔放的程度排队，汉民族估计连前百名都进不去，何况我们的礼教传统还特别不赞同热情奔放。“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非”就是对性格的一种约束。
什么样的传统值得承继
所谓民族传统，是指一代又一代所认同的事物和风尚，多数人以此为尺度，有识之士以此为追求。那么，究竟有哪些传统才是优秀的传统，并且直至当今还值得我们认同呢？
内敛
内敛是汉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点，凡是身在汉文化圈的民族，这一点也显得十分突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内敛；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也是内敛；凡事不张扬，讲含蓄，得意时不忘形，富贵时也不骄矜，更是内敛。内敛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气质，我喜欢翻看老照片，也常常回忆40多年前的人物，他们好象天然生就一张内敛的面部，一切都在规矩之中，即便是革命性情中人，平日里也不那么张扬狂躁。
敬谦
懂日文的人都知道日文的敬谦之别已经牢牢镶嵌在文法之中，英文里我与别人并提时也置我于他人之后，其实，中国的传统语言，包括行文和谈吐，敬谦也很讲究，甚至还超过了日本。阁下、足下，并称人之辞，不佞、鲰生，皆自谦之语；谦送礼曰献芹，不受馈曰反璧；谢人厚礼曰厚贶，自谦礼薄曰菲仪；谢人寄书，曰辱承华翰，谢人致问，曰多蒙寄声；望人寄信，曰早赐玉音，谢人许物，曰已蒙金诺，等等，假如再加上各类举止中的敬谦规范，合起来大概可以编成一部大书了。现在许多人看见韩国电视剧中的生活礼数，尤其长幼有序、进退有据的那种严格范式，无不赞叹其传统的赓续不断，可这些敬谦传统在我小的时候，外祖父还在谆谆教导我，而那些行文中的敬谦之辞在长辈们往来的书信里还不时可以看到。
重然诺
汉代有个人叫范巨卿，他在太学与好友张元伯分手时约定两年后去探望张母。两年后，张元伯请母亲备好鸡黍等待范兄，范巨卿果然如约。这就是有名的“鸡黍之约”。“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汉代人季布的一诺千金，既是成语，也是楷模。中国古人重然诺，无信不立，不但存在于交友、经商之中，而且在君臣之间、两军之间也信守承诺。君无戏言，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等，指的都是重然诺。当然，爽约、背信弃义、君视臣如草芥的也不是没有，但肯定留下千古骂名。重然诺，包含了信用、诚实、尊重别人和自重几个层面的道德指向，尤其是这种传统道德并不仅仅是为了对方，更在乎的是修身。重然诺是修身的一项基本功，而在汉民族的传统里，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又皆以修身为本。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中叶。张静江可以算是清末至民国时期重然诺的典范，他出身巨贾，豪爽仗义、热心公益，是张家的传统。他先是做官、经商，后又成为革命家，虽与孙中山素昧平生，在船上邂逅，却可以慷慨约定，如果革命事业急需钱用，可向他发个电报，A表示一万元，B表示两万元，C表示三万元。谁都没料到，最后完全兑现，被誉为“革命圣人”。
师道尊严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的这句话道出了师道尊严在文化培育和传承中的关键作用，中国文明绵延不绝正得益于这种传统。可以说，师以及为师之道，与一个社会的前途明暗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师道不尊，社会也就没什么指望了。古人的所谓师，还不仅指塾师，马融设绛帐，孔子居杏坛，是师；杨震叫关西夫子，贺循为当世儒宗，也是师。只要有弟子，有门徒，大约都可以归入师之列。韩愈《师说》对师的解释更具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是对师的尊崇，负芨千里、程门立雪，是对师及其学问的仰望。而且，师道尊严对师的要求很高，为人师表才是基础，不能为人师表，师道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向风慕义
古代社会讲究风度和义行，所以，向往风度仰慕义行是一种大环境，上到朝廷下到百姓，无不受这种风尚所熏陶。逸民是少数人，但其风范却为世人所崇尚，严光还一再受到汉光武帝的推崇。东汉和明代末年的士大夫们群起抗争，前仆后继，尽管惨遭杀戮，屡受迫害，但其气节和风骨却被天下舆论所敬重，被誉为名士和贤臣，他们自己也引以为荣，互通声气，慷慨赴死。魏晋名士不拘礼法，藐视权贵，虽说多数人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特立独行，但他们的风华却为世所景仰。名节和操守在中国几千年始终延续不败，即便是官场腐朽、风气日下的岁月里也依然有一大批人敢于坚守，靠的就是全社会向风慕义这一传统。“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晔）向风慕义的意义，不在于人人是否都可以保持气节，维护操守，而在于这种风和义能不能为举世向往或者万众羡慕，“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清末到民国，政局混乱，政治也不能说清明，但是却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既承继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又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还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正是他们，支撑了整个社会的学术、教育、舆论和道德大厦，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那个时代的学术、教育、舆论在中国历史中因而才显得无与伦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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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9 08: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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