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作家放弃诺贝尔文学奖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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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

    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一件事意义非同一般：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确认帕斯捷尔纳克拒领诺贝尔奖实出被迫，其拒绝无效。决定恢复历史真实，把获奖证书和纪念品交给已故获奖者的家人。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事曾引起轩然大波，并给他的余生蒙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使其备受苦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此后三十年间，这件事情一直被严禁谈论，成为了一个谜团。

   
    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金的呼声始起于战后的头几年。据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现任主席拉尔斯·吉伦斯顿说，从1946年起至1950年，每年都曾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候选人来讨论。1957年再次提名，1958年决定授奖。帕斯捷尔纳克是根据日益加剧的国内批评而间接得知这些情况的。为了摆脱自己因在欧洲享有盛名而遭到的直接威胁，他有时也不得不做一做自我辩白：“根据作家协会提供的材料，西方的某些文学团体对我的工作给以了不应有的评价，我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且无甚成效，因而该评价是不合适的……”

    为了不辜负公众对他的关注，他集中全力、满怀激情地撰写着自己反映俄罗斯精神生活的艺术遗言——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1954年秋，奥莉加·弗赖登贝格从列宁格勒来信问他：“我们这儿传闻你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真的吗？要不，又怎么会有这种传闻呢？”“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传闻，”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她说，“我是最后一个听说的。我知道得比大家都要晚，是从第三者那儿得知的……与其说我期望，还不如说我担心这一流言会成为事实，尽管这一获奖伴有诱人的、必不可少的领奖之行，飞入更广阔的世界，交流思想，——因为我不能够按惯例像一个普通的上发条的木偶那样按部就班地去进行那一旅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有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可别让这一切给弄糟了。要知道，这可是巴比伦之囚啊。看来是上帝垂怜——这一危险终于过去了。显然我曾明确被提名为候选人并拥有许多人支持。比利时、法国和西德的报刊上都曾谈及此事。人们看到、读到那些消息，也就谈论开来，后来人们从‘BBC’电台听说(我把我所听到的在此如实转述)：似乎本来是我被提名，但有人考虑到当时的世情，便请求提名机构同意让萧洛霍夫替换我作候选人。委员会否决了该项请求后，提名海明威为候选人，也许资金会授给他……不过，即使是在人们的初步看法上能被置于与汉姆生和布宁等同的地位，以及哪怕是由于误会才与海明威并列，都足以令我欣喜了。”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一年后完稿。其法文译本颇受195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伯特·加缪的喜欢。他在瑞典科学院的讲演中以赞许的口气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奖金。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秘书安德斯·埃斯特林拍来的电报后于1958年10月23日答复道：“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伊万诺夫一家、丘科夫斯基一家等邻居都向他表示祝贺。他收到了许多贺电，接待了不少记者。季娜伊达·尼吉拉耶芙娜已在考虑要给自己缝一件什么样的衣裙穿着去斯德歌尔摩。由于小说出版而遭受到的所有苦难、压制，中央委员会和作家协会的传唤似乎都退居其后了。诺贝尔奖——这是完全的、绝对的胜利和赞扬，是给与整个俄罗斯文学的荣誉。

    然而第二天一早康·费定突然登门，他没有向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女主人打招呼，便径直上楼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费定以将在各报刊上整治他相要挟，威逼帕斯捷尔纳克立即抗议性地拒绝领奖。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没有什么能迫使他拒绝接受已决定授予他的这一荣誉，况且他已经答应了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不能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骗子。他还断然拒绝与费定一同去其别墅会见等在那儿准备向他作解释的中央委员会文化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

    在那些天里，我们每天都去佩列杰尔基诺。父母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继续工作着。当时他正在翻译斯洛伐茨基的《玛丽亚·斯图尔特》。他很开朗，也不看报纸，还说为享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荣誉，他准备承受任何损失。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支配下，他给作家协会主席团写了一封信。然而在开会时却并未宣读他那封信，反而根据马尔科夫的报告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了。我们曾多次试图从作家协会的档案资料中找出那封信来，但始终未能找到，也许是被销毁了。在返回佩列杰尔基诺前，父母愉快地谈起了那封信的内容。该信包括22个要点，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我仍可以写《日瓦戈医生》，再说，该书完稿之时，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已获出版，那给人造成了一种解冻的印象。我把小说交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出版社，并期望经过书刊检查后的版本能够在莫斯科问世。我同意修改所有不被接受之处。我认为一个苏联作家的才能要比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才能更大。我把小说原样交出，希望能得到批评界友善的指教。

    “我在向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发致谢电时没有想到授奖给我是因为这部小说，而认为，如其授奖通知所述，是因为我所做的全部文学工作的总和。我是可以这样认为的，因为早在该小说尚未写成以及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该小说之时，我就已曾被提名为获奖候选人了。

    “没有什么能迫使我放弃授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从而也就是苏联人的现代作家——的荣誉。不过，诺贝尔奖金我打算交给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知道，通过社会舆论的压力，一定会提出把我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问题。我不指望你们能公正处理。你们可以枪毙我、驱逐我、随心所欲地处置我。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决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与荣誉。请记住吧：几年之后你们仍将不得不替我恢复名誉。在你们的经历中，这样做也并不是第一次。”

    一种自尊、独立的立场使帕斯捷尔纳克顶住了报刊发起的各种侮辱、威胁和咒骂。他担心我在工作上或列娜在大学里会有什么麻烦事。我们千方百计地安慰他。我从爱伦堡那儿得知并告诉父母：在这些天里，西方新闻界已经掀起了一股支持他的大浪潮。

    然而，当他10月29日去莫斯科与伊文斯卡娅通过电话之后，对这一切就不再感兴趣了。他到电报局去拍了一封电报到斯德哥尔摩：“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另一封电报发给中央委员会：“请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领奖。”

    傍晚回到佩列杰尔基诺时，我简直没认出父母来：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眼里显出疲乏与痛苦的神色，对所有的问话都这样回答：“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已拒绝领奖了。”

    然而，这一牺牲对任何人都已不起作用了。它丝毫未能改善他的处境。不论是在两天后召开的莫斯科市作家全会上还是在会后的那些饱含“民愤”的文章中，任何人都没有提起此事。莫斯科的一些作家请求政府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公民权并将其驱逐出境。父亲听到季纳伊达·尼古拉耶芙娜说她因不能离开故土，列娜又决定要和妈妈呆在一起而不愿与他同行时，简直痛苦极了。当他听到我说不论他被驱逐到哪里我都愿伴他同行时，又欣喜若狂。驱逐本来要立即实施的，假若不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赫鲁晓夫进行了电话交谈的话——尼赫鲁已同意领导一个保卫帕斯捷尔纳克的委员会。为了把这件事压下来，帕斯捷尔纳克必须签署一个长官们同意的致《真理报》和致赫鲁晓夫的信文。问题不在于那些信文内容的好坏，也不在于文中是忏悔多还是自我肯定多，关键在于那些信件不由帕斯捷尔纳克拟写，但一定得要他署名。一想到这种对其意志的凌辱和强暴其实对谁都是没有必要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到了父母1958年时那样的年纪。就在父母从1914年至1938年居住地旁边的造型艺术博物馆里，“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展览开幕了，时间是1989年12月1日。瑞典大使伯纳先生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证书带到了展览会上。纪念品决定在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为1989年获奖者举行的招待会上隆重交付。伯纳先生认为我应该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取这一奖品。我回答说：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安排好这件事情。是伯纳先生去征得了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的同意，大使馆和文化部也在几天之内办好了所需的各种手续，7日，我才携同妻子乘上装饰有圣诞小铃的飞机，飞往斯德哥尔摩了。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以研究20年代俄国先锋派著称的拉尔斯·克莱伯格教授。他一直把我们送到1989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及其亲朋好友下榻的、该市最好的旅馆“格兰德大饭店”。吃过送到房间里来的便饭之后，我们便躺下睡觉了。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帷，照醒了我，我一跃而起，随即便看见了濒海湖的一个支流，桥梁，准备离岸驶往斯德哥尔摩城所在岛屿的轮船。对岸则是呈圆丘状的老城市岛，岛上有王宫、大教堂和证券交易所大厦(瑞典科学院就设在证券交易所大厦的二楼)，以及狭窄的街道、圣诞节集市、许多小铺和各种风味独特的小餐馆。在它旁边的一个岛上立着国会大厦，另一岛上是市政厅、歌剧院，花园的上方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商业城。

    这一天，我们是与尼尔斯·杜凯·尼尔森教授和皮尔·阿恩·巴登一起度过的。尼尔森教授在30年前的1959年夏天来找帕斯捷尔纳克时，我们就认识了。巴登写过一本谈尤里·日瓦戈的福音组诗的书。我们一起散步、吃午饭，观看国家博物馆丰富的收藏品。报界人士向我们询问此行的意义。

    第二天，12月9日，在有各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典大使和苏联大使以及众多宾客出席的瑞典科学院的隆重的招待会上，科学院常任秘书斯托勒·艾伦教授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纪念品交给了我。他宣读了父母于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拍发的两封电报后说，瑞典科学院确认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是出于被迫，现于31年后将其纪念品交给他的儿子，并对该获奖者已不在人世表示遗憾。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作了答谢发言。我感谢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所做出的这一决定，并说：我领取诺贝尔奖的这一荣誉时悲喜交集。诺贝尔奖本应把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从孤独和遭迫害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可结果却导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饱受新的苦痛与磨难。他被迫拒绝领奖和在交给他的致政府的信上署名是一种公然的强暴行为，它折磨着帕斯捷尔纳克直至其生命终止。他生性廉洁，对金钱毫不在乎，可非常珍视在他去世之后的现在才终于获得了的这一荣誉。我愿意相信，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并已促使今天的事件成为可能的良好变化，确实能使人类像我父亲所期望并为之而工作的那样和平、自由地相处。我只能这样非常概略地转述我发言的内容，因为我当时没准备发言稿，也太激动，所以现在很难准确地一一回忆起来。

    12月10日举行的隆重的1989年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莎土比亚和他的“哈姆雷特”。我觉得我已经明白了莎士比亚为什么会为该剧选配斯堪的那维亚的场景。简短、庄重的发言和奏乐一个接着一个，礼炮轰鸣，国歌高奏，满场是穿着古老的礼服燕尾服和袒胸露背的衣裙的人们。正式仪式是在音乐厅举行的，有数千人参加的宴会和舞会则在市政厅举行。市政厅本身的建筑风格，还有那环绕大厅的游廊，都使人想起中世纪时代，但其民族精神和许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生动体现还是出自大学生们的歌声之中，出自吹奏器乐之中，出自盛装侍者的步履之中——那些盛装侍者沿各游廊步入大厅，给我们送来食物，陪伴国王和王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及贵宾们出厅。

    在这个令人大开眼界、大饱耳福的盛会上，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出现在宽阔楼梯的平台上却是令人沉闷、压抑、悲从心起的一幕。他在作表演之前先讲了如下的话语：“国王和王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美好的大喜日子里，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在生前被剥夺了领取诺贝尔奖并享受该获奖者的幸福与荣誉的权利。请允许我以其同胞和俄罗斯音乐使者的身份为你们演奏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萨拉班达’大提琴独奏曲。”

    大提琴用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酒宴上的独白那种悲怆的音调哀吟着，巴赫那深不可测的乐曲之中流露出痛苦的客西马尼情调：

    喧嚣声已沉寂。我走上前台。

    身靠门框，留神地细听，

    我要从往事的余音之中，

    揣度出我今后半生的历程。

    宴会结束后，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加林娜把我们带到会客厅，国王和王后正在那儿接见贵宾。我们被介绍给国王和王后，相互都说了一些友好的话语。第二天一早，我们便飞回了莫斯科。

    (摘自《心灵的隐秘——外国名作家生活的另一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本文原作(俄)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胡世雄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