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悲怆的青海湖

踏雪寻梦

1958年，整个海南自治州“共处理各类人犯16,272人”，其中“集训10,276人，逮捕6,451人”，另有455人情况不明。[29]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同德县，全县反（叛）属、还俗僧侣、释放犯和“叛俘”的总数，高达该县总人口的36%。[30]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只有昂拉、当顺、加让及尖扎滩地区藏民暴动，根据官方资料，公开参加者为618人，包括中共党员25人，共青团员24人，乡干部1人，群众398人，喇嘛2人。“参叛”人员占“叛区”总人口3,646中的16.90%，占全县总人口21,310中的2.90%。“平叛”以“政治争取”为主，争取到“归降”者596人。但在事后的“反叛”运动中，逮捕了2,074人，占“叛区”人口的56.9%，占全县总人口的9.73%，其中包括“在职统战人士40名，撤职9名、集训117名、自杀5名。没收被捕统战人士存款38,500 元。” 被逮捕的人中，“在劳改中死亡的561人，占捕办人数的27%。”[31]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从1958年8月至1960年底逮捕关押1,05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9.57%。其中，1958年捕办802人，1959年捕办116人，1960年捕办132人。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清查捕办的1,050人中，应释放的862人，截止1963年7月15日已释放258人，劳改农场通知死亡的346人，还有258人未通知。后来这项工作不了了之。”[32] 也就是说，该县总人口近10%的人被抓，其中82.1%的人是被错抓的。被抓的人中，死亡率竟高达57.5%。
   达赖喇嘛的出生地青海湟中县：“1958年共逮捕判刑1,479人，其中死亡414人，致残75人。”其中1,207人后来宣告无罪[33]。也就是说，81.6%人被错捕，被捕的人中28%死亡，5%致残。
   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对藏民滥杀的结果，使该州出现了“无人村”和“寡妇村”，许多男童反穿羊皮袄躲在羊群里, 逃过一死。[34]
许多死者的家属从未得到通知，无数个家庭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就这样在人间消失。这些人中还包括许多一度是“统战对象”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青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仅仅是为了“防叛”，这些在共产党建政期间曾“肝胆相照”，给予极大帮助，被委以各级政府职位的活佛和千百户们就被以办学习班或者开会的名义诱捕，秘密关起来“集训”。这些神秘的“集训班”是“秘密监狱”，还是“监狱中转站”，至今不为人们所知，但是有确凿的证据，曾有不少人在“集训”期间死亡，死因不明。[35] 被关进监狱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包括“著名爱国人士”、曾任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隆务寺第七世夏日仓仁波切罗桑赤列隆朵嘉。[36]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失去丈夫的女人，失去儿子的老人，失去父亲的孩子。1958年“平叛斗争”的幸存者，很多将成为大饥荒的饿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合作化”使他们成为双重意义上的“非我族类”。在那片被“阶级斗争”魔咒镇住的土地上，杀劫遍野，生命贱如草芥，没有人注意塞外藏民的苦难。青海牧民与外界的联系比康区更少，在青海发生的大屠杀和大逮捕，外界更是一无所知。只有大山托出的“措温布”，那片青色的湖，承接了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的眼泪；只有世代养育他们的草原，见证了他们的悲伤。
措温布，青色的湖，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这就是1959年“拉萨事件”爆发之前，藏民族的生存状况。当时，约占藏民人口50%的西藏周边地区，许多地方依然处在战争状态。青海已经“歼灭”了8万余“叛匪”，并且“捕捉各种反坏分子3万9千余人”[37]，以此“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在此期间，青海全省共进行“诉苦大会3万余次，参加斗争的群众约有3百万人次……面对面斗争了反革命分子、牧主、头人和宗教上层的反革命分子5千余人。”[38] 有的地区被捕人数高达总人口的20%以上。
   达赖喇嘛童年居住过的塔尔寺，有427人被“错捕错判”[39]，僧人大多数被遣散，塔尔寺被改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土改和“公社化”已近完成。一些地区正在“大炼钢铁”，办食堂，推行“帐房街道化”。在一些藏区，工作队以“移风易俗”的名义强制汉化，强迫藏民“裤子化”，“双辨化”。以“支援国家建设”的名义，强迫民众交出金银珠宝饰物。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完成，藏区的寺院绝大多数被拆毁、占用或关闭，藏民的宗教崇拜转入地下。部分地区出现饥荒。
这一切，都是以“民主改革”的名义进行的。
1959年初，周边四省藏区已经被强行纳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红色大一统”之中。虽然“在西藏地区，根据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针，喇嘛教制度改革也暂时不搞”，[40]  但其实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猜测到，改革到达西藏地区，那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一切都背后，还有一个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秘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上，正在修建“原子城”。毛泽东挤进“核俱乐部”指日可待，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对青海藏民固然不会手软，对西藏他也失去了“统战”的耐心。
   一万多名世代居住在金银滩草原上的蒙藏牧民被迫迁移。在得到迁移通知的第二天，牧民们不准放开拴着的牛和狗，来不及拆帐房，只带上锅碗等简单生活用具，就在干部和农垦民兵的押解下，踏上离乡之路。时值秋末冬初，高原气候寒冷，搬迁路上，许多牧民冻饿而死。[41]
   195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指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让他们(指叛乱分子)闹大点，闹的愈大，改革就愈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拉上去；要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在旁边。[42]
   至此，西藏已是“红海洋”中一座即将沉没的孤岛。圣城拉萨的命运，尚未展开，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