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紫：再见了，中国！

FRANKSTON

来源：华夏文摘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的政坛上，风云变幻，扑朔迷离，让人眼花撩乱。50年代美帝国主义是咱们最凶恶的敌人，苏联老大哥是咱最亲密的兄弟。到了60年代，突然老大哥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在珍宝岛兄弟阋墙大打出手，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70年代呢，突然一个咸鱼翻身，万恶的，垂死的，腐朽的美帝国主义又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尼克松成了大大的好人。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登上中国权力之顶峰后，顺应民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工厂的奖金制度极大地调动的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后平反冤案，地富反坏右摘帽，恢复高考，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响彻云霄。尤其西单民主墙的兴起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伟大讨论，冲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神州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可惜好景不长，从1979年春天开始，邓小平站稳了脚跟，大权在握，风向就变了。首先封了曾为他上台鸣锣开道，立下汗马功劳的西单民主墙，抓捕了要求政治现代化的魏京生和傅月华。然后祭起四个基本坚持的大棒，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入冷宫。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用不着接受任何实践的检验，更不容许任何挑战。专制体制丝毫没变，只是毛王朝变成了邓王朝。

当时虽然政治上全面左转，改革开放却未停步。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从1978年起，国家开始选派留学生到美欧各国学习进修，所谓的第三次留学的大潮即由此发端，而中科院研究生院正是引领这一潮流的弄潮儿。1979年9月我进入研究生院，恰好恭逢其盛。当年11月所里举行选拔出国读研或进修人员的英语考试，参试者是78，79两届研究生和所里的一些科研人员，共30多人。当时中国还没有托福考试局，用的是加州大学落衫矶分校的托福试题。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美国试卷，每个试题下面都有ABCD四个选择，勾个答案即可。比当时中国考题的英翻汉汉翻英填空造句简单多了，至少不必担心单词的拼写错误。但是听力部份只放一遍录音，感觉有点难。我虽然在听力题上失了好几分，但还是有幸入选，被列入派出计划，由所外事处负责联系申请美国大学的具体事宜。那时我是啥都不懂，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导师，一概不知，只知道相信组织相信党，一切听从党按排。

79年底的某一天，所外事处老魏忽然通知我和78级的一个哥们当晚到建国饭店参加面试，说是有个好象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来科学院讲学，顺便要选一名研究生带出国。老魏还特地嘱咐我们，这是会见外宾，事关国体，要穿得体面些。平生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我俩都很兴奋，也很紧张。急忙翻箱倒柜，哪里找得出什么体面衣服。我那时穿了件当时很流行的黄色短棉袄，上面纳着一行行竖线，很象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士的军装。穿这行头去见美国鬼子当然不妥，我就在外面套了件蓝灰色的涤卡罩衫，掩盖住“雄纠纠，气昂昂”的战斗色彩。78级的老兄不知从哪弄了件肥大的灰色风衣，晃晃当当的。又戴了个油滋马胡的鸭舌帽，看起来挺滑稽，整个一丢魂落魄的克格勃。见时间不早了，顾不上多捣斥，我俩就匆匆奔往前门的建国饭店。

这是一家豪华的涉外星级饭店，是所谓的京城八大饭店之一。进去先查证件，再由保安带进电梯。有个穿着制服的电梯小姐把我们送到要去的楼层，来到洋教授的房间。这是个套间，外面的客房里站着坐着，早已挤满了20多个研究生，大多是78级的。79级的几个都认识，其中包括与我同宿舍的小龚。研究生院的华裔外教白克文也在场，他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个号，然后象是在医院挂号就诊一样，按号头进到里面的房间面试。面试什么，谁也不知道，我想应该与专业有关吧。所以等待的时候，我一直在默想着一些专业术语的英文单词。

面试进行的很快，每人大概就是5-6分钟，很快就轮到我了，白克文把我带进里间里，让我坐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有点像提审犯人。桌前坐着个洋教授，身材高大，金发碧眼。他给了我一张纸头，上面有一道智力测验题，给了我两分钟时间想答案。看着洋鬼子两只绿荧荧的狼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把我罩进光圈里，我一下懵了，感觉自己倒成了掉进陷阱里的狼。题目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概类似中国渔夫带狼羊和白菜过河的脑筋急转弯。我吭吭哧哧了两分钟，急得脑子抽筋也转不了弯，只得交了白卷。洋教授见我头上冒汗，神情沮丧，很是同情。眯起的绿眼睛里露出柔和的光芒，跟我拉起了家常：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喜欢吃什么菜？我也不知稀哩胡涂答了些什么，就被稀哩胡涂地扫地出门，又稀哩胡涂地回到了中关村。

过了俩星期没听到任何消息，有天碰见老魏就好奇地打听了一下谁被录取了。老魏说谁也没有被录取，人家洋鬼子说了，你们的水平太差，一个都不要！听了这话，真的很伤自尊，也很不服气。当时有个很牛的科学泰斗就轻蔑地说：都说研究生院招了一群千里马，依我看都是一帮瘸腿驴！老芦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属歪瓜裂枣，滥竽充数，绝对是一头不折不扣地瘸腿驴。但是总不能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吧，千把人中精英还是有不少的，至少这位泰斗招的那位研究生就是匹千里马吧，不然怎能在报纸上大吹特吹呢？就说这次面试吧，老芦技不如人，认栽，没话说。但是那个小龚可是个百里挑一的人尖儿，功课和英语都特棒，脑筋也转得贼快，问题也答对了，咋也没录取呢？
说起这小龚，他可是俺在研究生院最佩服的一哥们。25岁的年纪青春勃发，1米75的身材玉树临风，儒雅清秀的相貌神采飞扬，经纶满腹的才情流光溢彩，绝对是姑娘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每天面对着眼花撩乱的爱情绣球和销魂蚀骨的流转秋波，小龚竟如老僧入定，视而不见。一年之后，他飘然飞到美国，在异国的土地上成就了一番事业。直到三十出头才结束他钻石王老五的生涯。当然他的另一半也绝对是人中之凤，才貌事业均不输小龚，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也许有人会说，嗨，不就一书呆子吗？老芦，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报税！喂喂，打住，打住！你这话老芦可不爱听，咱还非得跟你掰哧掰哧不可！

首先，小龚绝不是个书呆子，在芦文《肖庄中秋夜》里大家已领略了他一个小小少年在长江中流击水三百里的惊世骇俗。殊不知他还有条好嗓子，能唱当时几乎所有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而且唱得相当专业。此外他还在南京少年体校练出一手高超的乒乓球技，受到当时还在省队的蔡振华的影响，他是横拍两面弧快的打法，左右开弓，凶狠凌厉。我那时与大多数乒乓迷一样用直拍，左推右攻。跟他打过比赛，比分都很寒碜，就不好意思说了。他对我说了直拍的一些局限性，关键是反手薄弱，击球力量小，护台面窄，前景不看好。他的这些观点都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今天的中国国家队已是横拍的天下。女队是清一色的大刀，男队虽然还剩王皓马琳许昕三块直拍支撑，也得发展出类似横拍风格的直拍横打新技术才能勉强与横拍抗衡。若干年后，我也改成横板，适应之后，感觉很好。同小龚在电话里探讨时才知道他来美后不打乒乓而打网球了，并且参加了水平相当高的俱乐部，常飞来飞去打比赛。

小龚成绩优异而且敢于质疑。记得有次考试，有一道酶动力学的计算题，是某大专家出的，挺难，大家都抓耳挠腮。这时小龚站起来指出此题出题有错，无解，后来证实果然是题目有错。小龚英语特棒，尤其听力和口语，绝对是鹤立鸡群，一骑绝尘。举个例子吧，那时候外教上英语课，讲到好笑处，大家笑声不断。可惜我听力不咋地，把两只手掌拢在耳后作雷达状，以接收最大量的声波，效果仍然有限，该笑的时候有时还是笑不出来，颇为尷尬。老芦的脑筋急转弯不行，慢转弯还行。转上几转，就转出来一个笑果极佳的好办法。每到上大课，我就坐在小龚身后的侧面，我的眼角瞄住他的嘴角。只要他嘴角一上翘，我立刻大笑。这个提前量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引得好几个女生羡慕地看着我，对着我巧笑倩兮。如是半年，屡试不爽，竟无人识破我这南郭先生的真面目。

再举个例子：有次他们所请来一位德克萨斯的大教授来讲学，我也去听了。以当时所里听众的英语水平，必须有人翻译。那天的翻译由小龚的导师担任，因为他的英语是全所最棒的。谁知刚讲了几分钟，就发现此教授南方口音太重，小龚的导师有些吃不消，就把小龚叫上去代劳。小龚不是那种扭捏作态的人，大大方方台上一站就是一小时，不仅准确地逐句把原话翻过来，还对疑难处作了详细解说。并时而加入几句中英笑话，听众们和洋教授都乐了起来，把整场报告搞得有声有色，空气十分活跃，趣味横生。小龚因此一炮而红，震惊全所。

报告结束后，很多人围着小龚，七嘴八舌地倾诉着羡慕与祝贺。记得一位78级的老兄挤过人墙扑上去，抓住小龚的手使劲摇着，激动得热泪盈眶：

“小龚啊小龚，你比我年轻十岁，但是比我厉害十倍！你知道我现在啥感觉？想自杀！真的，自杀，骗你我是孙子！与你比，我真没脸活了，我这辈子真那妈的白活了！”

这位老兄我也认识，是个很牛的哥们。考研之前就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过三篇论文，为人甚是狷傲，目中无人，绝对不是老芦这种歪瓜裂枣。后来听说他跟导师关系搞僵了，好像没能毕业。因为他对人说过，他的导师水平很差，还不如他！这话我相信，经过老毛20多年的瞎折腾，除了少数曾经早年留学的海归，当时真正专业过硬的科学家没有几个，大多是凭资历比胡子来定职称，混上研究员的。

弟子比导师强并不稀罕，你心里清楚，导师心里也清楚，但关键是不能公开说出来。正如小龚的英语肯定比导师强，专业也未必差到哪里，但依然对导师必恭必敬，显示了小龚为人的宽厚与善良。反过来，导师对小龚更是垂爱有加，极力推荐他到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深造。Caltech 生物系的本科生加研究生尚不足200人，真是微不足道。但是这座小庙里却大师云集，为全世界贡献出7位诺贝尔奖得主。诚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不久Caltech 给小龚来了信，让他到上海找复旦的副校长谈家桢面试，因为谈老当年就是Caltech 现代遗传学之父摩尔根的得意门生。小龚到了谈老家中，用英语面试。谈老回国三十多年，很少有机会用英语聊天。现在碰上小龚，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一老一少，甚是投缘，竟留他在家中共进晚餐。一个月后，小龚收到Caltech 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再过了两个多月，我就在首都机场与他挥手告别，目送他直上青云，飞向大洋彼岸。

与小龚相比，我的出国之路就不那么顺了。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这人是不能比的，该服气就得服气，不服不行。人家菲尔普斯能拿18块奥运金牌，博尔特能跑出9秒58，不服？你去试试！跟小龚比，我虽然自惭形秽，但绝不会想到去自杀，俺还有老婆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俺呢，死不得的！小龚这千里马可以腾云驾雾，飞黄腾达，俺这瘸腿驴也得活不是？只是活的艰难些而已。

我的申请开始由所外办全权负责，几个月一封信，填了表格寄回就是长长的等待，80年毫无进展。这时研究生院的外教告诉我们，你们可以自行申请，美国的大学不需要单位介绍信的。并告诉我们可以到科学院图书馆查阅《美国新闻和世界导报》，那里有所有美国大学的介绍和排名，而且有联系地址。只要发信去索取申请表格，填好寄回即可坐等佳音。跟单位帮你联系相比，不过多花点邮费而已。

此法在当时听起来匪夷所思，出国这么大的事，岂能踢开党委目无组织的放野马？但有人不信邪，试了一下，非常有效，因省却了所外办的中间环节（出于种种原因，有时一封信或材料可能压在外办很长时间），象是农村的包产到户，效率大为提高，78级好几个人就通过此途径出国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由此引发了研究生院汹涌澎湃的出国潮，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卷入这个大潮，为了保险起见，有人联系了十几甚至几十所大学。每天邮递员都送来大批的国外邮件，都是美国各大学的申请材料。我这人喜欢随大流，也去查了资料，联系了八所大学。为啥八所呢？因为多了负担不起邮费，寄一份材料1-2块钱，不是玩的。我想，如果八所学校都不要我，那咱就是没有出国的命，认命吧。再说了，八这个数字不是吉利嘛！

但是收到美国大学的申请表格后，刚开始填写就师出不利，首先是缺少一个重要的申请材料：大学成绩单。因为安徽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三年多从来没有考过试，哪里有什么成绩单？去过几封信索取，均无结果。最后找了个跟我挺熟的副院长通融了一下，他让教务处写了个材料，罗列了当时修过的所有课程，一句各科成绩优良代替了所有的分数，盖上大红公章就瞒天过海了。其余的材料就比较顺利了，因为研究生院此事甚多，成绩单推荐信都已有章可循，自已跑跑腿而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为出国的事天天往打字室跑，打印各种信件和填写申请表格，忙得晕头转向。

记得打字室在一楼老孙办公室的隔壁，里面有个漂亮的小姑娘打字员。我以为她可能高中都没毕业，靠着啥关系就捞到这份清闲体面地工作。因为平时总见她坐在窗前修指甲，有人借她的打字机时，她也不大理睬，冷冷的像个冷美人。不过我跟着小龚光顾过几次，她都是笑颜如花的。沾了小龚的光，她对我的态度还好。那时没有电脑，而是手动的墨带打字机，一不小心打错一个字就很难改正，往往要重打一份。所以我得用一指禅的功夫，一个一个字母的戳，有时一封材料要敲上个把小时。有次她看俺笨得实在可怜，让我到一边去。只见她往前一坐，十根春葱般的玉指在键盘上上下翻飞，嘀嘀嗒嗒噼啪响，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封信就交到我手里。她的表演让我目瞪口呆，佩服得差点自杀，恭维话说了一箩筐。小姑娘一高兴，就告诉我十个指头在键盘上的位置和控制范围，各司其责，不得越位，让我多练习。

遵照她的教导，当深夜无人时，我练习了很久，果然慢慢渐入佳境。半年之后，竟然能不看键盘进行盲打了。来美之后，发现有不少美国人打字还不如我快，心里很感激那个小姑娘的教诲。不过后来我又发现，我打字的速度虽然不错，但却远远赶不上我的女儿，而她根本不用我所谓的指位法则，她手指不离键盘，摸摸索索的，但是奇快而无误，让我惊诧莫名，真是鸡有鸡道，鸭有鸭道，熟能生巧吧。

再说点题外的话，有天我去打字室，看见有个女生正在打字，她穿件白的确凉短袖衫和长裙，戴副眼镜，敲字也不太熟练。等她打完离去时，小姑娘问我，知道她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宋岩，原来叫宋彬彬，宋要武的！”她又小声说，“她丈夫和妹妹宋珍珍也在研究生院，听说宋珍珍正在追那个外教白克文。”

宋彬彬大名如雷灌耳，不想竟如此低调平凡。以她爹的权势，她只要一声娇叱，秘书们还不早把一切都打理好了，哪里还要像老芦一样自己去戳戳捣捣地敲字。宋珍珍追小白的事也有耳闻，也许只是扑风捉影，因为听说她最后成了陈云的儿媳妇。当时研究生院的官二代，红二代不少，比如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江姐的儿子彭云等。但是老芦早已过了追星的年纪，对这些都不大感兴趣了。来美后见过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还几次与戈尔握手谈话，也没有任何激动的感觉。

当时的研究生院除了红二代，还有黑二代，比较有名的就是曹南薇曹南燕兄妹们。她们出自反革命家庭，父亲1960年饿死在监狱里，兄妹四人靠母亲微薄的收入度日。1978年姊妹俩考取了研究生院，一个哥哥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常来肖庄蹭饭，记得在食堂里经常见到曹氏三兄妹站在一起喝菜汤啃窝头的镜头。曹南薇还有个哥哥当时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管制，但不久即获得平凡，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未到手就被评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不愧为一门四杰！当时曹氏四杰中风头最健的是小妹曹南薇，她的事迹被大作家刘宾雁的生花妙笔写成了催人泪下的报告文学，登上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名气直逼摘取数学皇冠明珠的陈景润，成为那个时代的耀眼明星，激励了中国的一代学子。

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肖庄的学子们对曹南薇似乎并不怎么欣赏，也不觉得她的头上有啥眩目的光环。我们宿舍的小庞就说，哼！啥了不起的，装病逃避插队，躲在上海用功十几年，考了个破研究生，啥稀罕的！这话是有点道理，但也不无刻薄。曹南薇的病虽不是大病，但应该不是装出来的。记得当时常和她在同一教室自习，她的上呼吸道的确不太好，每过2-3分钟就要很响地吭一声。要是过3分钟没有吭，我就抓耳挠腮，心神不宁。就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听到楼上第一只靴子摔下来之后，如果听不到第二只靴子落地的声音就无法入睡。所以不大敢跟她同屋自习，效率太差。

嗨，跑题了，还是说说留学的事吧。俗话说，傻人有傻福，瞎猫也有碰上死老鼠的时候。在我申请的八所大学里，两所来信要补材料，我未补，算是放弃。两所不要我，歇菜凉壶。还有两所录取了，但没有奖学金，靠自费咱是上不起的，白搭，等于没录取。眼看就要没戏了，突然天上掉馅饼，最后两所大学来了通知，不仅录取了，还都给了我全额奖学金，好玄呐！一所是州立大学，给我的是助研奖学金（RA），要帮助导师作实验并辅导本科生的实验课。另一所私立名校给我的是荣誉奖学金，没有任何义务，光拿钱，不干事，是春季班入学，让我82年1月中到校报到。这种好事哪里去找？我当即回信接受了邀请，马上就急锣密鼓地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出国手续见别人办的多了，以为很简单，但轮到我办起来才知道不那么简单。因为中国的事情从来都不按法律或制度来办，而是按党的政策办，而政策又是可以随时变动调整的。81年底的情况是研究生院的学生大批出国，附近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也蠢蠢欲动。不少教授有意见，向上反映说学生外流利害，完不成培养计划。教委一听，正中下怀，马上发了个红头文件：凡开始作论文的研究生在论文答辩前一律不得出国！科学院马上转发此文到各所，要求参照执行。不早不晚，我的论文还未完成，正好被卡在杠子上。只好给美国去信，说明情况，希望能推迟到秋季8月入学。不久美方来信表示同意，我才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是分秒必争地补实验赶论文，导师也很帮忙，把答辩时间提前到5月份。答辩顺利通过，硕士学位到手，但下一步又碰到了棘手的问题。答辩结束，意味着我已毕业，这里就有个毕业分配的问题。按说我即将赴美，分配到哪并不重要，但是这里牵涉到一个派出单位的重大问题！当时出国分三类，一种是公派，一切由组织按排。一种是纯自费，一切由自己按排。介乎二者之间的是自费公派。公派和自费公派都要落实个单位，由单位上报，占用单位的出国名额，申办护照签证和机票。而我答辩后即算毕业了，即没有单位了，只能办理纯自费。要害是一张近两千元人民币的机票，我无论如何出不起，也借不到，只能寻求单位的帮助。

这种情况我原来也知道，导师说我毕业可以留所工作，但太太孩子要调进北京恐怕要等10年。而且最关键的是所里82年的出国名额已用完，最早要等到83年。当时我很着急，就联系了合肥的中科大。不久师资处来信表示欢迎，并且可占用科大的名额作自费公派，惟一的条件是写个保证书，答应学成后回科大工作，当时的科大人把它戏称为“卖身契”。所以答辩之后，我立刻匆匆赶到科大报到。然后就赶到上海外语学院作出国培训，办理护照签证和机票。7月中即搭乘中国民航离开了祖国，飞往旧金山。

一年之后，中国驻美大使馆给我来信，要求归还在上海集训时发的600美元，700元人民币的制装费和1600元的机票钱，我都按当时的比价用美元还清了。债虽然还了，但心中还压着一种沉重的负债感。因为从82年离开中国，除了短期探亲，我再也没回过中国，更没有践约回科大工作，想起来就心中有愧，毕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科大拉了我一把，感激之情，刻骨铭心，永志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