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两种文明下的自由

踏雪寻梦

平中要：两种文明下的自由


贡斯当分析过两种自由，一为古代人的自由，一为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古代自由是个体附属于共同体的集体自由，而现代自由则是个体独立于共同体的个人自由。需要指出的是，在贡斯当的时代，“自由”这个概念还处于初生的阶段，贡斯当以及他前后的一批思想者在一点点地丰富“自由”这个概念。如果观看自由主义的历程，就会发现，自由，是一个并不精确的概念。这并非人们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而是自由无法依靠自身给出定义。原因很明显，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那些古老的祖先生存的状态，虽然，我们的人类祖先无法感受这种自由，但是，祖先们的确生活在自由中。想来，这绝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那种自由。这种自由的代价就是，人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相较于自然，人是如此的脆弱，因此，人必须结成团体，这样才可以提高人的生存几率。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关系，一种不同于血缘的关系，称之为社会关系可以--虽然，当时的社会只是一个原始的雏形。显然，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的自由在变化，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不复存在，个人的自由必须放置在集体之下。这可以认为是形势使然，也可以认为这就是一种契约形态，个人让渡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并没有实际上的好处--从而建立了社会。这也许可以视作古代人自由的起源，实际上，是古代人用原始的自由，交换一种社会中的自由，而在我看来，这种社会自由，不如说是社会责任。

以古希腊城邦政治来看，国家和社会几乎重合，政治就是公共生活。因此，若说城邦公民有政治自由，没错，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将这种自由称作义务更恰当。

而到了罗马时代，情况有了改变，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相当成熟。虽然，此时自由和法治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联系在一起，但是，法治的成熟与完善，在未来将奠定自由的内在含义。

罗马帝国的终结，使欧洲陷入了将近一千年的黑暗时代，所谓黑暗是一种形容，是对文明没落后的恐慌表达。中世纪的欧洲，世俗权力的消失，使得人们几乎重回自然状态，仅剩的文明碎片成为了中世纪人们掩体的破衣，为了生存，社会先于国家被重新发明了出来，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汉语历史不曾有过的--就是在没有国家权力的背景中，人们发展自治理的能力。在这方面，城市要比乡村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客观上说，人口的密集相应的使得公共事务更为频繁，而为了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自由，或者说，让逐渐成型的世俗权力尽量不去占有个人的自由。于是，也就形成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

中世纪结束后，现代国家的建构提上了日程，从理论到实践，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在我看来，这种联系表现了个体对于现代国家诞生的自然反应，人们敏感觉察，一种新的更有力的权力被发明出来，日后，这种权力必将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夹持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个时候，法，被引入自由的概念中。这是一个观念史上的里程碑，从此开始，自由与法联系在一起，也成为了现代意义上自由概念的基础支撑。由于引入了法，使得自由以权利的方式存在，而权利是由法律来给予保证。
法与自由的联手，得益于罗马时代的法治传统，即使在文明没落后，依然在民间得到继承，而成为没有中断的传统。早期现代的文明重建，法治提供了基础支撑，即使是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依然可以看到法治的身影。更无论法治被自由主义援引为一种传统的、经验的天然支持。

若此来看，贡斯当对现代自由的看法，停留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在贡斯当的时代--至少在欧洲大陆--自由还没有普遍成为法律上的权利，而同时，在美国，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运转。自由，不再模糊不清，而是以权利的方式得到清晰的表达。而这也成为了宪政的一个条件，未来欧洲也会向宪政靠拢，随后是世界其他地区……

在贡斯当后，以赛亚·柏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这种对自由的两分法继承于贡斯当，柏林认为积极自由是一种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则是不做什么的自由。无疑，柏林的自由分类有着经验主义的立场，换句话说，其在逻辑上甚至理论上并不周密，在我看来，“不做什么”，仍旧可以用“做什么”来进行囊括，反之亦然。或者说，柏林的分类不具备一种跨经验的操作价值。但是，对于二战后的欧洲，作为亲历者的柏林对自由的这种分类，尤其是对于消极自由的强调，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对于经历了极权主义灾难的欧洲来说，消极自由，或者说“免于……的自由”的确值得思考。

【这里提供一种我个人的看法：极权主义在欧洲的起源，或者说，一种消极自由的消失，与欧洲大陆，具体地说德、意两国在国家建构上的历史有关。两国在统一过程中的暴力因素，以及日后在制度上的选择，还有法治传统的深浅等等，都有关系。以德国为例，其专制传统本就浓厚，而一战的战败，使得内部的危机突显，这个时候，专制传统被激活和放大，纳粹主义借助这一势头兴起，并用专制的手段建立了极权制度。】

而柏林对自由的划分，并没有提供一条可供开掘的理论之路，柏林之后不见有人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有所发扬，在我看来，柏林的问题已经在宪政的框架中得到了解决，自由，不是一个问题，而如何用法律的形式保证自由，才是欧洲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于汉语而言，自由是这片大地的稀客，除了上古时代对原始社会的片段记忆，成为了文字中的诗意想象；个体从未离开过权力的桎梏，而重重枷锁在帝制时代中越收越紧。自由概念远渡重洋舶来神州后，无论国人如何理解自由，无疑，它都激发了国人对本能的回溯。这种回溯是回到汉语政治文明之前的时代，回到人生而自由的岁月。上文说过，这种自由岁月是有代价的，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来说，即使是茹毛饮血的自由，也比给空气都戴上手铐的时代值得向往。但是，比较自由概念在西方文明中的历程。无论是法治，还是自治理，在汉语文明中都是缺失，换句话说，自由，在中国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或者说，更像是一张空白支票，上面的数字由我们自己填写。于是，我们就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无疑，这些定义立足于本土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都不能提供汉语之外的启示。自由，这一概念不会自动生成法治、权利、宪政和民主等等西方观念和实体，但是，自由一词的模糊性更为国人寻找它的所指开辟了空间。这其中最为吊诡的是，无论自由一词在西语中的内涵与外延，至少自由这个词没有贬义；而一旦嫁接于汉语土壤，却生出一树苦果。孙中山认为国人自由太多？！毛则是对自由深恶痛绝。没人不喜欢自由，但是，少有人知道自由是什么。对于汉语而言，既没有古代人的自由，也没有现代人的自由，既没有积极自由，也没有消极自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也在大陆播散下第一批种子，这使得自由这个词，获得了一种正本清源的可能。

49年后，不用说自由一词的所指，就连能指也消失不见，成为了红星照耀下无处遁形的通缉犯。自由主义的薪火孤燃海岛，在一个并不自由的环境中继续着自由主义在汉语中的播种，而待自由的种子发芽结果，却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了。

毛时代的结束，体制一边开放国门，一边调整后毛时代的体制结构，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年，对于体制而言，重点在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于民间而言，则是整个八十年代。观察自由走过八十年代的姿态，可以称之为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如履薄冰，即使如此，也不免体制对它的格外关注，甚至权力专门为它发起了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揠苗助长，而是斩草除根。事实来看，这种对于自由所采取的“集中治理”定然无法如预期般成功。那是因为要调整毛制度，就必然要释放一部分自由，若扣留这部分自由，制度调整就无从说起。对此，邓是清醒的，应该说，邓确保了在这一时期中，体制的调整没有超出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对比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消退，在经历了80年代末，中国继续社会主义的旗帜，实属难能可贵）。

一切的谜底在90年代迅速揭晓，今天的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公布答案的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此我就不必赘言，大家有目共睹。只是想指出，正是在90年代，自由主义在大陆复苏，这是大陆自由主义的第二代，距离第一代已经相隔将近半个世纪。

而这次自由主义的复苏，应该说大大丰富了自由的内容（这并非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唯一的目标），使得曾经被任意想象的汉语自由，被西方的观念与实体定位。对于汉语子民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这毕竟为我们了解西语自由的历程开了一个头，虽然，这个开端并不保证前路的顺利。

对于汉语子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在现实中去认知现实更得心应手的事情了。人们在这个环境中被启蒙，甚至无师自通，效果超过被提着耳朵灌输。时代启蒙了人们，如此而已。

大概除了对自由概念的模糊性质情有独钟的人们，大多数人已经开始用精确的概念表达诉求，诸如：民主、权利、选票、监督、言论自由等等。无疑，这是西方观念在汉语大陆成功嫁接的结果，说明人们已经开始熟悉这些对于汉语陌生的概念，并且认为这些不曾有过的事物，对于自身来说是重要的，或者说值得追求的。如果比较西方民主的历史，就自由概念而言，今天我们对自由的认知越发接近着西方的历程，人们将自由和权利联系在了一起，把模糊的自由表达为准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而且在个案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

对于一个传统上与民主绝缘的文明来说，我们自学自由主义的成绩斐然，这其中的标准，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知晓。二十多年前，当自由的呐喊回响在广场上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今天，当人们很少使用自由一词的时候，我们却比二十多年前更清楚自由的含义。

在中西两种自由从原始社会分道扬镳多年后，在21世纪两种文明下的自由却逐渐汇聚在一起，是否可以说，对于人类而言，至少有一种共同的自由，那就是心灵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我们从蒙昧走向文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自然的自由走向社会的自由。

写于2014年3月6日至7日 上午 晴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