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历史记忆 揭露中国大陆教科书的瞒与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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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历史记忆 揭露中国大陆教科书的瞒与骗(三)


     作者：朱欣欣
                       
    ●在港人抵制中共企图通过教 科书进行“洗脑”的同时，彻底揭露大陆教科书中的毒素，是一个需要许多人参与的启蒙工程。如果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那么“欲控其人，先控记忆。”中 共对民众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操控记忆，包装和维护一党专制的所谓“历史合法性”。本文针对部分大陆教科书，选择中国近现代 历史的一些重要专题，根据史料进行简略辨析。一个人的启蒙就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开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称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可是，又说：“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整个抗战，中国军队的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 中，只有3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八年抗战，共消灭日伪军128万人，其中国民党消灭120万，共产党只消灭8万多人。（柳风：《血祭太阳旗》，中央 编译出版社，1994年）阵亡的261名抗日将军中，中共只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突围时阵亡。当时，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左权一再叮嘱手下官兵卧 倒，以避免无谓牺牲。奇怪的是他自己却独自继续前进，身边没有一个卫兵。这是他因在肃反时被诬陷为托派近十年而心中痛苦，不顾危险，以死证明清白所致（散 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文史精华》，2003年第2期；吴元浩主编：《往事钩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所 以，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 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 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1972年，中日建交 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 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七、延安整风
   
    高 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4页介绍“延安整风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也说“延安整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 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起来。”实际上恰恰相反，毛泽东通过整风确立了其最高地位，把中共 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 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英]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 社，2006年9月）
   
    何方在全面总结延安整风的结果时指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 在全党全军中的最高领袖地位，实现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创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取得一定成效”。“延安整风 开创了用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并进而造成对一切知识的轻视。”“延安整风贬低了理论学习的重要，妨碍了理论上 的发展创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后来影响到全国）的理论水平得不到提高。”“作为延安整风重要组成部分的抢救运动，是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犯‘左’倾 路线错误的一次重要演练，还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范式。”“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得到加强。”“延安整风确立的 一元化领导体制，使一党专政和书记独裁（个人说了算）法制化。从‘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演变为党领导一切。”“整风创立了垄断与管理意识形态的体制及 其表现形式延安文风。”“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榜样作出的《历史决议》，和以此为基础创建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以人划线，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等个人崇 拜精神。由毛泽东增删修改七次的《历史决议》，为党史学以至整个现代史设定了框架和体系。党史的研究和写作，虽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 本框架至今未动，而且‘只此一家’，不许争鸣，遍设禁区，不得逾越，使党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为一门不讲科学的学科。”“整风造成工作和时间的重大损 失。”（《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此后中共历次运动的预演。对于整风中“抢救运动”的迫害，高 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5页只简短地说：“在整风中，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在对全党干部组织审查阶段，进行了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冤假错 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 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 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 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 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还有一类人被失踪。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的中央 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翻译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在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冤杀。当年被冤杀的还有长期被关押的4名外国人，其中3名俄罗斯人、一名南斯拉夫 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 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 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 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年7月；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
    八、国共yy内战的长春之战
   
    高 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61页介绍辽沈战战役时，有这样简短的文字：“被围困的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诚，长春解放。”寥寥22个字掩 盖了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中共对长春半年的围困，连百姓出城都不准，“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 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 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龙应台：《大江 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另有真实记录辽沈战役惨烈的《雪白血红》（张正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成了禁书，作者被 王震下令拘捕关押了7个月（姜维平：《中国政改的希望所在》）。

九、《论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和《共同纲领》
   
    对 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没有介绍和摘录，仅仅在阅读文献中列了书目。我们在 《论联合政府》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 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 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 的制度。”“‘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 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 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对比此后的历史和现实，完全与毛和中共的承诺相反。
   
    大陆历史教科书 中，介绍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专制、支持中共方面有很多篇幅，但是，对中共建政后民主党派的命运难见真实记录。章立凡（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原 粮食部部长、著名“右派分子”章乃器之子）在《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中总结说：“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 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 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 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 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剥夺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 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 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 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 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关于《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1949年9月29日），大陆历史教科书都有介绍，可以看出纲领中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更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 是，2004年3月14日经过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将中共一党的意识形态和“四项基本原则”列入其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政 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 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 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 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份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 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一党专制发展的轨迹。

十、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介绍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没有透露其中的野蛮残酷。
   
    中 共建政前后，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先进行暴力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土改中出现了按比例斗争、乱打滥杀的血腥现象，“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 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秦晖： 《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据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死（含自杀），一位美 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解释了土改真正的政治目的：“我们党没有采 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 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李肃：斗地主的真相 和目的》）中共建政后，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又被收归国有，强制搞合作化、集体化，农民被纳入国家经济控制，成为现代农奴，为工业积累提供牺 牲。
   
    1950年代初镇反运动的对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 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它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肃反运动是肃清暗 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杀、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 狱、劳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信力建：《镇反与肃反》，《北京之春》2010年12月号）
   
    在 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中共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强行掠夺。很多资本家被逼自杀，“仅据上海从 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 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