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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婚,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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