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中国不仅因此丢尽了脸面,而且损失惨重,年轻的咸丰帝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一命呜呼。经过一场并不复杂的宫廷政变,清廷的权力落入懿贵妃手里,还有那位协助她铲除政敌的六皇叔恭亲王。论功行赏,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
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受命留守京师与洋人打交道时逐步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被动局面,一定要走上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
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主持下,中国政治确实刷新了,汉人出身的官员开始受到重用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逐步在政治舞台发挥功能,影响南部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动荡很快被剿灭。整个中国恢复了往昔的宁静,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
所谓一个新的时代,是指此时开启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自强运动。这个运动自1860年开始,至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而自动结束,前后长达三十四年。公平地说,洋务新政充分利用难得的几十年和平环境,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冲突,恢复经济,发展实业,确实将一个古老的中国带向近代国家,奠定了后世发展的基础。
但是,三十多年洋务新政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这既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也是后世中国问题根源之所在。洋务新政的发生不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需求,而是来自西方的压力,来自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存在着强烈的复仇意识。魏源所概括出来的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实就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已没有明末的坦然、大度和心平气和,而是带着焦灼、焦虑和不安意识,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得已。
基于这种因素,洋务新政将一切都归结为发展,归结为实力,以为中国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不是运气,不是正义非正义,而是实力不如人,是物质基础不足,是枪炮弹药不如人。落后就要挨打,就是那时的共识。要想不落后,要想不挨打,只有走进丛林,像西方一样,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和西方比肩。一旦将来再遇到列强胆敢上门欺负,强大的中国就能绝地反击,报仇雪耻。
洋务新政的设计是好的,也是有成效的,中国确实应该走进“丛林”,按照“丛林法则”与列强共事。只是“丛林法则”并不是单纯的孤立主义,也不是物质至上,更不是单纯的船坚炮利。西方的强大是一个系统,“丛林法则”本身只是其中的一个法则,并不单纯看哪个狮子大、哪个老虎更凶猛。
清廷主政者和大清国那一代洋务新政知识分子或许并不清楚这些道理,直至甲午战争爆发,终于发现先前几十年发展是那样虚假,那样不堪一击。于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走向维新,以体制性变革带动整个社会良性发展。清末改革的大戏由此拉开帷幕。
来源:新世纪 作者:马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