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历史记忆 揭露中国大陆教科书的瞒与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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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历史记忆 揭露中国大陆教科书的瞒与骗（上）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朱欣欣   
                       
    ●在港人抵制中共企图通过教科书进行“洗脑”的同时，彻底揭露大陆教科书中的毒素，是一个需要许多人参与的启蒙工程。如果说“欲灭其国，先毁其 史。”那么“欲控其人，先控记忆。”中共对民众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操控记忆，包装和维护一党专制的所谓“历史合法性”。本 文针对部分大陆教科书，选择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专题，根据史料进行简略辨析。一个人的启蒙就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开始。
   
    生活在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环境中的未成年人，一旦被要求把来自专制体制下的谬论和谎言，当作文化知识来接受，在自由文明的地方，接受培养奴隶意识 的教育，预备接受和适应专制者企图在未来安排的“屁民”生存。这些未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会作何反应？什么样的人能够接受如此荒谬的“教育”？这就是为何香 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准备以生命为代价，坚决抵制中共企图借“国民教育”之名通过教科书进行“洗脑”。
   
    在大陆网友声援港人的网帖中，“老荣成人”在新浪微博说：“香港人的‘不认同’，大陆几十年中坚持不懈的‘愚民教育’是根源之一。我会去检查一下 邻居孩子的教科书，看看是否有愚民的问题。抵制愚民教育，我是支持的。”所以，彻底揭露大陆教科书中的毒素，是一个需要许多人参与的启蒙工程。
   
    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但是任何专制者都不希望民众观看时，通过历史的镜子了解真相，审视现实。他们要把镜子变形，按他们的意志有隐有现，按照他们 的需要任意捏造，为现实服务。如果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那么“欲控其人，先控记忆。”中共对民众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 操控记忆，包装和维护一党专制的所谓“历史合法性”。
   
    由于后极权时代专制的衰退，大陆文化管制有所松动，因此形成一种转型期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一些本土和引进的学术性书籍，能部分披露历史真相，突 破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但另一方面，由于当局的管控和教材编辑的素养所限，教科书中对历史的瞒与骗以及各种谬误，与一些学术界的书籍形成鲜明的对立。可见 教育界依然被“党”字招牌独霸着，历史教育仍在继续制造几代人蒙昧的历史观。
   
    在此，我针对部分大陆教科书，选择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专题，根据史料进行简略辨析。

一、义和团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对义和团运动缺乏全面客观的介绍，对其迷信蒙昧、滥施暴力的史实没有提 及，依然按官方观点称其为“反帝爱国运动”。大学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只是简单地批评：“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 排外主义的错误……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近年来许多史书还原了义和团的历史真相，进行了新的评价，在此不赘，相信了解史料后，任何人都不会认 同教科书简单片面的结论。

二、《新青年》和五四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109页写道“《新青年》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1917年，每期的发行量已达一万六千多份。”实际 上，陈独秀和该刊早期不仅无知名度，而且学者根据史料证明，《新青年》当时每期赔本印刷仅1000本（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印2000份才有可能 赚钱），“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是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 勉强应允续刊。”（《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王琦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在此之前，鲁迅在《<呐 喊>自序》中称当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周作人晚年回忆早期的《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陈独秀 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知堂回想录》，周作人，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新青 年》名声鹊起，是从将编辑部迁到北大并进行人为炒作开始的。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以官方观点称五四运动为“爱国”运动。虽然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外争主权”，但长期以来不同党派和人士对其意义 的阐释各有不同。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公开声称“我是绝对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若说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 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孟真：《随感录滞留：中国狗与中国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 月）另一位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说：“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都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 他认为，学生的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才是五四运动的实在价值。（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 潮》2卷4号，1920年5月；《晨报》1920年5月4日）当时的学者和运动亲历者都反对将“国家”偶像化。1917年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说：“爱 国是件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在五四运 动之前，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的文章中提出“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 一、后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恽代英更激进地说：“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  号，1920年11月）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回忆，1918年北京高校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因许多学生认 为“爱国”是落后思想，于是更名为“学生救国会”。（《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就公开宣告：“工人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1919年11月24日发出的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中，列宁明确提出：“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列宁在共产国 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还宣称；“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红色恐怖或武装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 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而进行斗争”。
   
    专制者从来不是爱国者，他们心中只有权力。如今，中共把“爱国”当作五四运动的唯一标签，不过是用权力垄断历史的阐释权，把“国家”当作绑架、操 控的偶像，煽动、利用民族主义，借“爱国”之名，遮蔽自由民主思想，维护一党专制，奴役、迫害追求自由民主的真正“爱国者”。

三、关于“三一八”运动及其惨案、李大钊之死、“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张作霖之死等事件及其关系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135页在介绍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的段落写道：“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李大钊被捕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没有交待事件的具体原因和结果，似乎张作霖在呼应蒋。
   
    事件复杂的背景是，列宁夺权后，希望在欧洲搞颠覆各国政权的世界革命，失败后转向东方，企图建立由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帝国（何云庵等：《苏俄、共 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一方面与中华民国建交，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扶持国共合作“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同时 利诱、扶植冯玉祥从内部对北洋集团进行瓦解。1926年，苏联在冯军的军事顾问利用“大沽口事件”，策划“三一八”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嫁祸傀儡执政段祺 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葬送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体”，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体——党国体制。孙中山“以俄为师”，1924年在国民 党一大就公开宣称：“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一八”后，舆论界批评群众领袖，指责他们应当对惨案“负道义上的责任”。刚刚开过刀的梁启超在医院接受《晨报》采访，痛责段祺瑞后说：“我们 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们并不反对民众运动，但也得有相当范围。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在年轻 的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当期的《清华周刊》有两篇文章，批评群众领袖把“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让年轻人为自己的政党主张 出力、流汗、流血，甚至送命。
   
    1924年，直奉军阀大战爆发。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 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这次，李大钊 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李大钊等 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基、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克格勃全史》第1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张作霖指责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 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收买大学生闹事”是指“三一八”运动及其惨案。 （[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7月）
   
    获得证据后，张作霖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 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 馆中。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在中国公布的 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查）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劫 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细描述。”苏联间谍活动在8个国家被曝光，其中就有 中国这一事件。斯大林让中共利用蒋介石：“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克格勃全史》第121页）
   
    本来，蒋介石1923年9月至11月对苏联考察后，就认清了苏俄的真相和对中国的野心（蒋中正：《苏俄在中国》，1956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李松林：《曾推崇苏联的蒋介石为何在访苏后改变一生政见？》，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1年1月11日；颜昌海：《考察苏俄后蒋介石为什么坚定 反共》），逐渐开始疏远苏俄和中共，因此而被苏俄嫉恨。苏联顾问甚至开始策划干掉蒋介石；此后，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参加国民革 命运动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中指示：“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国民党发现，国共合作 后，“共产党人虽以个人身份加入，却秘密地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活动。中共组织严密，党员凝聚力强，人数虽少，但在国民党内部，不论是中央还是基层团 体，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疑惧，”（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1月）蒋介石也无法容忍中共在各地领导工农制造暴乱、“当北伐于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 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 “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 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 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红军第一叛 将——龚楚生平传略》，[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加上张作霖将苏联资助和操控国共两党的阴谋曝光，舆论哗然，一片反苏声浪，为了表示与苏联划 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于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力清党。汪精卫由于对共产国际认识模糊，与蒋介石产生分歧，在武汉另立政 府。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为了取得汪精卫的支持，在没向中共中央传达之前，居然把6月1日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密电副本给汪精卫看了，主要内容 如下：一、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制造混乱。二、动员二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加上两湖五万革命工农，建立自己的军队。三、鉴于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团结，共产党员要尽可能多地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四、成立革命法庭，惩办国民党右派军官。然而，罗易忽视 了汪精卫是国民党党员，汪精卫如从恶梦中惊醒，于是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公开反共、清共。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第2页写道：“日本侵略者见张作霖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阴谋在东北扶植新的代理人，就在皇姑屯炸死张 作霖。”真相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就企图分裂整个东北，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阴谋建立“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 后，自然和张作霖成了死对头。1926年秋季，苏联特工策划暗杀张作霖失败，苏联政治局要求策划更机密的暗杀活动。于是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 件，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并在其后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没料到的结果是张学良没有马上导向苏联，而是易帜加入国民党。抗战 后，苏联通过被收买的前日本首相冈田启介，指使其弟子、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伪造《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致使由于没有佐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没有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