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清明节甘肃天水夹边沟建纪念碑（图）

雨夜

[转帖]清明节甘肃天水夹边沟建纪念碑（图）

岭南文抄公 于 2014-3-17 19:21:5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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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03900102ev8m.html











天水、西安各位朋友：

    导致反右人间地狱夹边沟发生地甘肃省兰州市、天水、高台、甘南等地57难友，夹边沟幸存者、罹难者亲属奋起反制。倡议建立纪念碑和《罹难者遗骨衣冠冢》，得到广泛支持。

    事前2013年我们先到省委、省政府、省民政厅反映此事，得到重视。省领导指明党中央对历史问题没有做出新的决议前，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低调”的要求。我们坚决承诺，不出格行动，不出现敏感字词。

    大家集资完成了夹边沟“右派坟场”的一些建筑。其他施工因天气寒冷，水泥不能浇灌等原因改在今春进行。

    夹边沟那里，酒泉市博物馆所立“劳教遗址保护标志”和“指路牌”被“有关方面”砸碎，林场场长被撤职训诫（我们最初得到酒泉市有关领导“不支持，也不会阻拦”的承诺，肃州区委宣传部和区林业局反其道）。国家弘扬孝道，以人为本，八宝山可以竖碑放骨灰盒，每年祭奠。我们亲人尸骨无存，刻个名字，建立个衣冠冢都不行吗？符不符合中华伦理传统？在甘肃省，宪法38条，刑法302条管不管用，甘肃省没有《为人民服务》这一说吗？

    反差极大的是张掖地区高台县，罹难者众，建有公墓被推平，接到省委转去申诉书，县长亲自查询，民政局现场办公，决定重修公墓。现在已经堆起墓园，刻好石碑， 4月5号清明节这天，南华镇主持，按当地风俗，洒鸡血放鞭炮竖碑，扫墓培土。

    夹边沟幸存者、逝者直亲属、同事，及后辈二三代将去出席，参加立碑仪式，携带祭品、花圈，祭拜。以前找不到公墓，每年都分散盲目祭奠，今后有了固定寄托哀思的所在，活着安慰，逝者安息，高台县做了功德无量大善事。理应感谢。我们刻好《铭谢碑》、《难友名单》准备一起竖立。节后出版《文集》。

    已相约在4月3号前到高台，4号整天参观西路军烈士陵园和八公里湿地公园，自然环境，看水库，观野禽候鸟，会餐野生大鲤鱼。5号清明节上午完成立碑仪式，午饭后去酒泉，次日去夹边沟。

    请你们能表示慰灵，题写花圈缎带，我们届时在花圈上，装饰出来（不用你们出钱）。手机短信发来唁电。

    如果能来朋友，最好不过。能邀请记者、摄影师最为祈盼。

    望电子邮件，手机短信，QQ尽快联系报名。

    张遂卿  代笔（老人们中善于掌握电脑使用）

    2014/3/16

    经费需要个人自出，每人每天包括宾馆、吃饭、交通合计200元。若有不足，由开明人士补贴。

    路线为，兰州到高台县每天早7:45空调快车，软座每人136元（硬座86元）。13:27到达，你那里就可以网络订票，不必卧铺，火车站到城区小吧客车3元，下车步行300米抵达“高台县政府宾馆”有接待。兰州其他车次高台县不停车，到张掖市后，西关汽车站，坐大巴，2小时到高台。

    注：清明节临近，何以现在才方便给各位发函，请求道义支持？

[size=1.35em]威尼斯电影节上《夹边沟》吸引无数眼球(图)

   

    王兵(资料图片).导演王兵父亲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亮相水城

    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每日甘肃网讯 据兰州晚报报道 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赛程已经过半，相对于不太熟悉的国外电影与电影人，中国观众更关心华语电影，而本届电影节上到处都是华语影人的身影。三部国庆档影片都选择在威尼斯首映，吴宇森更是获得终身成就奖，张曼玉、刘嘉玲、李冰冰、吴佩慈等女星惊艳亮相。至于备受关注的最后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惊喜电影也终于揭开面纱，这份惊喜被中国导演王兵的《夹边沟》获得。

    《夹边沟》惊喜亮相逐金狮

    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创立了惊喜电影这个环节，最后一部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在电影节开幕后才会揭晓，而本届的惊喜影片则在当地时间9月6日揭晓，那就是中国导演王兵的新作《夹边沟》。此次《夹边沟》惊喜亮相，与《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一同角逐金狮奖，将为华语电影争夺金狮增加力量。

    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夹边沟农场至今保留着一段尘封的历史，从1957年开始，这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干部、知识分子在这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数人在此期间被活活饿死，其惨烈程度超越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电影《夹边沟》改编自小说《告别夹边沟》，王兵之所以会拍摄这部电影，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人能够正视历史并尊重历史。

    华语影片成威尼斯主角

    虽然中国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并不多，但这并不妨碍华语影片的高调亮相。《精武风云》和《剑雨》两部影片就选择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进行全球首映，而影片的主角基本都会到场宣传。虽不如范冰冰在戛纳电影节上话题不断，威尼斯电影节上的中国女星也都精心准备战袍，杨紫琼、张曼玉、刘嘉玲、李冰冰、吴佩慈、江若林等纷纷惊艳亮相红毯。

    其中最受关注的华人女星当属张曼玉和刘嘉玲。一个是便装为《更好的一天》站台宣传，另一个则是为《狄仁杰》逐金狮卖力走红毯，如果单凭电影来说，二人的影片不具备竞争力，但因为与梁朝伟“三角关系”使得二人总被放到一起比较。此次，张曼玉毫不避嫌，坦言会为刘嘉玲的新片捧场。讯文

    延伸阅读

    冷峻直接地回顾历史

    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夹边沟》，是一部冷峻、直接的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回避地回顾了那段历史。王兵将纪录片创作的美学引到故事片中，用独特、自信的视听语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后，人间地狱一般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发生的故事。

    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创作该片的动机。影片在2008年10月开始拍摄，2009年1月完成，历时75天，积累了130小时的素材。

    电影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每日甘肃网--主流媒体 甘肃门户】 本文地址：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0/09/08/011686660.shtml

    最近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份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记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当局依靠外部支持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政权之后，就开始了军事化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类似于军事化的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征收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当局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 ”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当局在一些地方进行暴力压制，阻止饥民外逃求生，从而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是这种罪恶暴政典例。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当时的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惨遭迫害并且死亡。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 ”。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记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文革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 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 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 “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饥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 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记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当局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人为灾难。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当局义无反顾地将错误政策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 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 10人。”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力压制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更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当局的层层阻拦，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 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像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size=1.35em]罄竹难书








[size=1.35em]幸存者忆“夹边沟”劳改生活：曾狼吞虎咽吃人肉

    2010-12-06 14:14:45  http://www.iyaxin.com ; 来源: 人民网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仿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当年的痕迹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仿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 “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在现今的林场干部陈苏民看来，50年前“右派”们在夹边沟的劳动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右派”们种下了新疆杨、沙枣树，从花园水库修大干渠引水道夹边沟，如今都荫及后人。生于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时代就跟随部队转业的父亲来到夹边沟，他颇为怀念红色年代劳动竞赛的火热干劲：“那时人是多么有力量，现在的人可吃不了这苦了。”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来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干部告诫他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后还要继续工作。怎么教育呢?对方答：你们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陈宗海想，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来这里干啥?

        果然有人自杀。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扣馍，“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出去上厕所，吊死在树上。

        不值得。刘光基对自己说，你自杀，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呢，反倒给家里带麻烦。要活着，咱们走着看;陈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两三年就过去了，不过“后来一看，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这么多苦。”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起床后路过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饭，大锅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萝卜叶子泡在里面，拿出来一洗，剁碎，掺和进包谷面或其他杂粮面搅拌。“右派”们管它叫“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包谷面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馍头，早饭时给每人发一个，让带到工地上吃。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陈宗海觉得难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里人写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有个人在信里跟家里抱怨面饼大小就跟睾丸一样，黑的就跟狗屎一样，后来就给判刑了。吓得陈宗海从此在家信就两句话：父母大人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一下子绝望了

        在农场的大力鼓动和一种莫名的戴罪立功集体心理暗示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陈宗海一天半夜一个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干了一整天，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得了个全场第一。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记载：农场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任何一组都会影响全队发挥，各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摘帽的诱惑让人们斗志昂扬，哪怕有人在这样疯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农场开始饿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劳动节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节那天，“右派”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让回家，留在农场就业。这个晴天霹雳，让所有人一下绝望了。

        这年春节，连续三天场里干部来跟向大家拜年，“右派”们怨声载道：不就是不让人睡觉嘛，听听说的都是什么话——增加知识，鼓足干劲，在新的一年再大干一场。第一天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是想让我们在这里扎根么?

        刚过来时，陈宗海还带了本《水浒传》，后来就不知扔哪里去了。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在夹边沟，吃饱肚子已是奢求，遑论精神生活。刘光基说，哪有心情看书—看书还有啥用，“右派”的书都擦屁股或者卷烟了。

        不聊天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走回来，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后捆起来送到场部。场长反倒开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我没有反党，我冤枉嘛。周惠南听说有人这样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来了，但回来后并无进一步惩罚，周惠南解释原因—因为“奔向党的怀抱，你没有抛弃党”。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后，甘肃省西固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俞兆远，就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

        他什么都吃，到处偷着吃。在荒滩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窝里的存粮。运气好时，他能从一个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粮食。

        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惟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俩，留下一点杂粮，俩人彼此推让，谁也不舍得吃。俩人当时都已经各有了四个孩子。弟弟说，我们俩，必须要活一个出来，谁能活下来就把另一个的孩子养大，要是两个都去掉这个家就完了。家人说，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俩抱头一场痛哭。

        到后期劳动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时，陈宗海觉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没了”。“真的到了那种无欲望状态，麻木。看见死人一点都不害怕，也许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里有这个准备的。我知道了人临死前，就是这个无欲望状态。”他问劳教干部：劳动教养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干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认为改造好了你就走。陈宗海说，这不是胡扯蛋蛋么。

        在生死面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和凤鸣至今后悔在给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写到：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噩梦结束

        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

        此时夹边沟农场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农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们送到明水滩，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后来送回兰州，由甘肃省劳改总局处理。有个金塔县县长张云贤本来要调到夹边沟任农场党委书记，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除去老弱病残者外，夹边沟农场能够走动的将近2000余人全部转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大河农场。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入冬，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实际口粮已降到12斤。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幸存者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为首的检查团来夹边沟调查情况。11月中旬，农场执行中央工作检查团的指示，开始将明水滩山沟里的气息奄奄的重病号接到高台县碱泉子高台农场办公室和学校腾出的房屋中进行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遣返劳教人员。

        周惠南兄弟俩坐着火车回兰州，他亲眼看见一个“右派”在车上去世被扔下火车。回到家后，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夹边沟噩梦终于结束了。

        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司继才后来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

     夹边沟符号

        周惠南说，告别之时，较相熟的“右派”们曾约定日后联系，并留下彼此地址。50年过去，“却基本上谁也没联系谁。”从夹边沟走出的“右派”际遇各有不同。几十年后，夹边沟“右派”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平时少有往来。他们不愿触及痛苦岁月留下的伤疤，那一张张面孔也任随时间冲刷，慢慢沉没在记忆深处。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访的“右派”们均感激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尽管对于“反右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于扩大化”的说法，有些人还不能接受。

        夹边沟的喧闹在1961年“右派”们撤出之后归于死寂。上世纪70年代，农场改为林场，陆续从定西迁来40余户农民。从此他们成为林场的常住居民。他们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为生。辣椒成片铺在平坦沙地上，扎眼的红色在视野里慢慢膨胀得快要流动起来。

        移民们已习惯陌生的人们来此祭奠，他们知道夹边沟曾经死过很多人，虽然并不了解详情。“据说夹边沟在中央都挂了号，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凭靠附近一个小型水库的灌溉，这里的庄稼可以确保旱涝保收。在年蒸发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夹边沟，这是他们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夹边沟依旧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车，问出租车司机去夹边沟怎么走?很多人都一头雾水。这个连当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从2000年开始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今天我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在《上海文学》上连载，人们尚对“夹边沟”一脸茫然。10年后，纪录片导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剧情片《夹边沟》，参展威尼斯电影节—“惊喜影片”。夹边沟在中国知识分子认知中逐渐成为了符号—人间地狱，或者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地理意义上的夹边沟，筑不起谁的方尖碑，因此地只剩浩渺白沙，随风飘移，无论建造什么都会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谷。白杨已换了三茬，只有“受命不迁”的沙枣树在此扎根。人们来过这里，留下眼泪与空空的酒瓶，迅速蒸发，馏出记忆。

        女“右派”和凤鸣来过此地，长歌当哭，“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美学家高尔泰来过此地，“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摘帽“右派”陈宗海在五年前故地重游，“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他看到当年以生命为代价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废弃殆尽，心中无限感伤。

        俞兆远前年还去过夹边沟。原来的厂部平房已经全部变成苹果园，遗骨原来埋下来的漕槽还在。1970年代，农场曾被部队短暂征用。之后农场又转交给酒泉市，变成了林场。

        当年“右派”住过的地窝子，只能依稀辨认出大致轮廓。当年的平房历经半世纪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仓库。“右派”们用生命开垦出来的土地，终被废弃。“右派”挖的排碱沟当时效用不大，但如果没有当时的排碱沟，也就没有现在的林场。”王柱华说。如今夹边沟林场有林地两万八千亩，总面积十一万亩左右，主要种植各种杨树，另有沙枣、红柳和一些果木。陈苏民说，尽管已改成林场，但盐碱地的土质，加上风沙大，“种活一棵树比女人生个孩子还难”。

        “右派”当年开垦的两千多亩耕地，现在是来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种。更多的耕地随着农场体制的变化，加上上游鸣沙窝用水量的增加，地处下游的近万亩耕地水源已近于枯竭，弃耕多年。40岁的王柱华在夹边沟林场已有20年工龄。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还能看到人骨。“习惯之后就不怕了。”他知道这是当年“右派”的遗骨，“人死如灯灭，到最后都逃不过这天。”







[size=1.35em]含泪支持。



[size=1.35em]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size=1.35em]怎么联系呢？



[size=1.35em]专访杜高 ，谈《杜高档案》 2007/11/7
    上世纪末，一份完整的右派政治档案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这份档案是剧作家杜高的生死簿。1957年杜高在中国文联被打成右派，劳改12年。这份完整的原始档案中有大量的揭发坦白材料、诬陷告密信件、审讯记录、专案报告、秘密批示，洋洋50万字。它不仅像恐怖的幽灵，笼罩着杜高的一生，也向人们展示着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邪恶的暴政，是怎样践踏和蹂躏人的尊严和灵魂。杜高作为幸存者，决定忍受第二次精神煎熬将这部档案公之于众，让它成为一部警世恒言和历史见证。在本次《反右50周年专题》节目中，杜高先生讲述了发现《杜高档案》的始末，和他面对这份档案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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