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死后花圈无人敢动 烧死694人

FRANKSTON

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死亡，新疆兵团霍城61团为毛开完追悼会后，大礼堂里留下一堆“敬献”给毛的花圈，兵团里的人谁也不敢处理，怕弄不好就被扣上“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当时没有人能担当得起这样的罪名。

就是这样一堆没人敢动的“敬献”给毛的花圈，在整整放了五个月之后，引发一场夺走694条生命的大火，酿成世纪灾难，而真相，至今被中共掩盖着。

据见证人描述：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下面是根据见证者的讲述所节选出来的内容。

197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新疆伊犁地区农垦61团场笼罩在一片节日气氛之中。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新年，上年秋粮又获得了少有的丰收。农场的商店特地采购了大批的鞭炮和烟花。为了给节日助兴，初一一清早，农场宣传股就通过广播通知各家各户，晚上9点在露天场放映电影《战友》。

看场电影，对当时大多数农场人特别是孩子们，还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晚上8点多钟，农场宣传股马干事、放映组长柯玉奎和放映员小高已经将银幕挂上，放映机也架好了，小型汽油发电机“突突突”地欢叫起来。

在离开演还差10多分钟时，放映员小高的手有些冻，脚也冷得发疼。他双手合掌放在嘴边呵着气，对放映组长柯玉奎说：“这天还真够冷的。”

当时室外气温仅零下12、13摄氏度，现场观众大概在800到900人之间，如果把电影改到他们身后的礼堂里放映，也绰绰有余。

于是小高向柯玉奎建议到礼堂里放电影，他说：“老柯，我看咱们不如把电影挪到礼堂里面去放，外面太冷，人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

柯玉奎觉得搬来搬去有些麻烦说：“以前不都在外面放的吗？”。

小高坚持说：“你跟马干事说一声，他要同意了，咱们找几个人帮忙，三下五除二也就搬进去了”。

柯玉奎觉得也有些道理，就问马干事：“马干事，咱们是不是挪个地方，到礼堂里面去放？”。

马干事是宣传股专管文化的，他顾虑礼堂里的花圈，这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能在外面凑合就凑合一下吧，再说这事也是政治处开会定的，要变，也得请示领导呀。”马干事说。

小高：“嗨，这么点事，也值得兴师动众的？你是主管，你说句话我们就搬了。再说，你知道处里领导到谁家喝酒去啦？”。

最后马干事还是同意把电影改到礼堂里去放映。

这座礼堂建于1964年，总面积760平方米，礼堂实用面积609平方米，长42米，宽14.52米，顶高7.2米，墙壁高3.7米。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基本无梁，木板盖面，然后是两层油毛毡、三层沥青覆盖，室内没有固定座椅。

礼堂原有17个大窗户和7扇大门、小门。

但在1975年3月，农场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在礼堂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就用砖头将17个大窗全部封堵起来，只在最上方留0.6米×1.4米的17个无玻璃窗洞。到1976年2月，又将南北3个大门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只留正面一扇大门。

当时，在礼堂的后半部份，大约占用120平方米的地面上，堆放着近千只为毛开追悼会时用的花圈，足足摞了2米多高。在5个月的时间里，上级也没有指示，农场也不敢处理这些花圈，使原来润湿的树条、苇杆、松枝都变的干燥起来。

礼堂里面，由于人们按吩咐不靠近花圈，尽量靠前坐，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人。几个调皮的男孩子互相投掷着点燃了的一寸小鞭炮，女孩子们被吓的发出尖叫声。

死神已逼近毫无知觉的人群。

电影在晚上9点30分左右开始，到晚上11点15分左右，再过3、4分钟放映就要结束的时候。在礼堂的后面，花圈堆形成的斜面上，有4个11、12岁的孩子正在那里无聊地坐着。

其中一个叫张广辉的12岁男孩，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俗称“地老鼠”的花炮，他划着了一根火柴，然后吹灭了火焰，用阴燃着的火柴棍朝药捻处捅去。

眼前腾起一片耀眼的亮光，“地老鼠”带着哨音飞出去，钻到花圈堆里，立刻，一股火苗窜了起来，“着火啦！”这几个孩子大叫着，争相往后躲。

在跟前的几个成年人原本想救火，他们伸手就去拉那只已燃烧的花圈，没想到这一拉，立时给火焰加了氧，火苗迅速升腾起来，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3米以上的火柱，直刺屋顶，礼堂迅速变成了一座炼狱。

火头已开始燃烧屋顶木椽，大片的花圈使礼堂的后半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空气中夹杂着纸灰、沥青的臭味，呼喊和哭叫声响成一片。

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向大门，但就在这一刻，竟然还有人心存侥幸，看见有人开始扑火，以为这火烧不起来，在最先退场的人中，还有人边退边向后张望。

火更大了，放映员小高感到了灼热，他看见门口缓慢移动的人群，他急了，用手电筒照着前面的人群高喊：“不要乱挤，快些出去！”。门只有1.6米宽，人、凳子、椅子挤在一起，犬牙交错，再加上火已从头顶上压下来，逼得人们不得不低头，因此，在大门口实际己形成了一堵人墙。

柯玉奎听到了小高的叫喊，但没有人听从指挥。他清楚地知道，礼堂的7个门中，除了大门，只有化妆室这边的小门还能打开。他立即冲到了舞台上，这时银幕上已经着火，屋顶上的电线也开始燃烧，浓烟在屋角那边打转。

柯玉奎凭着自己对舞台的经验，摸到了化妆室的小门前，就在这时，礼堂前半部的屋顶“膨”的一声都变成了明火，由木板和油毡、沥青构成的屋顶辟啪作响。沥青已经熔化，变成了燃烧的溶液，滴落下来，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衣服上燃烧。

柯王奎去拉那扇小门，没有拉动，想别门把手，手上没有任何工具。他有些绝望了，拚命地用肩扛、用脚踢，终于撞开了那扇门。但此时，化妆室的屋顶也已燃烧起来了，柯玉奎顾不上多想去开窗户，最后他爬了出来。

一个叫白云的14岁男孩子生得聪明、机灵，只是个子矮。那天他和4、5个同学相邀，没带凳子，准备看一会就走，他们距大门只有6米远。

最初着火时，他们并没有在意，直到火大了以后，他们才开始往门口挤。白云个子矮，被挤散了，人流将他沿着墙壁推向了舞台那边，而他的几个同学，都挤到门口冲了出去。白云害怕了，但他的机智还是救了他，他上了舞台，这里距离小窗口只有2米多高。他看见舞台上有放道具的桌子，就移了过来，蹬着桌子，从窗户里拱了出来，一头扎在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一摸自己的脸，竟摸下一层皮来，这时他才感到疼痛，倒在了广场上。

张雷生是个高挑个的青年，他一看南面的大门已被堵死，便朝火小一些的北门跑去。这个门，是北墙上最西边的一个门。由于平时根本不用，所以早就用双股8号铁丝拧死了。

张雷生这一跑，引得不少走投无路的人都跟上来了，他被拥在最前边。到了门口，用手一摸，铁丝拧得像根麻花，不要说没工具，就是给你一把钳子，短时间内也弄不开。张雷生想到了破门，他用脚使劲踢了踢门，门板发出了空空的响声。有希望，他心里一喜，大声喊道：“你们往后退一点，我把门踢开”，但是，没有人肯听他的，后面涌上来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挤得面朝外贴在墙上。他又急又气，双手撑住墙，用力一挤，才离开了墙壁。

火势更猛了，沥青挟着蓝幽幽的火苗，下雨一样往下落着。靠上面一些，火和烟已将氧气掠夺得令人窒息。张雷生的四周，无论大人孩子的头和身上，无一人不在着火、冒烟。张雷生感到气喘不上来，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有火烟往肺里、喉咙里呛。他蹲下去了，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头上，挡住了滴落下来的沥青，他已经清晰听到了屋顶上木头发出了辟啪的响声，他预感到整个房顶就要塌落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凉气从下面袭来。抬起头，他发现北门靠下面的那块门，被外面的农场副业队排长等人角砍土墁砸开一个大洞，几个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张雷生立刻来了力量，他顾不上门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从门洞里钻了出去。

农场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拎着桶端着盆来救火，但此时，人们根本无法靠近火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南大门上的人们活活被火烧死。

当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家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

没有电，四处都是黑乎乎的，人们谁也不敢贸然进入礼堂的废墟之中，尽管此时，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透过烧毁的屋架，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直到这时，人们才彻底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生还了，男人和女人们嚎啕大哭，凄凉的哭喊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这场大火造成694人死亡，由于61团紧靠中苏边境，当时中苏关系仍在恶化状态，华国锋刚继任主席不久，所以这个世界罕见的重大火灾死亡事故被隐瞒下来。

这场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做了报导，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当时我的父辈们在63团，他们都乘车到61团帮助埋人。埋人回来后几天都吃不下饭，694条生命呀！这是1949年至今，在一场火灾中夺去生命数量最多的一次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