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一二三）

dandenong

文／孙思贤

一、报告主旨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1999年7月20日，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与中共挟持整个国家的暴力机构和一切社会资源迫害法轮功。随后，中共控制全国数千家媒体捏造“1400例”谎言并于2001年1月23日自编自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栽赃诬蔑法轮功，进行妖魔化仇恨宣传，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确证有三千五百九十九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未包括被中共活摘器官灭迹的人数），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上万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至少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无数善良百姓被强行囚禁在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受到株连的人不计其数，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着。

江泽民集团与中共按照“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迫害法轮功中，一种非常重要但被极力掩盖的迫害手段就是允许大规模谋杀法轮功学员以强行摘取器官和做器官贸易，通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来牟取暴利。

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的骇人罪恶。知情人披露，在中国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

2006年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对于中国大陆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关于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迫掠夺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2009年11月，大卫•麦塔斯与大卫•乔高将他们持续追踪数年的调查报告整理成《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一书。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形容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活摘器官的罪恶，正挑战英语这种语言，因为即使采用“残忍”一词仍是太过于平静的字眼（来形容这一罪恶）。

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Arthur Caplan）在美国费城医学院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学术演讲，指出在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的丧尽天良的罪恶普遍存在，并在中国年复一年地持续着。这“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全人类的耻辱”。

2011年11月8日，著名国际人权家、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教授在台湾大学演讲，答复人权律师提问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时明确表示，“这是可信的（credible）。经过调查论证，特别是数据分析显示，自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明显剧增，而其器官来源却是不明的。”

由于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自2006年8月起，诺瓦克教授和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罕戈尔（AsmaJahangir）曾多次向“反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证。2008年11月21日，联合国更直接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

2012年2月，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

2012年7月，一本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State Organs）出版发行，这是继《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organs）发表后，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中共暴行的又一力作。《国有器官》一书由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所编写的，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行径和野蛮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该书收集了证人报告、官方资料、事件发生的时序，并对中共的器官摘取行 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2012年7月20日，“追查国际”正式发表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报告集》首批电子丛书（http://zhuichaguoji.org/node /22982）。该报告集是系列丛书，共二十二个分册，二百零三篇报告，列举证据四千二百多条，约一百六十多万字。 其中第二分册即详载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2012年9月12日，美国国会召开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活摘器官”（Organ Harvesting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sident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组委员会主席丹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议员表示：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盗取那些因为信仰或政见不同而被监禁之人的器官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H.Smith）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许多证据显示中共军队系统涉嫌从监狱及劳改营的政治犯身上获得器官，而且因坚信“真善忍”原则被监禁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其中的大部份。史密斯议员说，如果中共活摘器官被完全揭露出来，那么这可怖的罪行会挑战人类的极限，挑战人类的语言，甚至连“反人类罪”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罪行罄竹难书。

2012年9月18日，全球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首席代表帕克（Karen Parker）博士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的二十一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八日）上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这一指控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的热门话题，引起各国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关注。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席代表帕克博士在十八日大会上公开声明，要求联合国特别专员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作为紧急要务进行调查。

2012年10月3日，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份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Robert Andrews）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发起的信件指出：在美国国会做证的证人说，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议员们要求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有关发生在中国的滥用移植器官的行径，包括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件。

本报告披露的真相是经历了各界正义人士的艰苦努力而得来的，揭露并传播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是人类历史中非常艰难的一页。伊森•葛特曼在《国有器官》一书中写道：“引起外界关注和支持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的发现只是暂时的，而且我们的操作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了解中共集中营就象研究星光一样艰难。我们看到的一切已经发生，我们的猜测只是来自于微弱的信号”。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已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引起了各界的极大震动与关注。本报告将讲述的是到2012年为止，已经被公布于世的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供各界人士了解整个事件的全貌。

（待续）

dandenong

文／孙思贤

二、中共活摘器官的历史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与器官移植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活摘器官谋利的部份。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和“死后留全尸”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古代刑罚中，能保留全尸的刑罚比不能保留全尸的刑罚就明显是更轻的刑罚。所以，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以保留全尸“入土为安”。

许多地方都认为捐赠死者器官是不孝不义之举。因此，死后愿捐献器官的人和同意捐献亲人器官者微乎其微。此外，中国仍沿用传统死亡标准，脑死亡标准尚未确定在死亡判定上，以至医生无法确定摘取器官的确切时间。

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公开承认：“许多中国人不愿捐献器官，是因为传统观念，此外，缺乏法律系统支持。”在中国大陆，2010年至今启动两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这代表着中国人群体对器官捐赠的态度。

东方自古要求医德，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提到，“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并讲到，杀死一生命以救活另一生命，那么，你和他的生命反而远离生存而早死。明白此理者为“大哲”（大智慧）之人。

现代器官移植的法律和伦理争议

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也包括某些组织）的全部或者部份，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内以代替病损器官（或组织）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中，提供器官的一方被称为供体（或供者），而接受器官的一方则被称为受体（或受者）。在医学上，根据供体器官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器官移植分为四种：一是异种移植，也称跨种移植，就是将一种生物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种生物上，如将猴子的心脏移植到狗的身体内、将狒狒的肾脏移植到人体内等；二是同种自体移植，简称自体移植，即将同一生物个体某一部位的器官移植到该个体的另一部位上，如将人头部的皮肤移植到胸部；三是同种异体移植，即将同一种生物某一个体的器官移植到该种生物中的另外一个个体身上；四是人造机械器官移植，即用人造的机械器官作为供体器官，将其移植到受者身上。当前的器官移植主要是指同种异体移植。

现代器官移植起源于前共产苏联，1936年前苏联医生沃罗诺夫将一个尸体的肾脏移植到一位因汞中毒而肾衰竭、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年轻人体内，但由于对免疫排斥机理一无所知而未采取任何免疫抑制措施，使得病人在术后仅存活了48小时即死去。

1940年代，皮特•梅达尔（Peter Medawar）在其同事弗兰克•伯内特（Sir Frank Burnet）的帮助下，解释了免疫系统发现及排斥外来组织的原理，为移植免疫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科学家们找到了以往器官移植屡屡失败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1954年，美国科学家莫里（Murray）在一对双胞胎之间成功地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有长期存活功能的肾移植手术，开启了人类器官移植的先河。1955年，修穆（Hume）在肾移植手术中使用了类固醇激素，使同种肾移植获得了新的进展。1959年，莫里和法国科学家哈姆伯格（Hamburger）各自采用给予肾脏移植的患者全身大剂量放射线照射以抑制异体排斥反应的方法，使非同卵双胞胎间的肾移植手术也获得成功。1960年代之后，医学界又陆续开展了包括肝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小肠移植、胰腺移植等在内的各种同种器官移植。1978年，新一代免疫抑制剂环孢素问世，使临床同种器官移植的效果迅速提高。1990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存活率、移植数目、开展器官移植的单位数量等都大幅增长，器官移植正日益成为常规手术。

传统医疗行为的伦理基础是救治患者，这丝毫不涉及第三人的生命利益，而器官移植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由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和人造机械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还远远无法适应医疗临床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器官移植都需要通过牺牲或损害一个个体的利益去挽救另外一个个体的生命，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损害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器官移植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各国学者的争议。

器官移植技术在其应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供体器官严重缺乏。由于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相对较少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又极其众多，导致供体器官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器官移植发展的实际需要，很多患者只能在等待合适器官的漫长过程中痛苦地死去。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及医疗实践中承认了活体器官移植的正当性，然而，为了使活体器官移植得以有序开展，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不对活体捐献的程序和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而构成犯罪的器官移植通常都是由于不符合这些条件或程序所导致的。从这些规定来看，关于医生摘取供体器官而致其受损害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将违背供体意旨而进行活体器官移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杰拉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在1970年出版的《英格兰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一书中提出过合法摘取器官的三个条件：（1）供者须给予了自由且知情的同意；（2）手术须为治疗性的目的，且为了患者的利益而进行；（3）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在下列条件下，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反之，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犯罪。

在1914年美国纽约州地方法院审理的Schloendorff v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一案中，Benjamin Nathan Cardozo法官就指出：“所有具有健全精神状态的成年人，都有决定对自己身体作如何处置的权利。医生如不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手术，则构成伤害罪，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英国学者厄莱斯代尔•麦克林认为，双方的同意是器官移植有效而不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如果供体的同意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则该同意就属于无效同意，此时医生就可能因为摘除供体的器官而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该同意是出于供体的最佳利益考虑。

在俄罗斯，器官摘取必须以供体的自愿捐献为前提，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0条为此明确规定：“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制摘取人的器官或组织做移植的，处4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犯罪人明知他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或在物质方面或其他方面处于对犯罪人的从属地位而对其实施上述行为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中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严厉的。该法典第268.96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中的为移植而输出血液、切除组织和器官罪：（a）犯罪人为了移植而从一人或数人的身体上转移血液、组织或器官；而且（b）在转移血液的情形中──该转移：（1）不是为了输血；或（2）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而且（c）在转移皮肤的情形下──该转移：（3）不是为了移植；或（4）在没有此人或数人同意的情况下移植；而且（d）该转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且（e）该转移不是在和一般可予接受的医疗标准相一致的条件下执行，也不是为了此人或该数人或接受者的利益而有计划的实施；而且（f）此人或该数人作为某一国际武装冲突的结果被敌方所掌控、拘禁、扣押或者其它方式的剥夺；而且（g）行为发生在某一国际武装冲突中，或者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有关。”依据《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的规定，对这类犯罪可判处25年监禁。

严惩人体器官商业化犯罪，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基本刑事立场。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专门针对人体器官商业化运作的法律，如英国1989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以及香港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

日本1997年7月16日实施的《器官移植法》明确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操作；香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则规定得更为详尽，该《条例》第4条明文禁止将人体器官作商业交易，并规定：“（1）任何人就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在香港作出以下行为，都属犯罪：（a）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或接受付款；或（b）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或（c）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安排，而该等安排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2）任何人参与管理或参与控制属法社团或不属法社团的团体，而该团体从事的事务包含或包括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的任何安排，该人即属犯罪。（3）在不损害第（1）（b）款的规定下，任何安排发布或安排分发，或知情地发布或知情的分发以下广告，即属犯罪：（a）邀请任何人士为获取付款而提供任何已经或将会于香港或外地自任何去世或在生的人身上切除，并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的广告，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等器官的广告；或（b）显示刊登广告的人愿意提出或商议作出第（1）（c）款所提述安排的广告。……（8）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如属首次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个月，其后各次定罪，均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

在中共建政后的中国，2006年3月前，任何个人、机构、组织直接或间接参与活摘人体器官谋利，活摘人体器官造成供体死亡的行为完全合乎中共的现行体制，当事人不须承担任何民事、刑事责任。

自1960年中国开展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以来，在器官移植的数量上中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是器官移植技术最发达且应用最普遍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共到现在仍没有一部与器官移植有关的法律，从计划的《器官移植法》，后来降到《器官移植条例》，目前出台的只是部门规章、行政管理条例。原因是器官移植问题涉及器官供体、受体、医生行为、器官来源、储运、调配，是医学、法律、伦理、经济和政治的交叉体，牵涉复杂，立法难度大。器官移植立法工作进行多年，业内人士称立法进程几起几落。有观点认为：“器官在中国是高度稀缺资源，立法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其中不仅是大小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也包括部委利益和地方利益。业内人士透露，地方上不成文的规定是本地供体保证本地医院，获取跨地域供体不可避免地需要发生“公关费”。

1984年10月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1.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2.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3.经家属同意利用的。这是大陆迄今为止唯一指导死刑犯遗体处理的法规。

一般认为，中国首部地方性器官捐献移植法是2001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注：但也有学者认为，《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并不是中国首部地方性器官移植法，因为该《条例》并没有将器官移植纳入立法范畴。）。而深圳市于2003年 8月22日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则被中共称为是“中国首部地方性人体器官移植法”。2006年3月，卫生部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该规章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部器官捐献移植规定，在此基础上，2007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中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形同虚设。中国《刑法》并没有设置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门犯罪，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面对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器官移植犯罪，司法者在更多情况下对器官移植犯罪束手无策。

dandenong

与自由社会完全相反的中共器官移植体系

在美国，器官的主要来源是尸体器官，器官进入器官中心全国调配，大量的人等待器官移植，等待时间非常漫长，器官移植优先本国人，属于非谋利性。

而在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活摘器官，被活摘器官的人可以进行全国调配，器官等待被移植的富人，器官移植优先外国人，属于谋利性。

中国大陆《财经》杂志2005年第24期称中国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导，2005年美国的14492例器官供体中，7594例来自脑死亡尸体，6898例来自活体。而中国目前的亲属活体捐献率仅为1.1%，其余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美国卫生部公布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是2-3年，中国几个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3-2006年期间正式公布的平均器官等待时间是1-2周，天壤之别，可以说是开创了器官移植历史上的一个特大意外。

在美国，所有尸体器官捐献工作均由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器官获取组 织）完成。据2004年统计，全美有59个OPO，其中50个为独立组织，不依靠于医院或相关研究机构，其余9个则依托指定医院。所有OPO均由健康和人类服务秘书处（the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指派，并对联邦政府负责，同时也是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PTN）的一员。

在美国，捐赠者死亡后，约42%-69%的家庭同意进行捐赠；但如果捐献者生前曾登记 愿意 捐献器 官，家属的同意率可升至95%-100%。2005年，尸体器官捐献（7593）再次超过活体器官捐献（6902例）。所有活体捐献均以成年人为主，不提倡进行18岁以下儿童的器官捐献。

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如果由各科医生组成的移植小组觉得患者是合适的移植候选人，他们将联系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UNOS器官中心，将患者加入全美等待移植名单中。器官中心的操作人员会记录有关患者的所有信息，包括他的健康状况、血型、组织类型和年龄。该信息将被输入全国数据库。一旦器官出现，将被送到医院，患者在当地医院进行手术。

由于美国对人体器官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专门负责收集和管理美国每一例器官移植数据的机构UNOS手里有一份等候器官移植的名单，截至2010年5月下旬，这份名单上的人名多达107，729人，其中有四分之三需要的是肾脏，每个人至少需要等候8年以上才能得到。美国肾脏学会的诊疗杂志2009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估计，在等候肾脏移植的60岁以上病人中，将有46%等不到做手术的那一天了。

朱丽娅•极伊丽亚斯与经济学家、诺贝尔奖提名人盖瑞•杨贝克尔在2007年的《经济学透视》杂志上的论文中提出一项估算，认为对在世的器官捐赠者，只要补贴标准达到1万5千美元，就能够缓解美国肾脏短缺问题。美国的1984年联邦法规定，出售器官是一项重罪。出售器官可导致高达五年的监禁和五万美元的罚款。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犯人都不准捐赠器官，即使是免费的也不允许，除非是在特殊情形下捐给家庭成员。因为伦理和道德原因，美国不可能很快就形成为利益而买卖器官的合法市场。

中国汉代的贾谊说过：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这种说法体现了儒家的仁者之心。儒家便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说法，为中医的“儒医”们立下了最高标准，并把中医称为“仁术”。儒医认为，帝王相师仙佛名流，治国救人、济世度人，无非充此一腔活人之心。这样说，治病救人就成了医学的最终目标。古人认为，“道”生万物而赋予万物具备了“德”，故道尊而德贵，倡导“以德配天”、“以德治世”等。做医生要讲医德。唐代名医孙思邈把医德规范放在从医的首位，指出学医的动机要纯正，必须具备“人命至重”和“志存救济”的高尚医德。

西医中来自希波克拉底誓词中的伦理观要求避免一切堕落害人之败行，因此，西方器官移植中对于捐赠器官者的同意书和判断脑死亡标准看得非常之重，就是为了避免活摘器官和杀生害命。

中共建政初期，以共产苏联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方法为蓝本，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建立起高等教育的制度与体制。既没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对医生医德的要求，也没有西方传统医学中希波克拉底誓词道德伦理规范，是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约束的畸形体系。

中共建政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并破坏道德，每一个行业，都处在这环环相扣的道德下滑造成的恶性生态链上，中国医疗行业也深受其害。

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大陆的医学教育以西医为主，而5年左右的医学本科教育中，医学伦理学被列为选修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概论等政治课程却占据了大量的课堂时间和学分。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部份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 总课时约为30 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 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医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中共的医疗体系将医生造就成没有道德约束的工具，治病不治人，认钱不认命成为了医疗界的一种风气。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批评医疗界种种乱象时说，“一些医务人员连基本的医疗道德底线都没了。”

中国的器官移植体制来源于前苏联共产体制，中共建政后继承了苏共体制下的器官移植这一发明，中共的器官移植业随其建政开始发展，移植医生通过为中共高层保健服务而得到特权和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机器的机会，中共则利用这些医生进行器官移植的培训和推广，形成共产党体系内特有的器官移植系统。活摘死刑犯器官起初就是用于需要器官移植的中国高干和医学实验，这不仅是地方政府行为，而来源于中共中央政府的政策。

利用军队系统搞器官移植，特别是使用活体器官来提高移植质量成为了中共器官移植的特色。1977年10月，301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李炎唐进行肾移植，活体取肾，取肾车由警车开道，一路开绿灯，通过通讯兵部队架一条线，从取肾地点直接通到手术室，当肾取下可用时，立即通知手术，病人开始准备并开刀等待，两不耽误。负责通讯兵部队架线的就是手握兵权的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吴阶平是泌尿外科医生，在6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肾脏移植手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取消领导干部配保健医生的制度，成立了一个保健小组，吴阶平任组长，全面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健康。

中共在2001年挑选肝移植专家黄洁夫作卫生部副部长，随后，黄洁夫2005年7月升任中央保健局局长，是负责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中央保健会诊专家的总管，负责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老年人的保健以心血管、慢性病为主，是内科医生的专长，泌尿外科医生和肝移植外科医生成为中共高级领导的保健总管，本身就是违背医疗常识的。

2005年9月23日，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往新疆，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是代表团成员，并于9月28日为一名46岁的肝癌患者进行手术，手术中需要备用肝脏作移植准备，24个小时内就取来了两个匹配的肝脏，在医学界上创了世界记录。

2006年4月，北京三零一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在电话中证实，她自己就主刀过肝移植手术。该医生补充说，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任何泄露器官来源的人“会被取消做这类手术的资格”。

设在沈阳的中共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在其2003年使用的网页以及后来2005年更新后又在沈阳苏家屯惨案被揭露后迅速删除的中文网页如此写道：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官立医院仅肾移植手术已经完成3万5千余例，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肾移植手术例数多达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

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了一个供体丰富，吸引国际病患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作器官移植旅游的世界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在200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自豪地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

当然，器官是很昂贵的，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据《凤凰周刊》2006年报道，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

高额的收费（背后是廉价的供体来源），使得器官移植成为暴利行业。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其介绍中称“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2003年毛收入1607万元，2004年1-6月份为1357万元，今年（2005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更是大发器官财。据《南方周末》报道，“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道，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1亿元的收入。2006年9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这栋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总病床年周转率可达上万次，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肾移植手术，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

昂贵的费用使得病患的主要来源是有钱人阶层，局限于一个特定群体：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时的器官移植旅游热）；大陆有钱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一定级别官员；少数倾家荡产的普通 病人。

据《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报道，国内的病人大多是有自己的产业，做生意的，也有部份有职务的。报道还称，短短几年间，更有数万海外病人赴华移植器官，掀起了“器官移植旅游”。该文章描述了器官移植旅游的盛况：“除了韩国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注：又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在该医院4楼，经常可以看到围着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在此交流看病心得。”（2007年7月，中国卫生部要求各医院停止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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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准备期：1984-1999

医学界资深人士介绍，1980年代，受器官移植技术和民众经济能力的制约，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有限。在对死刑犯摘取器官数量少，且主要供应医疗卫生单位科研和教学使用的历史背景下，该暂行规定具有较强的约束性。

当抑制免疫系统从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体对新器官排斥的药物环孢素（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国后，极大地提高了移植的成功率。到了1990年代，大陆器官移植进入快车道。1989年以来，每年实施肾移植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累计完成13594例次。当技术不再是器官移植障碍，大陆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很快初具雏形，且呈现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报告中揭露，在中国盗窃死刑犯器官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还没有断气，相当于是变相活摘。在中国大陆，移植技术和免疫抑制剂在90年代末已经成熟，中国缺乏器官共享体系，一般是当地医院和当地的死刑犯进行匹配，在1999年前，来自死刑犯的器官，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也是主要的器官移植来源。每年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上下。但死刑犯器官受由组织配型要求、冷缺血时间限制、是“过期作废的一次性资源”、并受时空地区限制，不是能满足器官移植这个暴利行业的最好资源。

即便如此，中共利用死刑犯器官谋利的移植产业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已经初具规模：纽约时报曾报道，愈来愈多摘自中国大陆死刑犯的肾脏、肝脏、角膜以及其他身体部位的器官，被卖给美国籍的患者，而接受移植者再回到美国，享受保险给付的护理治疗。尽管大多数摘自死刑犯的器官都移植给大陆民众，却有愈来愈多的东南亚、日本与美国的患者，也成了受惠的对象。这些外国患者如果在本国排队等候移植，可能要等上数年的时间，或者只有等死。中国医院非常欢迎外国患者，因为这些患者支付较当地患者高十倍的手术费用，而这些外国患者若是在本国接受器官移植，费用可能更高。

英国电视台报道，数以百计的马国肾病患者，为了换肾，而以7500英磅的代价，远赴中国购买被处决的死囚的肾脏。吉隆坡国家肾脏基金的迪鲁文迪兰医生在接受同样的节目采访时说，几乎每一天都有肾病患者询问关于到中国换肾的事项。医院的记录显示，大约60至70名病人在中国换肾后，回到马来西亚时，还需接受护疗。

魏京生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国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当他身为死囚犯时，一个卫兵告诉他，“几乎没有例外。先给犯人打麻醉，就象杀猪一样……我们用布把他们包起来，再把他们带到行刑的地方。无人在乎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而且，魏京生还说，他通过一位二十岁的同狱死囚犯人的合作，证实官方违背犯人的意愿摘取器官。那位姓张的年轻犯人与魏约定，假如他看到配有摘取器官装备的医疗组在等着他被执行死刑时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生。”假如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张就象其他被处死的犯人那样喊叫。

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默，张传来了信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满足感，知道这个证据已证实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实。但这种感觉马上就被另一种感觉代替了。”魏先生对国会的委员会说，“我第二个感觉是心头非常沉重，明白这位年轻人用了他的生命记录了一件难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没有机会把这罪行告诉别人，假如我没有机会争取制止这种罪行的继续，那么，我必须向这个年轻人道歉。一直以来，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责任感。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恶行。”

军医王国齐2001年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中共有组织摘取死囚器官贩卖活摘器官。王国齐参军后转入武警天津市总队医院，并考入武警卫生学校学习。自1989年11月起，武警医院派其到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学习，也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的解放军三零四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外大街一零六号。在解放军三零四医院，多次参与摘取组织器官，学成之后回武警医院继续工作。从1988 年到 2000 年之间， 他曾被医院指派，上百次在刑场和火葬场摘取死囚的皮肤和眼角膜。

1995年10月的一次，在河北省唐山地区滦南县的一次取肾及取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终身难忘的记忆。当取完肾脏后，囚犯还有呼吸及脉搏、心跳，车下的临时指挥问县法院的人，是否需要再补一枪。那人说，两侧肾脏都取出来了，绝对活不了，不要浪费子弹了。

王国齐亲身经历了医院为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千方百计地倒卖囚犯的人体器官，不为下属及具体工作人员着想，不给他们正当的心理保障的工作态度。其科室刘凌风主任与天津眼科医院及北京解放军304医院联合，要求每次取皮一定要取回眼角膜。然后再将眼角膜转手给天津眼科医院或304医院，从中牟取利润。院方做这些事情，不完全是为了病人，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为了巨额的经济效益，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政治目的。医院有了钱，他们的成绩就大，就可以升官了。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关于王国齐向美国国会提出的证词，2001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中国严格禁止买卖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道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他说：“一些境外媒体蓄意编造中国从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海内外舆论，是别有用心的。”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道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2007年，移植学会医疗事务主管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Francis L. Delmonico医生访华时， 负责接待的不止有卫生部长陈竺和副部长黄洁夫，军方人物就占了一半（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三零一医院）的政委文德功）。

一直到今天，中国移植界一直不被国际移植界接纳，是因为器官来源不透明。据Delmonico医生的说法，中方官员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让他们的移植人员被国际移植界所接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三零一医院）是全军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承担着全军各大军区、军兵种的疑难病诊治工作，为国家及军委领导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该院规定，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移植数量要保密，如果谁泄露出去，就取消做手术资格。该院医生向患者保证换肝的等待时间在一周以内。

2009年8月底，中共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向全世界用英文发布消息，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摘取死刑犯器官，并承认中国大陆所有器官移植中，超过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而中共官员历来的公开讲话中，一贯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但没有在中文媒体上有任何表示。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国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 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解释说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是死刑犯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死刑犯的人数一定比认为的要高得多。”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2009年度报告中指出，“未经允许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可能存在虐杀的关注。”

2012年3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A pilot programme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China）。文章中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中共从信誓旦旦地反对盗用死刑犯器官，到高调地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这种转变是在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承认一件世界谴责的事实并非没有代价，但对于中共而言，这种举措显然利大于弊—有助于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经过几十年准备的器官移植系统转而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成为迫害法轮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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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思贤

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流程

活摘器官成为“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更将迫害推向了歇斯底里化。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里，不愿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令人发指的精神摧残和酷刑折磨、受到残忍下流的性侵犯、被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残害。虽然中共至今还没有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判处死刑，可据明慧网通过民间渠道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三千二百六十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得以证实。活体摘取器官就是对江泽民之“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从这个政策延伸出来的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这成为了一些警察对付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口头禅。所以不管多少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折磨致死（到2009年，明慧网收集到的有名有姓的就有3300多例，实际数字会高得多），中共从来不惩罚肇事的警察，反而树立成反法轮功标兵，升官加爵。

活摘器官从江泽民和中共中央下达的密令、文件送达各大军区开始，军队成为中国活体割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管理系统的核心和总负责机构。军队、卫生部、六一零、警察、看守所、监狱系统配合，将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抽血、注册、电脑管理，作为统一的活人器官库，统一关押、分配、调度、运输、活摘、焚尸灭 迹。

2006年，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披露：中共中央央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须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

阶级敌人，是中共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常用政治术语，指阶级斗争中处于敌对关系、敌对状态的人和政治－社会集团。被称为阶级敌人的人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人被规定为专政对象，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靶子。他们是所有基层单位、街道治保工作的重点控制对象，没有自由活动、通信、交往的权利，必须经常向管理者汇报其行动和去向。对他们可以不经批准就采取隔离、搜查等措施。他们是制度化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公敌。只要不属于人民范畴就没有公民地位，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法律权利──甚至连属于法律底线的人身、尊严、住宅、通信权利都不受保护，更谈不上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了。所有这些，随时可以以革命（阶级斗争）的名义实施剥夺。

阶级敌人被中共舆论工具指为仇恨人民、心狠手辣、危险异常的恶魔。对他们不适用人道主义的原则，不管怎样严厉残酷都没有错。无论人们对阶级敌人有无直接经验，都被调动起仇恨。在对危险的恐惧中，人们只能寻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庇护，并转移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人类怯懦、侥幸的心理缺陷因此得到了安慰、满足（“至少现在我还是安全的”）：他们一边用攻击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者来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保障自己的安全，一边更加无条件认同现存体制，到了不惜践踏理性（比如人道底线）的地步。

这种用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让具体的个人（生命个体）承担抽象的阶级的罪恶，使所有攻击者因此获得了最正当的理由，弃绝了罪恶感（没有个人责任）而无所不用其极。

中共早已经把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也就是最严厉打击的对象，也就是重刑犯。所谓的沈阳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目前的法轮功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2006年时，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

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老军医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他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7000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专门的扶手上象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

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体系中的成员眼中，这些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已经不被作为人类看待，而是如牲畜一样的动物，做一例，两例或者还心有余悸，但是一旦经过几千几万例的过程后，一切都被改变，活体移植、活人焚烧都变得麻木。

活摘器官作为政绩受江系集团鼓励

江泽民曾一度独揽大权，曾同时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持续13年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军队是迫害的重要一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向当局和平请愿。史称“4﹒25”。当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万年接到党魁兼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指示，要求全军特别是北京地区军队和武警部队反对法轮功的工作进行紧急动员部署。按照张万年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立即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军迅速行动起来，查清军人及其家属子女、离退休老干部参加法轮功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情况，并在全军范围内进行无神论洗脑式宣传。其间，张万年多次给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打电话或当面指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彻底清除军队内部的“法轮功”。

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宣布镇压法轮功的几天后，总政治部即下发文件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在反法轮功的斗争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引导官兵认清“同法轮功的斗争，是捍卫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捍卫共产党的领导”。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作为军队系统的理论研究机构，其撰写的反法轮功文章获得中宣部奖，该文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外，总政治部还通过编写材料、录制大批音像，召开各种反法轮功会议，人人过关等形式进行迫害。开除法轮功学员军籍或强迫复员转业；本人及亲属修炼法轮功的不准入伍、不准读军校。这项规定从2001年正式实施到2011年还在强调执行。对坚持信仰的高级军官则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六年五月份，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就是针对法轮功。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又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1999年4月25日之后，妒忌心极重而又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决心置法轮功于死地而后快，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七人中除江一人外，其它六人都反对镇压。于是江找到了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的廖锡龙，要廖助它一臂之力镇压法轮功。廖口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北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廖当然知道，江泽民找到了自己办事，这绝对是一个往上爬的好机会，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于是廖锡龙就伙同成都军区情报处秘密编造假情报，给中共中央报告说，成都军区情报处从法轮功的邮箱里获取了法轮功搞政治、要推翻共产党的邮件。江泽民拿着这个报告如获至宝，便要挟政治局常委其他人员，逼着全体政治局常委表态同意镇压法轮功。

廖锡龙不仅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暴力机器的驱动器，而且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99年7月20日之后，廖锡龙命令成都军区各大部及有关单位，“严密掌握敌情”，每天24小时严密监控法轮功学员，并大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逼迫退役，有的被开除，强迫学员转化。廖锡龙由于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不遗余力，很受江的赏识，便在2002年被江提升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2003年再次成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提升廖锡龙为总后勤部部长，目的是利用廖锡龙的才干和揣摩上级意图并服从，加上对法轮功的仇视，让其主管活摘器官的运作，把活摘器官产业化、军事化，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总后勤部在中共军队中管钱管物，是军队中最直接接触利益的部门。军队医院直接归总后勤部管辖，军队的医疗改革自然也是他们谋利的重要阵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军队医院开始对社会实行有偿服务，在对外有偿服务方面，军队医院客观上追求的不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早在一九八九年，军队医院就开始不愿意接收军人住院，医院为了利益必须算出需收多少地方病人（非军人病员），才能赚够医院要求的数额，之后才考虑接收军队病员的人数。军队医院早已将“为兵服务”这一宗旨改为“为官服务”、“为人民币服务”。

解放军452医院位于四川，2000年，医院设备陈旧、医生缺编、外债近千万，被称为乡镇医院，2002年，院长张聪与一名地方企业家签订协议，由私人投资800万元，与医院共同经营肾移植科。共同经营期间，企业家每年给医院交120万元，并无偿为部队服务。结果452医院完成331例肾移植手术，肾移植例数居四川全省之最。2007年，医院在创收近700万元后，以400万元价格收回企业家投资的全部设施设备和经营权，452医院的这一做法，在全军卫勤系统引发关注，军内一些医院纷纷效仿。

军队医院看到移植潜在的巨大利益，于是大肆推广移植，靠着地方医院不具备的大量供体来源，取得了地方不具备的移植优势。如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联系北京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李宏辉，他表示，由于四川成都的供体来源多所以被调派到当地部队医院支援。在空军成都医院具有二十二年资历的许主任（亚宏）说，他本人主刀的就有五百多例肾移植，这两三年平均每年一百多例。他直接在电话上告诉记者，该医院使用法轮功学员的肾脏。

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就算了一笔帐，肝癌患者如果做肝切除的话，三甲的省立医院，一个肝癌平均下来在2-3万人民币。而肝移植就是10倍的价钱。肝移植差不多在20万。排异药物对每一个移植病人来说，需要终身服用，一年五万到十万之间。移植手术不只是意味着巨大的手术利润，患者终身需要服用的排异药物（免疫抑制剂）给医院带来绵绵不断的巨大收入，如同一笔活的定期存款，每年都送利息。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认为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 4000例肝移植，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就有2万例。而1999年全国仅有4000多例肾移植，肝移植数字近乎于0.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开价是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而按照业内器官价格占总费用的50%和石炳毅提出的缩水数字估算，仅2005年来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给军队带来的纯利为近5.6亿美元，近45亿人民币。而实际的活摘器官数字，即在中国军事设施和军队医院所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这其中还没有计算从药品、手术费、护理费、住院费和其它来源的营利。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其中一人就是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

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任总后勤部政委的孙大发，1999年1月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2001年被江泽民提升为中将，2003年8月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2005年1月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纪委书记，2005年7月任总后勤部政委，官运又连升两级。孙大发刚上任，便面对苏家屯集中营曝光事件，他因在沈阳军区主管活摘器官，被推到了中共掩盖真相的前台，他向全国各地方相关军事机构转发了在北京秘密结束的一个会议精神，要求“针对特别军事监管管理区（即集中营）问题的资讯大量外泄”问题，“进一步封闭法轮功的资讯管道，强化保密体系，并重申对泄密行为的严厉处罚。”

中共军队系统医院开展了超常量的器官移植（很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短短几年即可达数千例），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医院、七大军区总医院和所有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无一例外的参与了器官移植。许多不符合移植手术条件的军队序号医院和武警医院都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异常短暂的等候时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意味着军队医院系统随时有大批的备用供体。而多所武警医院供体来源充足，其本系统负责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的武警及其医院涉嫌用法轮功学员作活体器官供体库，为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提供“来源充足”的供体。鉴于军队系统自成系统的特殊性，一条龙的黑箱操作掩盖着军队医院系统全面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本报告涉及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在非军事系统里，迫害法轮功关系到官员的政治生命。为了推行其迫害政策，同时解决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具体问题，1999年8月10日至15日，江泽民藉开会之机来到了辽宁。此前江泽民是很少“巡视”到东北的。中共媒体报导称是要在沈阳召开“东北和华北地区八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但据薄熙来最信任的司机王某某披露，江泽民非常明确地对薄熙来表示：“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当谷开来听说这事时，马上给薄熙来出主意，大连只有在镇压法轮功方面“脱颖而出”，薄熙来才能“鹤立鸡群”，获得晋升的机会。

于是，薄熙来马上加大力度镇压大连的法轮功学员，与此同时，在江泽民的批示拨款下，薄熙来扩建了很多监狱，全国各地无处遣送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运到了大连，包括后来薄熙来就任省长的中国辽宁省。

大连很快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据明慧网报导，1999年秋，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薄熙来下令在火车、汽车站入口处的地上，贴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大幅照片，上车、下车的人都必须踩在照片的头上才能通过，凡是不愿踩的，就被当成是法轮功学员，就地直接抓捕到派出所。薄熙来利用这个办法抓捕了很多人。薄熙来下令辽宁所有劳教所、监狱，“集中全部力量转化法轮功”。

就在法轮功学员的血泪基础上，一直官运不顺的薄熙来开始青云直上。1999年江巡视后不久，薄被提拔进了辽宁省省委，2000至2001年期间薄当上了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2年成为省长。薄熙来一当上辽宁省代省长，就下令新建扩建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龙山教养院、沈新劳教所等，让辽宁省成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谷开来、薄熙来就是中共活摘器官最初的主谋之一。薄熙来选择突破人类道德底线，在地方率先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被法轮功海外起诉而且被判有罪之后，江泽民把薄熙来看成了江派在18大后政变后的权力接班人。

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尸体获利巨大，再加上残害法轮功学员被薄、谷夫妇在大连及辽宁省定为“废物利用”，同时有江泽民亲自承诺“打死法轮功学员算白死”不追究的免责保护，活摘器官及贩卖尸体成为大连最赚钱行业。

当年从大连和沈阳市及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层，特别是辽宁省（主要是大连和沈阳市）卫生厅、军警、公安和医疗系统及黑道中介等共同参与其中。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都参与了这项罪恶，他们当年跟大连医学院紧密合作，大连、沈阳和辽宁卫生局系统、武警部队的不少官员、医疗专家、高干子弟都涉入其中。

在2003年前后，大连医学院一位院方高层的女儿从海外留学回来后，一直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因此患上忧郁症跳楼自杀，薄谷开来也在这个时期患上严重忧郁症，这些事情当时在辽宁高层引起震动。

在中国大连非军事系统中发生活摘及盗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及贩卖被残害法轮功学员尸体的罪恶后，由于利益巨大及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对此罪恶的保护，以及中国及海外器官移植市场上器官的极度缺乏，中国社会每年有150万个器官需求，但每年只能有1万个器官提供给移植手术（包括部份非法获取的器官），这样一来，非法盗卖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尸体的罪恶迅速在中国其它省市和地县蔓延开来。

之后，在中国各省市劳教所、看守所和临时关押设施及监狱中，普遍发生了由中国政府政法系统、政府医院（包括军方及武警部队医院）和黑社会器官中介联手合作，活摘及盗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骇人听闻的罪恶，中国从2000年到2005年间，大量器官移植手术如蘑菇云一样出现，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器官大国，仅次美国，排名第二。

2012年5月，追查国际调查人员以前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中共政治局常委、主导舆论宣传、属于江派的李长春通话。李长春在电话中确认，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找周永康，他在管”。这再次证实活摘器官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官方行为，而不只是薄熙来等少数人的罪行。

为延续江派在18大的权力，江泽民秘定薄熙来接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职位，因薄熙来在镇压法轮功方面血债累累，被法轮功在多个国家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起诉，正因此，薄熙来才有“资本”被选为18大江派的“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系统）”的权力继承人。

江泽民、曾庆红和周永康秘密拟定的政变计划，是让薄熙来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再通过二年时间实现完成政变──废黜习近平，让薄熙来作为政变之后的中共最高权力继承人。就在江派政变密谋实施一半的情况下，王立军的出逃，牵扯出薄熙来、谷开来的罪行，令活摘器官这个反人类罪行再次曝光在国际社会。

dandenong

开动国家宣传机器： 自焚谎言为活摘器官铺平道路

从迫害一开始，中共就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来抹黑法轮功。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最邪恶的一个骗局，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而活摘器官正是在这种仇恨驱使下，在金钱的诱惑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肉体灭绝的具体行为之一。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一女子当场死亡。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场世纪大骗局。中共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显示，在灭火现场有一便衣用力抡起来一个硬物，朝刘春玲的后脑猛击过去，现场死亡的刘春玲事实上不是烧死，而是被便衣击打致死的。所谓的组织者王进东，浑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就是这样破绽百出的拙劣闹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数千家报纸、数百家电视台、电台和无数的互联网站，以及其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把自焚谎言铺天盖地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本来镇压法轮功搞了一年多，在全国各地进行得并不顺利，消极对待和反感情绪蔓延。自焚骗局发生之后，就如同给镇压运动注了一剂强心针。因为信息封锁，国内老百姓看不到真相，中共利用自焚骗局在中国人中煽动起了巨大的仇恨，于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急转直下，遭到的迫害步步升级。

从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一系列录像进行分析，就会暴露出很多疑点：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录影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在汽油焚烧如此迅速的“突发”状况下，几分钟内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完全违反医学常识。五、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的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的摇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委托，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是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过法轮功。

此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促进与维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指出：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英文录像片《False Fire： China's Tragic New Standard in State Deception》（伪火）获得了二零零三年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片主要根据中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录像节目的慢镜头分析制作，揭露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2001年2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火力发电厂技术员任鹏武（男，33岁）因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材料被捕，关押于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即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在未经家属的同意下，将任鹏武的器官摘除，然后强行火化。

2002年3月5日吉林省长春电视插播的录像片就是放光明电视台制作的长达25分钟的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中共从来没有告诉百姓这次插播的片名和真实内容。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传播，中共与江泽民集团曾经下令对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导致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

2001年底政府官员内部秘密传达通知，针对法轮功学员频频讲清真相活动，计划2002年初“将更进一步加大力度打压法轮功”。2002年2月9日零时，江集团开始再一次行动，对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迫害，为期2到3个月。此项迫害指令由中国公安部下发至各市公安局并转到县一级，题目是《关于切实加强打击和防范非法活动工作的紧急通知》。插播发生后，江泽民下达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的命令，在东北三省各地立即掀起抓人潮，有数千法轮功学员被捕，多人被秘密杀害。经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证实及报导的各地镇压指令还有：“610”头目罗干4月亲自下令黑龙江省要在4、5、6三个月抓捕6000名法轮功学员；长春四月份成立“法轮功专项斗争委员会”，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升级为“坚决、彻底”的“进攻性专项斗争”；辽宁省公安系统四月开会部署进一步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措施，指示警察可不用任何理由及手续，肆意抓捕学员。

2002年中国新年前夕，中央“610办公室”的头目刘京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会议。会议中刘京暴跳如雷地批评了吉林省工作不力，并下达了“彻底铲除”的死命令，“可以开枪打死”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2002年5月初，还证实了一项由海外媒体透露的中共秘密文件，该文件指示，“一旦发现法轮功学员，先行抓捕，再补办手续”，并明确此项授权直至2007年底。

2002年，直接目睹活摘器官的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 4月9日，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在辽宁省沈阳军区总医院手术室现场目击两名军医活体摘取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

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

然而，这些真相被掩盖了，而在中国大陆有许多人因为轻信了中共与江泽民集团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而仇恨法轮功学员。昔日的德国纳粹法西斯为了有计划地丑化犹太人，曾经故意扭曲与呈现对犹太人不利的资讯，在“谎言讲一千遍就变成真话”的助燃下，让许多原本善良却因被洗脑而产生错误认知的德国人，也加入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列。中共为了煽动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和方法。

在这场迫害中，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了。中共搞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已经使得很多人难以接受有神的信仰，认为是封建迷信，信的都是傻子；而中共的那些铺天盖地的“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谣诽谤，更是在社会上煽动起了对法轮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后来把法轮功反迫害的正当权利贴上“扰乱秩序”、“反华势力”、“反动组织”等各种政治帽子，使得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的名誉受到极大的破坏。

在遭受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不可以请律师；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包括打残打死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轮功学员不能上访，他们被随意开除公职，开除学校。不但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要把法轮功批倒批臭，就连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里，都明目张胆的有妖魔化和诽谤法轮功学员的专门章节。在劳教所和监狱里，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优越，甚至让死囚犯来看管和殴打法轮功学员。

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诬蔑和诽谤，在老百姓中煽动起莫名的仇恨，这为后来几年全中国各地的医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使参与得医生丧失了杀人的“道德负罪感”。在自焚出现后，认为法轮功学员会“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器官摘下来能够帮助别人又可以赚钱的观点有广泛的市场，医生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上没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谴责或负罪感。

大陆器官移植医生的普遍心态都是不愿意去了解供体的真正身份和案情。只要手术做得越多，挣钱就越多，名声就越大，发表论文也越多，升主任当官就越快，不愿去多想器官来源，反正认定是死刑犯就心安理得了。在这个一条龙作业的链条环节上，各个角色都希望能用“死刑犯”来解脱自己的责任。

1）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军警，在中共的封闭式洗脑下，把法轮功学员当作精神病患者，或者死刑犯对待。

2）去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的“死”人，他也就认为那是死刑犯。即使发现供体还没死，也豁出去了。因为中共枪毙死刑犯时，为了取器官，也常常故意不把死囚打死，已经习惯于这种做法了。

3）给病人移植器官的医生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如果他并不是直接取器官的人，他就更认为那是死刑犯的器官。

加拿大的乔高和麦塔斯在《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中提及的海外调查员与中国大陆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夫们并不太忌讳提到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杀死一个法轮功学员并不是犯罪，而是从本来“一钱不值”的“阶级敌人”身上“变废为宝”。

正是中共的谎言使得医生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上没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谴责或负罪感和伴随着器官移植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使得活摘器官从零星个案发展到全中国进行大规模专业化、产业化、军事化活摘器官的国家行为。

中共如何具体活摘器官

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老军医提供的中共通过军事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器官摘取的部份内部资料是这样描述的：

一、器官移植的强制办法

在整体上所有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一类是非自愿，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都是自愿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的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须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

二、活体取得

任何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人员，很多将被从监狱、劳教所、看守所、集中营等带离。此时他们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而与此代号相对应的是一个伪造的自愿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而该人员将会被告之将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是局部麻醉，接下来就是活体移植。由于必要原因，进行相关交接的军事监管人员的部份省略。

军队系统集中营为大规模活摘准备条件

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大陆检察院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当然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送到了遍布全国的军事设施和集中营，被筛选后成为统一的活体器官供体库。

世界上最为人们了解的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纳粹的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其中一项建设来有组织地集体屠杀人的地方，也是就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二次大战时，集中营建立来作为后阶段的歼灭行动。在营内被杀的死者一般会被集体火化。

在今天，对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已经被全世界所了解，而在当时的世界，在建立集中营的早期，曾有极少数犹太人逃离集中营向西方媒体投诉，但当时的西方主流媒体大多数是对希特勒抱着“求西方和平，保资本利益”的心态，几乎没有媒体去关心希特勒法西斯集中营的残酷反人类罪，任由希特勒迫害和虐待犹太人及异议人士。

直到1945年，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美军清点了集中营中的囚徒尸体，纳粹集中营的罪恶才首次在西方媒体曝光。美军部队被达豪集中营里面的罪行所震撼，但当地小镇上的德国居民拒绝相信有这样灭绝人性的地方存在，直到他们在盟军命令下前往集中营观看被草草掩埋的尸体才醒悟。

2006年，来自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军医系统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的一些佐证也指出了同类情况。

据这名来自军队系统的证人说，所谓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但是目前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

沈阳军区一名退伍老兵，看了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法西斯暴行，把自己当年参与军事设施建设的秘密曝光于众：毛泽东曾发出“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军队当然成了落实这些指示的急先锋。从1966年4月开始，野战军几乎倾巢而出，进入深山打洞。68年底完工。当时一位副军长给我们这些士兵讲话谈到：“里面计划配备最先进的军事装备，配套的医疗设施，及可供10年的军需生活用品，最小的山洞可容纳一个团。……”

中国国土七分是山，在群山环抱的山脉里，有许多军事用途的山洞，许多重要军事设施、国防仓库转入地下深处。这些山里的军事设施大多都是绝密的，都能够装进许多的人，小的都可以装一个团的人（千人以上）。

除了军事禁区之外，在毛的“深挖洞”时期，在许多城市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这些早期人防工事，后来和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在全国已构筑大量各类防空工程。

中共利用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搞集中营，与纳粹德国的手法和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利用远离城市的军事设施，选择落后地区和地下设施以保证无人知情；用军队系统搞器官移植和情报封锁。用火车做大批转移。

大量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关押，公安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判劳教或者集中到中共军事设施地下工程，产生很大的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群体，形成潜在的巨大供体库。没有“法院”，医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没有传统的在刑场摘取器官的种种不方便，客观上导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没有后顾之忧：在走法院的形式时，就得曝光，会有来自外界和家属的制约。没有法院，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人从此不见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集中关押的人可以统一验血配型，送入统一数据库全国范围内管理调配，可以保证在几周内快速找到供体，作为供体来源来说，供体数量和配型几率就大大增加。

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供体库

自迫害以来，中央到各级的“六一零”办公室所掌握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的档案库，其中也就派生了一个副产品，被关押并抽血，已完成血型和白血球抗原配对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供体库。军事监管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有关信息被作为军事机密。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卫生部在军队的参与下，在中国设有几个大型的活体器官库，并将诸如湘雅三院之类在国内器官移植业居重要地位的医院或机构设为全国器官调配中心，负责调配协调各地器官库，形成全国性的人体器官调配网络。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随着迫害法轮功的开始和逐步升级，法轮功学员成为活体器官的主要来源，在移植界，决定结果的好坏有几个要素，1.组织配型，越接近完全匹 配效果越好。2.断血时间短，就是从器官离开供体到移植到受体上的相隔时间越短越好。3.器官来源于死者还是活人，来自死者的器官永远没有来自活体的器官效果好。4.供者健康状况，年轻人的器官比老年人好，身体健康者比病人的器官效果好。

在中国的看守所和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被普遍的抽血，而且数量很大，因为正常的抽血体检，血常规、化学指标加上肝功只需要两管血，6－10毫升。而移植需要的就多了，组织配型、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艾滋病、血常规、肝功能、凝血、配血、妊娠试验等等项目一般需要八管血，40－50毫升。黑龙江省哈尔滨劳教局、四川女子监狱、四川乐山五马坪监狱、吉林省长春铁北监狱、吉林省辽源市白泉劳教所、山东省第二劳教所、广东省广州天河看守所、广东省三水劳教所等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抽血已经在世界媒体上曝光。

大批被非法无限期秘密拘留的失去了一切权益保障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当局大规模盗卖器官的一个源泉。中共各地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拘禁场所，对普通犯人而言，验血并不普遍，而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抽血是很普遍的。普遍对被押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可疑验血和内脏检查，恰是器官匹配、建立人体器官库的必需步骤：

2000年7月广州大抓捕，天河看守所的狱医给每个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触摸肝、听心肺、查肾和眼睛。2000，2001，2002年，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带到劳教所医院抽血采样。后来，劳教所还不定期的带坚定自己信仰的学员去抽血。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光照像，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甘娜说：“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劳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给我们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2001年9月，吉林辽源市白泉劳教所接到上级指令，对非法关押的一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做了包括血液、脑电、心电、肝功、肺部透视等全面体检。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本地及从四平市和吉林市转来的，均为男性。2001年12月，他们被全部转移。

2001年，山东省第二劳教所（王村劳教所）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近千人，后来由于人数增加太快，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济南、青岛、潍坊等地。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送到劳教所医院（八三厂医院）检查。医生用B超仔细检查肝、肾等器官，还抽很多血化验。警察常说：不转化，政府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2004年8月，长春铁北监狱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都被抽血“检查”。2005年3月，狱中所有不放弃修炼的学员被转监，其中十二人被转到公主岭监狱，一进监狱都被抽了血，而那里的所有刑事犯都没被抽过血。

2005年初，哈尔滨劳教局头目带医务人员到长林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专项抽血检查。由于学员坚决抵制，当天抽血搁浅下来。几天后，“管教人员”挨个找学员谈话，用加期、电棍逼着抽血，对坚决不配合的学员，狱警一齐上来把人按在地上强行抽血……。

这种抽血和体检的确是一个令当事的法轮功学员本身都很困惑的现象。一方面，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待遇，强制放弃信仰，逼签“三书”甚至“五书”（保证书，悔过书等）。因为所谓的“转化率”直接同政绩挂钩，所以，酷刑就是家常便饭，有的学员就被折磨致死。可是，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又有一个普遍的系统性的验血和检查器官的举措。很多法轮功学员提到，对他们验血不是对所有犯人都做的例行措施，常常是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做的。给他们抽血和体检时，并没有同时对其他犯人做。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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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打电话给全中国各地八十多个医院的移植专科医生，十家医院的医生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五家称可以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十四家医院承认器官提供者是囚犯；十家医院称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不能在电话中透露。

2006年，调查员打到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科的电话中，解释了劳教所抽血的真正目的。

调查员：等供体的话要等多久？
王医生：……，争取五月前这样吧！
调查员：是活体肾吗？
王医生：也有活体肝。
调查员：也有活体肝？
王医生：有呀有呀！
……
调查员：来源说是从人身上摘下来的是吧？
王医生：对！对！
调查员：有一些劳教所里关了一些法轮功的，然后就是活体摘取器官的……
王医生：是，是呀！咱们关心的是质量，不是关心它的来源，你说呢？现在国内都做了几千例的肝移植，每个人都差不多，那你说不可能现在传出点风声，然后大家就不做了。

法轮功学员经配型后，数据存放入数据库，从有患者要求器官移植入院开始，通过军队或地方医院专人或器官中介向该数据库提出查询，查询结果由器官调配中心统一管理，发现配型合适的法轮功学员，则就近通过军队系统或当地监狱、劳教所用专人专车送往医院，进行活摘器官。如因交通、保密性或其它原因无法送往医院同时 进行活摘手术，则按计划时间取肝、肾，最大程度缩短冷缺血时间，之后运送到当地医院进行移植手术。

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个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体。就是说，器官不是标准化的灯泡和插座，一个活人的器官摘下来就可以给另一个人安上，而是要有几十甚至几百个器官才能选出一个可以用的去搞移植。因为器官供体必须与接受者相匹配，这样，接受者的抗体才不会排斥供体的器官，不然肾脏安上去会造成免疫反应，肾脏无法在受者身体内存活，肾脏会死掉，需要再次换肾。然而，寻找合适的供体并非易事。为了减少免疫排斥反应，首先血 型（ABO血型）必须相同；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10%或阴性（细胞毒性试验是指受者的血清与供者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淋巴细胞转化率（淋巴细胞混合培养）要低于20%─30%（需要5～6日才有结果，实用价值有限）；HLA组织配型（国际标准是直接测定供者与受者HLA-A、 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个位点）是影响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点具有众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 的极端多态性。在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几乎不可能发现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属于不完全匹配。

即便是不完全匹配的器官，最起码在这六个点中要配上三个HLA-A、HLA-B和HLA-DR，而这三个点还每个存在两个等位基因，有三个来自父亲，另三个来自母亲，如果要做移植，这六个点中必须有五个以上能够匹配才可以，在非亲属人群中这个机率非常的低，这就造成了在美国找到一个可移植肾脏的时间需要长达 2到3年，甚至更久。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Crossmatch），这又降低了器官移植的匹配可能。

在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志愿捐赠器官人群。美国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驾驶执照，当一个人在申请驾驶执照填表时，就会让这个人选择，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他/她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以及愿意捐献哪几种器官等等，然后把答案输入全国性的资料库里。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约八千四百万人，已签了死后捐献器官的文件。美国有高度发达和普及的医学技术，几乎对每一个人都保存血样等方面的资料，这些都储存在资料库里，随时可以被调用。美国有八千四百万的潜在供者，才保证了美国每年进行的肝移植跟中国数目相差不大。

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中国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一万人。受“人死也要全尸”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器官捐赠，同意出卖器官的死刑犯及家属只是极少数，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不到 5%，无人收殓的比例最多5%。这样死刑犯真正可以提供器官捐赠的人数每年最多1000人左右。就算是这一万名死刑犯人的器官统统被活摘用来移植，因为配型和排斥的关系，不是这一千人或者一万人的器官摘下来就能用，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进行的 41500个器官移植，背后需要四十万甚至四百万的潜在供体才能保证这些器官和接受者匹配。这个潜在供体库就是全国各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活体移植标准模式：全国调度，就近医院活摘器官

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在于器官的质量和冷缺血时间，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此外，法轮功学员可以在全国统一调度，进行统一配型，活体运输，不受地区和时间限制，与死刑犯不同，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程度高，可以把活人运输到医院之后进行移植，之后焚尸灭迹，最方便使用，器官质量最好，最容易存活，手术效果最好。

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标准流程是在同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摘除器官，马上在隔壁的手术室进行移植。以肾移植为例，在做手术的同时是两边同时进行，一边把受者的盆腔打开，在腹膜后准备肾脏植入的区域，游离出膀胱和动脉准备吻合，另一台是摘除肾脏，肾脏摘下来马上跑过来进行清洗血液，清理血管和输尿管，之后进行移植，冷缺血时间接近于10－30分钟，容易存活。

把一个法轮功学员以换地方关押为借口送到就近医院活摘器官，比起把一个等待处决的死刑犯器官经过长途运输到医院做手术，其效果好得多，器官质量也好得多，操作方便的多，引起的后效果也少得多。此外，因为要吸引海外病人前来中国换器官中国的器官服务中心对外标榜，等待一个供体只需一星期，这意味着要按照移植的要求来决定行刑的时间，不但涉及环节众多，而且难以掩人耳目，而把活人转移到医院，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由军队牵头全国秘密运输，更大大减少了泄密的风险。

死刑犯从枪决后开始，如果有现场的医疗团队马上开始取器官，也要经过消毒，备皮，器官处理，运输等等，会大大拖长断血时间。而且被枪决的人已经成为真正意义的死人，从把尸体弄上手术台固定好，消毒完毕，铺好单子，固定和准备好器械到开始取器官，这需要起码10－30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器官已经早已不是来自于活体，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犯人送到等待移植器官的医院的手术台上进行死刑，这是对移植医生最有利的情况，但是死刑犯无法执行异地枪决，而且中国的死刑犯往往患有性病、肝炎等传染病，许多人在杀人前还是吸毒者，这些都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配型的关系，在甲地的器官未必可以移植到甲地的患者身上，往往还需要经过运输，这又大大的拖长了断血时间，而且死刑犯无法执行异地枪决，难以调度，无法全国统一管理，无法满足专业化和市场化的需求。

追查国际对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收到来自大陆多个省市的大量举报和证据。许多来自曾经参与的医生或相关人员。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的至少有如下23个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州、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此处仅列出典型案例。这几个医院都表示能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追查国际保留有更多相关案例的证 据。

中国大陆媒体曾经报导，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日前连续手术47个小时，为一位辽宁省鞍山市的肝癌患者进行了两次肝移植。第一次植入病人体内的供体肝突发排异反应被切除后，医院采用多种国际先进手段，患者在无肝状态下生存26个小时后等到了新供体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6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找来一个完全匹配的肝脏。

在追查国际打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电话录音中有这样的对话：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 [被对方打断]
医：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体，我们也会有，…… 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

曾效力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现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是中华医学会山东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1年9月作为留学归国人员进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在沈中阳教授指导下作为从事肝脏移植工作，能够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追查国际的电话记录中显示：
医院女士：你好，……
问：您好，您是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病房吗？
医院女士：是啊！
记者：我想咨询一下……
医院女士：你稍等啊，我给你找个大夫，啊，
记者：嗯
大夫：你好，
记者：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是做了多少年啦，是不是也很…
大夫：我们是从零二年开始做的。
记者：2002年到现在
大夫：四年多了。记者：提供这个肝的，一般保存多少时间就能够
大夫：规定12小时，我们还没有超过12小时的呢。我们这个都事先查好了的这个。记者：提供这个肝的那个有一种说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我就问一问有没有那种？
大夫：唉，你过来就行。记者：就是说有啊！
大夫：您这样吧，您过来那个---嗯反正四月份肯定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供体，现在这供体逐渐多起来了
记者：怎么四月份为什么会多起来？大夫：这个我没法跟你说，因为这牵扯到---不是说----这些就是没必要跟您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释。

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是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从事器官移植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现为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目前研究院能进行心、肝、肾、脾、胰腺移植以及胰肾联合、肝肠联合和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16种高难度临床移植……其中肾移植近2500例……2002年启动心脏移植计划并成功的施行12例心脏移植。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追查国际的电话记录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 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30日，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年移植100余例，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2001年起，肝移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肝脏移植200多例。2000年5月，进行了首例心脏移植，6例心肺联合移植和 11例肝肾联合移植。迄今心脏移植107例。

新华网报导，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移植的成功率达98%，术后一年生存率为91%，均高于这两项指标95%和87%的国际先进水平”，一家医院一个科室独立完成百例以上心脏移植术，在发达国家也仅有少数知名专科医院能与之匹敌，“心脏移植已成为该院的常规手术”。这表明其活体摘除心脏时间短，而且心脏新鲜、健康，且供体来源充足。

众所周知，活体摘除心脏是会导致器官提供者马上死亡的，因而，极少会有人主动捐赠心脏。

追查国际对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得电话调查：
问：但是提供的这个肾体不会是死人吧？
医：那当然是好的啦！怎么可能把坏的给你们呢？
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医：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问：（肾移植）等要等多久？
医：天天有，我们天天都在做。
问：想知道有没有那种炼法轮功的这种。
医：有，可以，来呀！

南京军区第81医院
问：肝源自己提供？
男：对！有专门取肝的、移植的、管理的。
问：取肝都是当地取？做活体？
男：周围啦！一般取肝不要超过12个小时。做活体移植风险大一些，你可以过来，可以考虑！
问：能不能保证供体健康？
男：那要过来具体评估，大概都是20几岁。

鞍钢铁西医院
“是坐汽车去拿供体，倒是北京、天津、上海经常会坐飞机来拿供体。都是把好的供体先留下来自己医院使用，正常在2个多小时内就使用供体。9点半取，10点到医院，12点上台，供体都是本地的，不代表是鞍山。”
“一年做40、50例，做了2年多。活着拿下来。”

大量年轻军医被专门训练活摘器官

在中共军队系统中，许多军医出身低微，为了前途就必须在部队里向上爬，而外科医生想提职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部队系统中，年轻医生很多，高级职位很少，想出头不是通过关系、读学位、送礼，就只能走险。器官移植手术不复杂，而且军队往往以丰厚的收入和迅速提级为诱饵，吸引青年军医从事移植，这样的人重利益而不择手段，更容易服从和管理。移植医生要面对血腥的现场、肾脏的异样气味，为保证移植成功而必须争分夺秒来减少肾脏和肝脏的断血时间，而且要昧着良心从手术台上呼吸心跳甚至呻吟声还在的活人身上摘取器官，术后还要时刻留意病人状况，这些压力足以把人变得冷酷和精神异常。此外，而进入移植界的医生大多数是因为移植界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名声，这样的医生很难良心发现，去主动举证。

《中华医药杂志》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第三卷第十一期，刊登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肾移植科的两位医生题为《在肾移植临床工作中指导研究生实习的体会》的文章。文中写道：“随着我科室肾移植的不断增加，近年吸引了全国、全军许多年轻医师来我校就读肾移植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这些研究生学完理论课后，要到我科室实习六至八个月。这些研究生由最初对肾移植的陌生到实习结束时成为一个较熟练的肾移植专科医生，大部份毕业分配到各单位后都成为肾移植技术骨干力量。”

中共的军医大学和医科大学培养出的大量学生已是各地医院的器官移植骨干，这些医大及其附属医院还帮助和指导各地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因此被称为器官移植的“黄埔军校”。

在移植界，高压力、高风险，手术时间不固定，一旦做过手术，病人只要出现问题都必须随访，因此即便在美国，有最完善的医疗制度保护下，许多外科医生还是不愿接受移植科的专科训练，移植科成为外国医生最容易进入的外科专科之一，即便有有过美国住院医生训练也可以做美国的移植外科医生，而这些外国医生几乎不可能在其它外科专科找到工作。

在中国大陆，除军队以外，大量的年轻医生进入地方医院外科后难以出人头地，愿意加入移植界的往往是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之徒，因为参与活摘器官是挣大钱和迅速提职称的机会，加上上面的纪律，这样的医生更不可能因为道德的原因而成为证人。

在此期间，中国内地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始终无法出现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国际器官学会曾经发过一个3页的文件，公开拒绝中国内地学者向大会提交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报告，就是因为大陆的临床报告作者不能说明供体的来源。在中共的系统内部，法轮功及其他被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的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十八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须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样的自愿书显然不能曝光，更不可能拿到国际上去作为学术刊物的背景资料发表并存档入库。

器官出口与尸体工厂

人人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产品出口，但是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还有巨大的活体器官出口，所谓的活体出口就是境内外势力结合将符合要求的人员以商品的形式卖到国外，在国外进行器官移植，移植后人体同样焚毁（注意：中国在海外有机构专门处理被活体移植的尸体，很多中国在海外的使领馆都参与其中），一切与人类活体有关的出口产品中，中国的产值是世界第一。这些出口的活体几乎都有伪造的自愿资料，具体的方式不详，了解的是2005年出口活体超过940人，在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有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成绩。

谷开来、薄熙来在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期间，为追随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灭绝性的迫害政策，丧心病狂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非法贩卖其尸体，从中牟取暴利。在建立人体器官库、买卖人体及器官、出口人体运作、与罗干和周永康等政法委高官联络、海内外公关宣传、资产管理等方面，出身律师、熟悉国际贸易和法律的谷开来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她与薄熙来勾结政法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三百四十八条关于执行死刑后尸体处理的漏洞进行犯罪性解释，直接造成法轮功学员被虐杀后其家属拿不到遗体，为活摘器官和盗卖人体在法律上铺平了道路。

同时，薄、谷通过海伍德在英国开办公司，进行人体与器官国际交易。英国人海伍德卷入帮助薄家资金海内外运转，并知晓惊人内幕。在海伍德面临国际情报部门及薄熙来政敌暗中调查时，谷开来和薄熙来唯恐走漏风声，杀人灭口，将其杀死。

早在一九九九年，在大连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批准成立了一家外资企业：哈根斯（大连）生物塑化公司。德国人冯•哈根斯（Gunther vonHagens）医生发明了生物塑化技术，即将人的遗体扒了皮，注入塑胶做成人体标本。哈根斯大连生物塑化厂占地近三万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生产基地。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之所以选在大连建厂，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充足的尸体来源。据英国《卫报》（Guardian）二零零四年报导，哈根斯大连塑化工厂附近有三所劳改营关押着大批法轮功学员。

《新京报》的报导称，哈根斯的网店于2010年11月开张。在这里，一具完整的人体标本卖到了69615欧元（约合人民币约70万元），人体躯干标价为5.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8万元）起，脑部约2.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这些价格不含邮资和包装费。对于预算较少的买家，网店还提供了121欧元（约合人民币1210元）一块的透明身体切片。

哈根斯除了贩卖尸体和人体器官标本之外，还另有生财之道。两人通过将尸体标本摆弄出千奇百怪的姿势，在全世界进行巡回展出，也赚到大笔钱财。哈根斯宣称已建立集尸体收购、加工、运输和展览的全球化网络，所制作的人体标本都用于商业性展出。其“人体世界”（BodyWorlds）展在世界各大城市巡回，到二零零四年，累计观众逾一千四百万人次，牟得巨额利润。

二零零二年六月，哈根斯的原搭档、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另立炉灶，与人合股新建“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而隋鸿锦贩卖人体器官标本的价格也不菲。资料显示，如“肺胸膜体表投影（成尸）”要价21万多，“全身神经离体概观（童尸）”要价1万6千元，“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概观”要价10多万元……；2005年11月，其公司以250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美国第一展览公司22具尸体和260多个真人器官。

二零零四年，隋鸿锦又注册“大连鸿峰生物有限公司”，主营尸体标本制作和展览。其“我们的躯体”（Ourbody）人体展在美国、日本、法国展出，参观人次超过三千五百万。互动百科称，哈根斯的尸体展在全球有超过2000万人次看过。据外界估计，他从中赚了超过上亿元。凭借着展览、贩卖中国人的尸体，隋鸿锦从一个穷教师成为了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亿万富商。

在媒体、网络广泛关注中国人体标本加工厂和尸体展后，与之相关的公安、监狱、医学院、医科大学、红十字会等参与部门也逐渐浮出水面。为此，网络中不断发出质疑声：如此多的尸体，健全的尸体，竟然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和肚子里的婴儿。

隋鸿锦的鸿峰公司和美国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 Inc）建立的BODIES……The Exhibition（身体展览）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调查的压力下，在官方网站上的一条免责声明近日在网上流传。声明这些中国公民的遗骸来自于中国警方！

由于尸体工厂的特殊性，尸体的来源被掩盖，尸体在海外展览不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关注，这种特殊的行业的真相最近才因为王立军事件被推向前台。这些被塑化的尸体中，就有被薄熙来和谷开来直接间接参与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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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思贤

四、中国国家器官市场

中共通过一种全球性的大规模高度专业化的器官移植谋利的商业运营模式进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可以称其为中国国家器官市场。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是中共开动国家机器，建立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库，进行大规模产业化器官移植而成型。以巨大的器官数量；高质量的供体；超短的等待时间；高效率的移植手术和高昂的收费为其商业运营特点。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零售流程和供应链系统的高效率造成了大规模活摘器官，使得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根据中国大陆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看出，1999年是一明显分水岭。1999年以前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很少，1999年以后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尤其是2001年之后，相当数量的医院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连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市级中医院，一些中型的区级（二级）医院，甚至基层军队医院（卫生所）都开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实施肝移植的医院由1999年以前的19家暴增至500多家（截至2006年4月）；1999年以前20多年的肝移植累积总数仅100多例，1999年以后呈指数增长，2005年年移植量已达4000例。实施肾移植的医院由2001年的106家增至368家（截至2006年4月）；从2001年至2005年四年期间至少实施了三万多例次的肾移植，几乎相当于前40多年的总和。心脏移植、胰-肾、肝-肾等多器官联合移植在1999年以后也取得突破和明显增长。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在过去十年间（1997-2007），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飞速增长”。他是这样具体描述的：“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而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

至2000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例，仅2000年实施肾移植数就超过5000例次，形成了一批具备相当规模和综合水平的肾移植中心，2000年全年移植数超过l00例的肾移植中心已达23个，它们实施手术的总和占当年全国肾移植总数的比例超过60%。至2001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的累积总数达40，393例次。其中，在2001年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5561例，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来自中华器官移植学会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10220例，其中亲属供肾162例，占1.59%，全国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单位有195家，年例数在100例以上的单位有36家，年例数在200例以上的单位有8家。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其中亲属供肾270例，占2.78%。

2002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国医药报上《我国器官移植现状》的综述总结了1989年至2001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状况：“肾移植是我国临床开展最早、例数最多、技术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目前，我国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这项工作。肾移植的术式已基本定型，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规手术。”“开展的单位和移植例数逐年增加：1989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049、2382、3596、4323、5542和5561例次肾移植”。

迫害法轮功开始4年，中国大陆移植肾的数量就和前40年的数量持平。来自中华器官移植学会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10220例，其中亲属供肾162例，占1.59%，全国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单位有195家，年例数在100例以上的单位有36家，年例数在200例以上的单位有8家。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其中亲属供肾270例，占2.7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普外科主任，肝脏移植中心主任严律南表示，自1999年起，中国肝移植才开始步入成熟期。肝移植在初期阶段1977～1983年7年间，行57例，无1例存活超过1年。停顿7年（1984～1990年）后，从1991年又开始起步，直至1998年，在这8年间施行78例，开始出现长期存活的病例。从1999年开始，移植数量成倍增加，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18、254和486例次，到2001年登记处的统计累计996例次。

到2000年，全国已有30多个单位施行肝移植，当年总例数已经达到258例次。进入本世纪后，国内肝移植出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到2006年，中国大陆年肝移植例数超过3000例，总数已达12000余例，开展肝移植单位超过200家。

2007年8月18日，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透露，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已有164家医院经卫生部审定批准开展器官移植；每年进行3000多例肝移植手术，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累计完成14613例。新华网上海频道报道，从2005年3月到2007年5月间，中国已经有超过万人接受了肝移植，其中有9610人在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内备有完整的信息。中共这样大量的肝移植手术，却没有说明肝供体的来源。

在中国大陆，一个肝脏移植包括医疗费用售价10万美元，肾脏每个6万5千美元，心脏15万美元。仅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一年的收入就是一亿人民币，而且器官为免费，不计成本，手术本身的费用和书后医疗护理不超过两万美元，利润超过百分之三百。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2006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就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多方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常被称为大卫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作者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2006年7月，他们发表第一版调查报告时，已经收集到了足以证明指控的18类证据。2007年1月底发表的第二版调查报告中，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33类。从2006年7月起，乔高和麦塔斯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地收集到新的证据。

2001-2008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数量：目前保守估计四万至七万例。

减法：器官移植总数-死刑犯器官

自2006年三月初起，不断有证人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焚尸灭迹，追查国际据此对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手术资料追踪调查，调查的重点是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间器官移植状况。调查结果，截止2006年初，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的数量九万余例，其发展速度、数量、涉及的范围和超短等待时间的配型施行手术，均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确实存在一个无法用捐赠和死刑犯器官解释的庞大的活体器官库。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报告中，对死刑犯可以提供的器官做了精确估计。按照其计算公式，每年官方处决的人数在一万人左右，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为30%，一个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数量（肾和肝）是3个，3个器官能同时都被利用的比率设定为75%。估算结果是，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差不多在6750例（肾、肝）的水平。

为什么死刑犯被利用的比例取值30%，而不是50%，或者80%？有四个主要因素：1、组织配型要求是利用死刑犯的一大瓶颈，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换句话说，可利用的死刑犯不会超过30%。2、“冷缺血时间”的限制器官离开人体后细胞会死亡，一个人心脏停止后，其器官若不马上处理并存放在超低温的特殊培养液中，15分钟后器官就不能再用。即使摘除后马上存放在低温的特殊培养液中的器官，必须在有效的缺血时间内进行移植手术。目前肾脏的冷缺血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肝脏不超过15小时，心脏不超过6小时。所以，死刑犯的器官除了组织配型的限制外，还必须要尽可能的缩短冷缺血时间。在器官移植上，不存在储存器官以备日后利用的问题。3、死囚器官是“过期作废的一次性资源”。死刑犯是一次性资源，如果与这一批病人的组织配型不高，这次没有用上，也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因为人已经被押赴刑场处决了。所以，死刑犯是一种没有“储备能力”的“一次性资源”。其他活体的器官来源，就没有这个局限性。这次不行，返回到器官供体库里储备着，等下次再用。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说，某个法院有时故意不确定执行死刑的日子，等医院找到病人再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杀死刑犯是中共的政治任务，不可能为了每个死囚的器官能被利用，而一个个的留着不杀等着备用。相反，中共为了政治目的，号称要“大快人心”，有在节假日（元旦，五一，十一等）集中枪毙一批犯人的习惯。在没有器官共享体系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器官的浪费。一名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烧伤科的医师王国齐，曾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就盗取死囚器官出庭作证，他在“我在死囚身上剥皮”的自白书中，也描述了他亲自参与的到刑场取器官的过程。四个犯人，只有一个被取器官。他被要求在听到枪响后十五秒内必须把囚犯抬到救护车内，他同另外一名医生用了十三秒。4、死囚器官是“时空分割的小样本资源”：死刑犯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时空分割）被处决，由于中国没有如同美国那样的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简称UNOS），所以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组织配型是在小范围或者当地进行的，属于“小样本资源”。有学者指出，地方法院与当地医院形成了地方利益，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外地医院要来本地弄器官也就更不容易（到了2009年8月，中国才公布将在境内10个省和城市试点推行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对某月、某地而言，死刑犯器官原则上只能跟那个时间、那个地方的病人受体进行器官匹配，所以，匹配率不高造成的器官浪费是很明显的。

按官方报道，2000-2008年器官来源的比例中，来自亲属间活体移植比例逐年增加，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比例（不是数量）在减少，死亡自愿捐赠的仍然是微乎其微。1999年亲属间活体移植占2%，2004年是4%，2006年是15%，到了2008-2009年，据《中国日报》引述权威人士说法，有40%来自亲属间活体移植，60%多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而死亡自愿捐赠的从2003年到2009年只有130人。大陆《财经》杂志2005年第24期称中国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导，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站上列出的1999-2006年肝移植中活体移植的数量远远小于总量（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相对比例具有参考价值），也说明活体的比例在2006年前非常小。

根据上面这些数据，在2000-2002年器官来源95%以上都是死刑犯，2008年的器官有60%左右来自死刑犯。以肾和肝为例，根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供的数据，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2009年9月做客新华网时提供了一个2008年的数据，2008年完成肝脏移植三千多例到四千例，肾脏移植六千多例，那么，如果根据《中国日报》目前有65%的器官来自死囚的官方说法，2008年的死囚器官应该有5850到6500例。

6750例（肾、肝）的估算数字和历史数据的5850到6500例，有相当高的吻合性。从2000-2002年和2008年的数据来看，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肾、肝）左右。按照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间各种器官移植的数量九万余例，减去约三万余例死刑犯器官数量，2001-2006年中，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当在五至六万余例左右。

乘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数目乘以活摘比例

前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记者，依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国有器官》（State Organs）一书中用调查取样的方式估算2000-2008年的活摘器官数量。

他指出，整个劳改系统关押的人数一直是秘密，但按照劳改研究基金会从一千个监狱和劳教所的经济产出等线索估算关押人数并汇总，中国大陆劳改系统关押人数在300万至500万之间。

葛特曼在自己的调查中，通过询问被关押得法轮功学员每个监室中法轮功学员得比例，得到了一个全国平均的比例：15-20%被关押者是法轮功学员。通过这个比例和劳教系统关押的总人数，可以估算中国大陆监狱和劳教系统中在2000-2008年中每天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数量在45万到100万之间。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5万到100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监狱劳教系统中被关押。

这个数字似乎很大，但是按照1999年7月，中国公安内部调查称，大陆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七千万至一亿。那么被关押的学员只占修炼群体的1.5%。

下一步，葛特曼算出了2000-2008年被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总数量，早期劳教一般是1-2年，到2008年，5年劳教相当普遍，用三年作为平均数，2000-2008年，中共监狱和劳教系统总共关押过1200000至2666667名法轮功学员。换言之，活体库数量为120万到260万之间。

在他调查的50位学员中，16人，近30%被进行过为活摘器官做准备的体检。其中一半属于老弱病残，或绝食很长时间，并不适合活摘器官，其被检查身体的原因是做样子，使得其他法轮功学员不引起怀疑。

另一半则是年轻，健康，没有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接受的检查并不一样，但其中都包括验血、验尿、心电图、腹部X光片。而且，他们接受定期复查，复查内容与组织配型有关。这一部份法轮功学员是为活摘做准备。

接受检查的法轮功学员 低估计值 高估计值

接受检查比例 30% 30%
接受检查的数量 360，000 800，000
接受检查不活摘比例 50% 50%
接受检查准备活摘数量 180，000 400，000
被活摘比例 5% 30%
被活摘数字 9，000 120，000
最好的估算数字 65，000

关于被活摘学员的比例，为了保证最低的成本可以回收，只要活摘5%就可以盈利。而就法轮功学员回忆，每3-4名接受检查的健康法轮功学员，只有一名被转移关押，而这个比例和死刑犯器官公式中的30%非常吻合。至此，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数目的范围为九千到十二万例，最好的估算数字是六万五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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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6年：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的兴盛

世界各国移植的数量在1999-2009十年间基本都是比较稳定的。加拿大从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大概是从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国的移植数量从1997到2008年是从2万例增加到2万7千例。中国在稳定了几年以后（1997-2002），突然大幅度增长，然后在外界质疑活摘器官之后，又突然下降，这种现象不符合世界器官移植发展的正常过程。

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也就是说，正因为等待时间短，器官质量高，才造成了大陆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而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消失。

2003-2006年，中国出现了器官移植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供出口的高质量器官，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这些“中国特色”现象同时出现，其原因是中共通过军方和国际机器主导的集中营、中心配型、大规模活摘的运作模式运营，活摘器官从零星个案为主进入了规模化，产业化。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特征之一：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一个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天壤之别，可以说是开创了器官移植历史上的一个特大意外。意外的等待时间，就意味着有意外的大量器官来源。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特征之二：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特征之三：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昂贵的费用使得病患的主要来源是有钱人阶层，局限于一个特定群体：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时的“器官移植旅游热”），大陆有钱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员，少数倾家荡产的普通病人。

特征之四：小市场中的大市场：尽管高昂的费用，病人来源的局限，但2003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是大幅上升的，每年突然增加了5千到1万例甚至更多的器官移植。

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供体短缺现象要比美国等移植大国严重得多。但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了一个供体丰富，吸引国际病患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作器官移植旅游的世界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在200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自豪地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

特征之五：国产的器官，出口的质量：中国这个阶段的移植市场有很多反常的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面向特定的小群体，数量规模反而大增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器官数量的增加并不是靠牺牲器官质量换来的。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器官供体质量非常好。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其网站上的“问答”中，对于质量问题，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活体，成为招揽海外病人的重要广告。

海外的独立调查机构曾以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身份打电话到中国大陆的移植医院，询问器官情况，得到的答复大都是“供体是健康的”、“一般在30岁”、“保证质量是最好的”等等。

特征之六：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消失。

器官来源一般来说比较稳定，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器官在十几年中没有太大的增幅，当然更没有突然的下降。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

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加快了对器官市场的整顿，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移植医院实行准入资格，600多家医院中，只有160多家医院获得资质。

2007年5月，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对《科学时报》的记者说：“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2007年1～5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问题仍然是供体短缺。”

《南方周末》2007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是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文章称，“做移植手术的大夫抱怨供体突然短缺了。”“朱志军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楼办公室里，朱志军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对记者说，从新年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

中国国家器官市场成为全球器官移植中心

中共通过行政、经济、政策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鼓励移植，同时通过几个主要中心用英文对全世界进行广告，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换脏器，不但收入大大超过国内患者，而且病人术后回国，更能掩人耳目，同时缓解对全国医疗系统术后护理的压力。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11月，《财经》记者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采访器官移植国际大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会上展示了很多发布于网络、名为“旅游”实为器官移植的非法广告，这些所谓“旅游”的目的地正是中国。一些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对器官移植公开明码标价，有的甚至在境外设立专门的联络点。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2008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印证，中国是“器官移植旅游者”的首选目的地：一部份美国患者在其他国家接受移植后，会因为种种原因到该医学院继续接受治疗。而这些患者中，近一半是在中国完成的移植。

接受肝或肾移植的病人健康程度都很差，术后后却需要大量免疫抑制药物来预防对外来器官的排斥反应，这样使得病人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不时就出现健康问题，甚至严重的突发事件，比如感染、大出血、高钾血症、呼吸衰竭、心功能失常等等。手术本身的工作量比起术后的工作量是一比十左右。

因为中国医疗水平问题，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大大超出国际水平，以肝移植为例，因为术后护理不佳，预后很差，移植后生存半年以上者仅六例，生存最长时间为264天，因此，中国从1983－1990年全国肝移植完全停止，7年内全国没有开展一例肝移植手术。

近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省市均已开展肝移植手术，然而却留下不少的后遗症。在江苏召开的国际肝病研讨会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一家医院做的90例肝移植手术中，3个月内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过3个月伴有胆道并发症的占了37%。据了解，目前绝大部份开展肝移植手术的中小医院，均从大医院请专家主刀，待完成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宣传后，却很少也没有能力去考虑患者术后的情况。”

至少7名日本病人于2004年初至2006年2月间在上海、沈阳及长沙接受移植手后死亡。在日本厚生省调查七人赴中国移植器官病逝事件之际，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引述报告指出，多名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病逝当地，或是回国后因并发症死亡。

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韩国移植外科学术界对236名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胆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达到32%，而韩国国内移植手术的该并发症发生率仅为3%左右。

因此，中国大陆的移植界只是从移植手术本身获利，没有更大的压力，才能进行大规模商业性对外移植。这也是从2001年以来，中共可以开放器官市场，引诱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换器官的原因，因为他们会回到本国进行术后护理。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院）106个，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而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不过100家，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

从韩国乘飞机只需1小时30分即可到达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5年，360多名韩国人在此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占移植手术40%左右。

北京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代理人金云东（音译）披露：“在天津、北京、上海（中山医大附属医院）、杭州（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产业业务的突飞猛进，“器官移植旅游”是重要的助推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来，接着外国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一些经商的中东人找到了医院，后来就象滚雪球，越来越多。”

《生活文摘报》2006年3月3日第六版报道“中国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文中说，众多需要移植器官的国际患者的人数，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激增。该医院从2002年开始收韩国患者，到现在有500多人。另外，该医院还收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做移植手术。公开数字显示，至2004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实施1500例肝移植，近800例肾移植，同时还实施角膜移植。据《朝鲜日报》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4年12月曾在一周内完成44例肝移植手术，以每周5天工作日算，日均实施8.8例肝移植手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说，2005年12月16日，该中心实施肝移植手术597例，而到12月30日，就达650例；两个星期内作了53例。据称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实施的肝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其他外国人占16%。

而据接受移植的家属讲，他们打听到“捐献人”的年龄大部份在20-30多岁之间（其实从中国现状看，这也像广告词一样，值得怀疑），而确切身份，则更无从知晓。

到后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国外患者所占比例甚至已超过国内患者。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该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左右，其他外国人占16%左右，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从2002年开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韩国患者已超过500人。

日本媒体报道，2004年至2005年期间，共180名日本人在中国进行肝脏及肾脏移植手术。而另一报道则称自2004年以来，仅仅一个中间人就介绍了100多个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一趋势还在发展。

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从2007年中国禁止向外国人移植器官以来，至少有17名曰本人通过旅游方式在广州接受了肾脏、肝脏的移植手术。报道中称，这17名日本患者年龄在50～65岁，在中国接受的手术多数为肾脏移植，一部份是肝脏移植。这些日本患者在中国大约停留了20天，并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了移植手术。每个患者的移植费用大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这其中包括向医院和医生支付的手术费、行程费用和在中国期间的开销。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长野津志采访了一名曾在中国广州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患者，这名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他的手术时间是2007年8月，当时，中国已经在原则上禁止了向外国人移植器官。长野津志在《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写道：这名40多岁的患者表示，他向日本当地这个非营利机构支付了1000万日元（现约合70万元左右人民币）用于该机构为他安排手术。为了不让事情暴露，日本患者应中国院方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此外这名患者还记住了给他做手术的中国医生的名字。

《焦点日本》的一名记者大卫•迈克尼尔在2006年就关注到了日本人通过当地中介在海外做器官移植的问题，他对此事以及相关的器官黑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他讲述了在中国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人上智一郎的经历。上智一郎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源做手术，然而等待却没有任何结果。绝望之下，上智一郎只好从网络上寻找传言中的买卖肾源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上智一郎惊讶地发现这件事竟然是那么简单！通过网络，他与一名在中国的日本器官“经纪人”取得了联系，在双方沟通了仅十天之后，上智一郎就躺在了中国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了移植一个肾。这样的速度让他自己也十分吃惊。

台湾联合报消息，一位不愿具名的肝脏专科医师表示，近几年确实有很多美国本地病人去中国大陆等地换肾、换肝，甚至台湾许多重病病患就近到大陆进行手术，这似乎成为病人间的“默契”，亲戚、朋友间相互介绍，有一定的联系管道，至于详细情况、器官源等都三缄其口，甚至不愿多谈。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每年以色列30例心脏移植手术中，有10例是在中国进行的；在过去五年间，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

在各国器官移植捐赠供需失衡下，许多病患者寻求海外器官移植的机会，世界各地的患者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已成全球新兴的器官移植中心。

马来西亚医师Chazali Ahmad在《国有器官》（State Organs）一书中讲述其亲身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来西亚病人因等待时间长，到印度进行器官买卖移植，印度的穷人迫于生活所需，多半在活着的时候就会出卖自己的器官。1993年，印度政府尝试以法律规范约束器官买卖，此后马来西亚病人转而到广州进行移植。他们带回马来西亚的是中国移植中心出具的医疗总结，总结中报告器官移植、术式和所用免疫抑制剂。

2006年后，所有从中国接受移植的马来西亚病人不再得到医疗总结，使得马来西亚医生术后护理难度大增，这也是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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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思贤

五、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演变

1999-2003 法轮功学员进入各地器官买卖网

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对法轮功实行的是强制转化，把转化率同政绩挂钩，不转化就迫害死。“610办公室”（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对法轮功有一个系统性的灭绝政策，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活体摘取器官就是对江泽民之“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最早的盗取器官例子发生在劳教所被打死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在2000年就逐渐披露出一些怀疑被摘取器官的迫害致死案例（这可解释从2000年开始大陆器官移植数量上已经出现一些增长）。

在1999年前，各地中间商、医院、法院、监狱、卫生局、检察院、军队医院、武警系统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器官买卖网络。因此，当这个体系中任何一环将注意力放到法轮功学员身上时，法轮功学员就成了原料，活摘器官的工厂就开始了运作。

2003-2006年国家器官市场成型

大规模活摘器官，是在几个条件的支持下进行的。

条件一：“集中营”的出现。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住址被转移到某些地方集中关押地。这种游离于司法系统之外，被军队控制的“集中营”式的关押地，为大规模活摘器官准备好了物质上的条件。

条件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

这个政策中共没有写在文件上，而是属于口头传达下去的。外界主要是通过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里的经历知道这个政策的。在明慧网上的迫害真相报道中，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提到听迫害他们的警察或者公安局政保科的人说起过这个灭绝人性的政策。

从这个政策延伸出来的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这成为了一些警察对付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口头禅。所以不管多少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折磨致死（到2009年，明慧网收集到的有名有姓的就有3300多例，实际数字会高得多），中共从来不惩罚肇事的警察，反而树立成反法轮功标兵，升官加爵。

条件三：器官移植带来的巨额金钱利益

如前面所论述的，移植费用异常昂贵，器官移植成为非常赚钱的暴利行业。在中国今天的社会里，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破灭，传统的信仰被死死压制，结果“挣钱”就成为了许多人追求的信仰。不信神的人，没有了来自神对人行为的约束，为了钱，就敢于无恶不作。

条件四：用谣言煽动起来的仇恨，从“自焚骗局”到“活摘器官”。

自迫害开始，中共就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来抹黑法轮功。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最邪恶的一个骗局，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而活摘器官正是在这种仇恨驱使下，在金钱的诱惑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肉体灭绝。其中41500个器官移植，除来自法轮功学员之外无法解释来源。

正是中共的迫害和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使得零星个案发展到大规模活摘器官。

苏家屯秘密集中营事件

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的骇人罪恶。知情人披露，在中国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

自2006年3月初，中共在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关押迫害6000法轮功学员并摘取活体器官的黑幕被海外媒体曝光后至今，在这6年零7个月间，中共的各级党、政、军机构没有任何官员或发言人公开否认过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1999年迫害法轮功时，由中共各级宣传机器和各级党政机关发布的对法轮功的诽谤式宣传在一个月间就遍布了整个世界。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台湾举办的防疫卫生研讨会，黄洁夫近期频繁的在海外就大陆器官移植状况、新条例、新法律不断发表言论，但面对现场媒体问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问题时，黄洁夫则是避而不答。

苏家屯集中营被曝光

沈阳市苏家屯有43万人口，驻军多达16个单位，号称“全国第一屯”。驻苏家屯的军警单位包括：中国人民武警警察部队沈阳指挥学院（简称武警沈阳指挥学院）；沈阳军区机要技术大队；防化技术大队；电子对抗团；沈阳军区汽车技工训练大队；区武警中队；598仓库；598部队；武警辽宁省总队仓库；武警汽训队；65149部队。

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他们打开仓库，发现里面的武器可以装备几十万人，他们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个仓库就是现在的598仓库。负责598仓库的598部队驻地位于苏家屯火车站（现沈阳南站）。

现称沈阳南站的苏家屯火车站有近百年历史，是东北最大的路网性编组站，也曾是日本南满铁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站点。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就设在苏家屯，这个工事群和关东军武器仓库是一体的，武器库紧邻铁路从而方便运输，工事群是保护武器库的要塞。整个工事群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份。地上部份主要是炮楼和地堡，一共有5个。地下部份主要是位于地表下近8米的钢筋水泥通道。这个工事从地面上测量，有近2000米长，现在只能进入一半。

朝鲜战争期间，苏家屯被选中作为近130万入朝部队的军供站，当时一昼夜可以不间断地供应1200人用餐，2000人饮用开水。10月19日，第一批4个军和3个炮兵师秘密进入朝鲜，苏家屯成为赴朝过往部队后勤补给的重要一环，据苏家屯军供站提供的资料显示：“1951年共接待129.64万人，其中用餐的为72.26万人，供应开水11.61万担，补给马草10.49万斤、马料2.2万斤。”

2006年3月8日，《大纪元时报》报道了对证人之一皮特（PETER）的采访，指称苏家屯有一秘密集中营，关押有6000多名法轮功成员，他们遭到杀害，器官被摘取出售，尸体在医院焚尸炉当场火化。

证人之一曾在媒体工作，为调查此事，该证人付出很大。最后终于调查到在苏家屯的一个秘密设施里，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眼角膜、内脏器官包括骨髓被用作活体摘取，他们的头发被做成假头套，皮肤、脂肪被买卖，尸体被扔到焚尸炉火化灭迹。

证人之一说，“在美国肾脏移植手术，一个适合的肾脏移植的器官需要等待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一般切割后的肾脏或其它器官，把它储藏很困难的，它的鲜活期是24小时到48小时之间。而心脏就更短，而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页上显示案例，从2001年起做这样的手术大幅度的增加。在沈阳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中心，在它的这个英文网页上公布，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需要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庞大的多集团、多单位的共同参与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它这里面有劳教所的管教，有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有护士、政府卫生系统，有公安部系统的官员，甚至有北京中央一级的官员、贩卖黑市器官的中间商、海外帮助招揽病人的中间商，完全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超级犯罪。”

苏家屯暴行被曝光后的连锁反应

苏家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曝光之后，一系列围绕着揭示和隐瞒事实真相的事件接连发生：

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摘器官暴行被曝光第二天

3月10日，法轮大法学会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通告，呼吁知情者提供苏家屯集中营犯罪人员名单，并表示定将行恶者绳之以法。

第十天：
2006年3月17日，《大纪元时报》报道，证人之二安妮（ANNI）出面指证，此秘密集中营就设在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地下医疗设施”里。她的前夫就是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器官摘除主刀医生之一。他是脑外科医生，主要从事眼角膜摘取。她的医生丈夫亲自在法轮功学员仍活着情况下摘取器官，他们逃离医院时，6000名被关押者只剩2000名。活体器官摘除和焚尸的惨烈，给证人和她的家庭带来摧毁性的阴暗后果。在她从丈夫的口中得知此讯息后，两人因此离婚。她希望借由出面指证，能让此惨无人道的事情受到关注并得以停止。约六千法轮功学员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已经被挖空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并被毁灭尸体。

证人之二说：“被关押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大多都是从沈阳大北监狱、马三家劳教所和其他监狱转过来，或者是从公园、民宅等地抓捕过来的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抓时没有正式的逮捕证书，家属也不知情，有的根本没有名字。”“另外，由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算白死的政策，法轮功学员的死亡对中共监狱来说不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医务人员往往被告知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杀人或其他犯罪被判死刑或者因为炼功入魔而导致濒临死亡等。”

第十六天
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3月24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表示，如果苏家屯事件属实，参与者应被立即法办。当一位听众提出，国际媒体披露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割取法轮功学员内脏器官，希望韩主任调查时，韩启德对此表示震惊，他说：“此事如果属实，（参与人员）应立即进监狱。”演讲结束，几位保镖立即上来簇拥着韩启德离开大厅。韩启德未能参加在讲演厅外已摆好的接待宴，协调演讲的耶鲁医学院院长奥波恩（Robert Alpern）对此举表示不解。

第十七天
2006年3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厅字[2006]12号）部署清退、销毁所有标有密级的中央发至省军级、市地级、县团级的文件以及标有密级的省委办公厅制发的文件。《通知》要求：“绝密级中央、省委文件和发至省军级中央文件各单位不得留存。中央绝密文件由省委办公厅收回上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销毁；省委绝密文件由省委办公厅秘书处负责清理和销毁。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市（地）委和县（市）委办公室负责销毁有密级的中央、省委文件。”“销毁纸介质涉密公文，应当确保秘密信息无法还原。采用焚烧、化浆等方法处理，粉碎销毁须使用符合保密要求的碎纸机；化浆销毁送保密部门指定的单位销毁，并由送件单位2人以上押运和监销，监销人员在文件销毁之前不得离开销毁现场。”

3月25日，四千多名各国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举行盛大游行，揭露中共6年多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虐杀，特别是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取器官灭绝人性的特大罪恶。

第十九天
中国大陆把“苏家屯”三个字列入网路禁词。3月27日，中共当局匆匆推出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施行时间却定在七月一日。外界质疑，既然人体器官买卖是非法的，应该立即执行，为什么还要等上三个月？莫非有人需要时间来处理现有器官库？

第二十天
美联社北京3月28日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3月28日当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苏家屯集中营是否存在时，发言人以“太荒唐”、“太离奇”做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还以医院太小，不能容纳下六千人诡辩，却避而不谈医院附设的地下室和集中营。

在中国大陆民众可以登陆的中共外交部网站“新闻服务”栏目中的“例行记者会实录”，2006年3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全文中，关于苏家屯集中营的提问和回答部份只字不提。

中国著名律师高智晟对中共外交部否定苏家屯事件分析说：“最关键的，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是：外部世界需要去问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句话要准备三个星期，有还是没有？为什么要准备了三个星期后，才去说这句话？”

第二十二天
2006年03月30日，来自军医系统的证人之三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代号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苏家屯地区医院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关押超过1万多人；转移5000人只需一天即可，专车专列，用封闭的铁路货车；目前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证据，因为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中央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中共中央军委在1962年就行文，省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下，设立重刑犯的资源再回收机构，这政策一直沿袭至今。据1984年补充规定，重刑犯的器官移植被合法化。1992年后，死尸甚至活人都成为了生产原料。并且现在“中共中央已同意将法轮功学员作为‘阶级敌人’，法轮功学员不再被当作人类而是被当作生产原料，成为商品。”

第二十四天
2006年4月1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报告，声称确认这些指控属实，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确实存在一个庞大的人体器官“市场”。从关押“器官供体”的死亡集中营、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不一定在苏家屯），形成了程序化操作。这是在国际人权组织已经报道的摘取死刑犯器官，甚至为摘取器官来决定死刑的操作之外的另一个独立的系统。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处于完全封闭的被绑架状态，摘取器官后被焚尸灭迹。

苏家屯集中营的操作从2001年就开始了，2002年达到高峰。集中营位于苏家屯某医院附近，整个设施设在地下，是在原有“人防工事”（地下防空工事）和其它地下建筑的基础上改建利用的，至少有一个出口设置在该医院的后门。地面上看不出任何不平常。该设施处于高度警卫的封闭状态，有自己的供应系统，包括地下商店。

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绑架和关押在此，目击者形容状况“惨不忍睹”。由于不存在死刑执行时间的问题，摘取器官取决于医院移植手术的时间。摘取器官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由于过程极其残忍，参与的医务人员大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存在普遍的失眠、做恶梦，部份人通过嫖娼缓解心理压力，还出现过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事件。

第二十七天
2006年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汇集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组建了联合调查团（CIPFG），以赴大陆进行全面、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彻底调查中共劳教所、秘密集中营、医院及相关设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终结迫害。

第二十八天
2006年4月5日，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发出紧急通告，苏家屯等地下集中营人证已被秘密转移并随时遭到屠杀。在2006年3月初国际社会曝光苏家屯事件后的三周之内，位于沈阳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已被匆匆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一些医院和移植中心，正赶时间大批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以销毁集中营受害者、人证为目的的屠杀正在发生。

第三十天
4月7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和《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誓言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竭力追随江罗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各类凶犯绳之以法。

第三十三天
欧洲委员会2006年度第二次决策会议于4月10日至13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欧洲委员会十一名代表向大会提交动议提案，要求对近期曝光的中共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举行听证会，并要求中国政府向国际调查团开放所有的劳教所。

该动议提案被列为欧洲委员会第10904号工作文件，标题为“召开有关中国人体器官摘除的公开听证会之必要性”。

第三十七天
2006年4月14日，一位在济南医疗系统工作长达20多年，因对罪恶保持沉默而良心备受煎熬的知情人投书海外媒体，披露了其所知道的事实：位于济南市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山东省监狱、山东省女子监狱（位于工业南路上，对外挂的牌子是“山东省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更多的监狱、劳教所共同勾结，形成了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库的建立维持、器官移植市场及中介，到活体器官摘除、移植、实验及利益分赃等环节的完整的“一条龙杀人产业”。这两家医院都直接得到中央一级的明确指示，由院方全力组织直接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体器官移植采用了“流水”作业。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分为内外两个院，外院向社会开放，一般人和警察可以看病。内院设在两道铁门之后，实质上是一所监狱，内院的规章制度按照监狱执行，只是多了大量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器官摘取多在这里进行，这里是残害法轮功群众的人间炼狱。

第三十九天
2006年4月16日，事件爆发之初，中共未就此事对外界做出任何回应，中共在转移苏家屯集中营后，等到三个星期后才主动邀请外界前往苏家屯调查。主动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参观苏家屯血栓医院，美国官员在现场没有找到支持活摘器官的证据，但官方发言人Sean McCormack表示华盛顿重视法轮功的指控，并督促中国政府调查。

当天，追查国际发出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追查国际经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多个省市以及大部份的军队、武警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在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于3月9日被曝光后，东北至少有部份接受调查的医院表示接到通知暂时停止器官移植手术。然而，在卫生部于3月27日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并确定为7月1日实施后，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各大移植中心不仅恢复了器官移植手术，而且数量大量增加。全国各地很多医院都表示四、五月份有充足的器官供体，此后供体将会很困难。由于案例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暗示中共当局正在大批消灭作为器官供体的法轮功学员，且这一群体灭绝行动的命令来自中央。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山东千佛山肝脏移植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在电话咨询中均表示能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

第四十二天
4月19日，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负责大陆新闻的资深记者许琳（Linda Xu）响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邀请，前往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申请签证赴大陆调查中国劳教所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被拒。

第四十三天
4月20日布胡会当天，两件事情令国际主流媒体聚焦苏家屯事件。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苏家屯事件的安妮（ANNI）和皮特（PETER）首度公开现身作证。两人表示都已受到中国政府的人身威胁。

胡锦涛与布什总统白宫记者会上，华裔医生王文怡高声喊“中国政府掩盖劳教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引起国际主流媒体高度关注苏家屯、活摘器官的指控。事件发生后，CNN、纽约时报、美国之音、BBC、法新社等国际各主流媒体皆报导，据CNN报导，中国政府对于胡布会的电视直播因此临时中断。

第四十七天
2006年4月24日，81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对最近曝光的中共未经本人同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严正关注。这81名国会议员呼吁布什，“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并调查这些指控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应该查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揭开这一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帮助挽救数百万无辜的生灵，这将作为你的一部份功勋而被铭记。”

第五十四天
4月30日，沈阳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官方流程，指出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盗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六万多份。另外，中共严重隐瞒了盗取器官规模，将十一万说成三万。2000年以后中国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资料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有几个人还因此升为将军。

5月7日，老军医揭露了在北京秘密召开的“中央军委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会议”中的一些内容，针对集中营绝密信息大量外泄，“中央军委”要求进一步强化保密体系，封闭法轮功的信息渠道；要求对声援法轮功的非法轮功人员按法轮功人员处理；将顽固不化的不受控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教徒与法轮功学员同等对待，将迫害法轮功扩大化。同时，对军队、武警及医疗系统进行内部清洗，以稳定军心。

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接受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的邀请，在加拿大联合领导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工作。7位来自执政党、自由党和新民主党的议员到场支援。执政党联席会议主席雷翰•杰佛（Rahim Jaffer）代表加拿大政府到场支援，并表示，加拿大政府鼓励就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指控的证据核实的努力。

6月2日，两位调查员向中国大使馆发信，要求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调查取证。

6月23日，中国大使馆官员拒绝了调查员的签证申请。

2006年7月7日，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第一版以18种证据方法佐证，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这份报告被翻译成18种语言，后来历经多次证据增补，第三版累计52种证据方法佐证，并出版专书-《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

两位调查员并因此被提名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几年来应邀在美、欧、亚、大洋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作巡回报告，向各国政府、公众和媒体介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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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调查活摘器官事件真相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6年3月10日发布公告，全面追查参与苏家屯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嫌犯。

2006年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汇集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组建了联合调查团（CIPFG），以赴大陆进行全面、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彻底调查中共劳教所、秘密集中营、医院及相关设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终结迫害。

4月7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和《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誓言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竭力追随江罗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各类凶犯绳之以法。

面对中共的暴行，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予以谴责，呼吁营救正在遭受虐杀的成千上万的宝贵生命，声援、加入CIPFG，有的展开独立调查，全球正义力量正在合力终结这场群体灭绝性迫害。

2006年4月，欧洲委员会本年度第二次决策会议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欧洲委员会十一名代表向大会提交动议提案，要求对近期曝光的中共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举行听证会，并要求中共向国际调查团开放所有劳教所。议案中还包括三点要求：第一、允许联合国及其他人权组织对所有的中国劳教所及关押良心犯的场所进行调查。第二、要求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对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异议者的状况进行调查。第三、允许国际组织调查在中国所有非法器官摘除和交易。该动议提案是由欧委会的瑞典议员林德布劳德先生起草，并由德国、瑞士、丹麦和爱沙尼亚和希腊等国11位议员联名提出。

2006年4月27日，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表示，中共1999年展开迫害行动，导致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遭受逮捕拘禁。相较于台湾，在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条文下，法轮功在台湾相当活跃，随处可见法轮大法的教学，政府也从未干预过。近来媒体披露中共活体摘取被拘禁的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卖赚取黑心暴利，再火化毁尸灭迹，行径令人发指，引起国际社会关切。他说，相关人士指述历历、中国境内器官移植手术案例明显较他国偏高、强制对狱中的法轮功学员抽血检验行为、早些年曾引起世界轩然大波的中国监狱出售重刑犯的器官事件，都在予人其真实的可能性。中共政权不应只是一味否认或掩饰，应主动、深入调查，把涉案人员绳之以法；并检讨人权纪录，推动政治改革，有效杜绝政府滥权及对人权的侵害。

2006年5月8日上午加拿大国会山召开新闻发布会，乔高与麦塔斯宣布联合领导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工作

2006年5月16日，要求调查中共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的记者招待会在韩国国会举行。韩国会对外合作委员长朴宰完议员在发言中说：“调查中国集中营摘取活体器官和（韩）国内器官买卖的真相已刻不容缓。”他要求韩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杜绝类似践踏人权的事件再度发生，并就此事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起讨论。

朴议员已于4月28日在国会率先提出了《有关器官移植修正法案》，以防止南韩人继续到中国进行非法器官移植。已有10名议员签署联名信呼吁阻止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野蛮行径。

2006年5月21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言-考特先生（McMillan-Scott）亲赴北京，对中国的人权实况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其后，他说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中国大陆的共产政权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他认为法轮功对中国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6月4日爱德华先生指出，中共挑选合适的法轮功学员作为“反向匹配”的器官移植的供体，这是典型的群体灭绝。

6月9日，曾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做过大量调查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向加国独立调查团发出邀请，并强调将全力配合支援他们的调查。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焦国标教授认为成立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意义重大，不管调查团能不能获得签证，也决不能放弃努力。他申请加入：“调查员应具备什么条件我不清楚，但我可以作为观察员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观察见证调查的全过程。”

2006年4月27日，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要解决法轮功问题，首先必须调查真相、公布真相，只有真相大白才能还人清白，惩办凶手。他声明说，他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他希望加入CIPFG，并站在客观立场提供资料，进行调查。

2006年7月6日，由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组成的“加国活体摘取器官独立调查团”，在加拿大渥太华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2006年11月23日，澳大利亚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言人肖中华，CIPFG调查团维多利亚团团长、国家民事委员会（NCC）主席彼得•伟斯特摩（Peter Westmore），致信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梁梳根，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监禁及虐待，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安排调查委员会去中国进行调查。

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国会及地方议会议长、议员、行政首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及人权界、法律界、医界、学术界与媒体人士，共计九十人宣布成立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CIPFG ASIA”，成为“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在全球四大洲，继“澳洲分团”后的又一区域性的调查分团。

2007年2月3日下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oal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简称CIPFG）欧洲分团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目前已有超过四十位欧洲各国的政要和知名人士加入欧洲分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参议员、律师、神职人员、非政府组织主席、医师、作家、新闻记者以及十多个国家的主要企业及政府官员。

2007年2月12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已经完成在全球四大洲的初步组建工作，四个调查分团已相继成立。他们是：澳洲调查分团，亚洲调查分团，欧洲调查分团和美国-加拿大调查分团。

当时，四大洲调查分团共计有成员301人。由来自各国不同领域的关注法轮功人权的人士组成。其中：国家（联邦）级政治家33人，省市级政府官员34人，宗教和社区领袖19人，器官移植专家和医生46人，执业的国际人权和刑事律师56人，非政府组织和团体55个，国际媒体4家，人权活动家54人。组织成员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2008年7月，古犹太最高法庭在累计的各类证词和间接证据基础上得出结论：无数的无辜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杀害，其中有些是出于活摘器官的利润而进行的。

法庭判决书中说：在纳粹统治的年代，纳粹政府小心地将其罪恶活动隐藏起来，避开公众的耳目。因而不可能获得其罪行的第一手的证词。但是最后进行了纽伦堡审判，迫害和谋杀的真相在多年后大白于天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发现政府进行迫害的案子，运用通常的法则和证明程序是无法伸张正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正常的程序意味着在“血腥和罪恶面前塞住耳朵，闭上眼睛”（stopping ones ears from hearing of blood， and shutting ones eyes from looking upon evil。以赛亚书33:15）。揭示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倾听间接的、听闻的旁证，因为那是所有可以得到的。这类证据在法学上是可以接受的。

在累计的各类证词和间接证据基础上，犹太国际法庭得出结论：无数的无辜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其中有些是出于活摘器官的利润而进行的。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披露的真相

2008年8月21日，“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提供了部份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追查国际紧急呼吁，每一个有良知的国家、组织和个人立即行动起来，尽快终止中共惨绝人寰的群体灭绝罪恶。

追查国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一罪行是在中共司法系统等官方的合作和保护下进行的系统犯罪，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涉嫌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系统之一。追查国际从2006年3月起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系统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的调查报告》；《追查国际报告一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目击者证词》；《从中共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数据看群体灭绝的残酷事实》；《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份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等。

2009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追查国际的一名特别调查员和一位匿名人士（以后称证人）进行了一段持续近30分钟的对话，在对方的同意下，对话全程录音。证人披露了几年前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他是当时在王立军手下任职的警察，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绝”。这个证人他自己就参与过对几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这位在辽宁公安系统工作的武警披露了2002年曾目击某法轮功女学员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全过程，当时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来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另一场所（注一），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的全过程。

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证人参与过对几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仅由明慧网公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6名。王立军现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配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所谓的打黑名义下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可参考明慧网的相关报道，如《重庆恶警加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此外，追查国际也针对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进行了特别调查。调查员分别以各种身份对正在出访英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秘书、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职员、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等人，进行了特别调查取证。此外，追查国际还保留有2008年四川地震期间对周永康的调查录音片段，因为和此事相关，也一并公布。

这些录音揭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群体灭绝性的犯罪是在中央政法委的现任书记周永康和前任书记罗干的操控下进行的。中央政法委处级以上的官员多知情，李长春也涉嫌参与其中。

以下录音证据是对周永康等人调查结果的一部份，

调查录音（2012年4月17日）：

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对话。

调查员：喂，是李长春同志吗？
李长春：啊，是啊，
调查员：我是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我们罗干同志睡觉了，他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李长春：啊，
调查员：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期间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用这个摘取在押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
李长春：你问周永康
调查员：嗯，当时。
李长春：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好了，让我的秘书接着跟你说。

调查录音（2012年4月13日）：

追查国际调查员以“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成员”的身份与唐俊杰（自2000至2011先后担任辽宁省政法委秘书长、省政法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的对话。

调查员：喂，是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吧？
唐俊杰：你那位？
调查员：哦，我是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的。关于薄熙来在辽宁的一些事情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
唐俊杰：我什么时候去？
调查员：你好。
唐俊杰：我什么时候去？
调查员：我们先电话里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有必要的话我们再给你发函，请你过来一下。
唐俊杰：好，好。
调查员：就是大概有几个问题吧。
唐俊杰：你说。
调查员：头一个问题就是在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
唐俊杰：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吗，联合以后。好像有他也是正面的，好像还是正面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常委会讨论啊，好像还是正面的一些东西。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点“你在什么位置啊”？
调查员：我是在北京，我是他们这个专案组。
唐俊杰：那好，那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了，得到你准确消息再回答你好吧？我见到你公函我再答复你。我不好回答，尤其涉及到这方面问题，我不好再回答你，好吧！需不需要我过去，你正式打一个文字的东西吧，你电话里谈这些事情我觉得很突然，我不太好答复。

追查国际于2012年7月12日发表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报告集》的网络版，首批电子丛书于2012年7月20日发表（http://zhuichaguoji.org/node/22982）。本报告集是系列丛书，共22个分册，203篇报告，列举证据4200多条，约160多万字。首批发表21个分册。其第二分册就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本报告中引用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份，更多的调查结果请参照追查国际相关报告。

dandenong

活摘器官真相的全球传播

从活摘器官真相曝光后，全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欧洲、亚洲、澳洲等世界各地多次举办征集签名、新闻发布会、公众悼念、游行集会等活动，呼吁各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敦促联合国对此罪恶尽快进行独立调查。大量各族裔的人们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随着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的讲真相，“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问题，近年日益受到国际社会与医学界的关注。许多反馈更显示了世人逐渐觉醒，中共已无法掩盖它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2010年8月中旬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第二十三届国际移植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上，与会者高度关注中共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要求国际社会制定政策及采取实际行动制止这一罪恶。具体作为包括：国际大赦组织呼吁医药公司停止在中国试验药物，大医药公司Novartis立即响应这项提议，不再去中国临床试验抗移植排斥药物，总部在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uman Rights）也表示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

2011年11月8日，著名国际人权家、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教授在台湾大学演讲，答复人权律师提问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时明确表示，“这是可信的（credible）。经过调查论证，特别是数据分析显示，自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明显剧增，而其器官来源却是不明的。”

由于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自2006年8月起，诺瓦克教授和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罕戈尔（Asma Jahangir）曾多次向“反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证。2008年11月21日，联合国更直接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

2011年，第十一届美国器官移植大会（American Transplant Congress）于2011年4月30日至5月4日在美国费城市中心的宾州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千五百多名器官移植领域的医学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在此期间的5月1日，另一个有关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专家研讨会也在与宾州会议中心一街之隔的万豪大酒店（Marriott）举行，吸引了众多美国器官移植大会的与会者，会议大厅座无虚席，会议组织者不得不临时增加座位，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站在门外旁听。

这个名为“器官移植医学的十字路口──中共活摘器官与西方医学准则的冲突”的专家研讨会，由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的医生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召集，主题集中在国际器官移植界应如何面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这样一个国际医学伦理标准决不能容忍的罪行。世界著名的阿瑟•卡普兰教授（Arthur Caplan），他是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曾被《发现》（Discover）杂志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加布里尔•达纳维奇（Gabriel Danovitch）医生，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兼肾脏移植项目医学主任；埃里克•戈德堡（Eric Goldberg）医生，任ICON公司移植和免疫部资深医学主任。ICON是总部位于爱尔兰的一个全球性临床研究大公司。此外，国际知名人权律师、二零零八年获得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二零一零年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麦塔斯律师，以及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也在研讨会上发言。世界重量级的器官移植专家和人权律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用数据和事实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2012年2月，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引爆震惊世界的“重庆事件”。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中共竭力掩盖的薄熙来、周永康与江氏集团利用政法、军队、医疗系统以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正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也让“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此一议题更受国际关注。2012年7月，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三周年之际，美国多位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公开集会上呼吁调查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事件。

2012年8月6日，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一行到温哥华参加参议员夏日聚会。法轮功学员向哈珀总理就加拿大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请他和加拿大政府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事。哈珀对此表示震惊，秘书收下了两位独立调查员撰写的专著《血腥的器官摘取》。

2012年9月12日，美国国会召开“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活摘器官”（Organ Harvesting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sident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丹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议员表示：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盗取那些因为信仰或政见不同而被监禁的人的器官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H. Smith）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许多证据显示中共军队系统涉嫌从监狱及劳改营的政治犯身上获得器官，而且因坚信“真善忍”原则被监禁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其中的大部份。史密斯议员说，如果中共活摘器官被完全揭露出来，那么这可怖的罪行会挑战人类的极限，挑战人类的语言，甚至连“反人类罪”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罪行罄竹难书。

2012年9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身份的二百多人权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广泛曝光。九月十八日，两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要求联合国紧急调查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及被盗卖的人权惨案，与会的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及非政府组织成员听取报告后深感震惊。

瑞士国会下议院国民院议员莫罗（Mauro Poggia）因国会事务，未能参加当天的研讨会，他特地发来书面发言信函并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必须受到谴责，必须立即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并以最坚定的决心将责任人送上法庭。”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IED）的首席代表帕克（Karen Parker）博士9月18日在人权理事会上发言中提到：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手书的声明（NGO/57），是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精神病医院受到酷刑折磨和其它不当对待。她还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强制摘取。帕克博士呼吁联合国人权组织在集体处决、健康权利和酷刑方面（Summary Execution，the Right to Health and Freedom from Torture）的特别专员将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事件作为紧急要务进行调查。

多家欧洲和日内瓦报纸等当地主流媒体非常关注人权大会上国际人权机构呼吁紧急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包括欧洲电台Radio 92.2，日内瓦当地最大的报纸Tribune de Geneve，瑞士驻联合国的通讯社等媒体都对这一超出人类道德底线的人权惨剧深感震惊，并表示要让国际社会广泛了解这一灭绝人性的人间悲剧。

9月18日，瑞士国际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记者会，前联合国多元信仰国际组织（Interfaith International）主席查尔斯•格雷夫斯（Charles Graves）先生向主流媒体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

主持当天新闻会的格雷夫斯先生在会议上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摘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可信的。我和加拿大（对活摘器官进行调查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会面，他的证据进一步确认其真实性。”格雷夫斯说，我支持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曝光。越来越多的证据浮现出来，证实活摘器官是存在的。

美国新泽西区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活摘器官的罪恶，正挑战英语这种语言，因为即使采用“残忍”一词仍是太过于平静的字眼（来形容这一罪恶）。所有明白活摘器官真相的人，对于中共这人神共愤的罪行莫不予以强烈谴责。

2012年10月3日，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份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Robert Andrews）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发起的信件指出：在美国国会做证的证人说，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议员们要求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有关发生在中国的滥用移植器官的行径，包括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件。

活摘器官受到抑制

2007年起，面对国际上的压力和指控，中共开始掩盖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对外宣称对混乱的器官移植市场的大力整顿，出台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器官移植医院也从600多家缩减到160多家。中国大陆2003-2006年间，器官移植数量的疯狂攀升突然刹车，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下降一半，2008年回落到2000-2001年的水平。

2010年，国际人权协会（IGFM）瑞士分部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奖励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的努力。

麦塔斯先生在颁奖会的发言中谈到，中共并没有减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他和乔高调查工作开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略有所下降，但随后又回升了。而同时被判死刑并执行的罪犯却大幅度减少。而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就是死刑犯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死刑犯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乔高先生也在发言中谈到，通过调查，他们得出结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起至2005年，有四万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中共在他们展开调查后，推出了一些关于器官移植的规定，但是仅仅让大部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从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而在器官的供体这方面却没有什么改变。

自2007年5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来自于死刑犯的移植器官数量已经得到了很大减少，而来自于活体的移植器官数量则增长了超过1倍。

2012年，在王立军事件引发的活摘器官罪恶被大曝光后，中共出台“器官管理办法”。

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以后，3月15日，薄熙来被免职。几天之后，几个被封闭的网络搜索可以在百度上进行搜索──特别是有关关键词“活摘器官”和“王立军活摘”。2012年3月22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宣布，在3～5年之内，中国将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

2012年，在中国两会期间，黄洁夫表示，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鉴于对器官的巨大需求和捐献人数过少，这一点无法避免；在卫生部和红十字会组织下，中国即将建立器官移植应对系统。

2012年，黄洁夫等在柳叶刀上发表题为“A pilot programme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China”的文章，间接承认来自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减少。文中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2012年，美国双月刊杂志《全球事务》7/8月刊发表美国非党派智库──美国民主防卫基金会专家Ethan Gutmann的文章《苦痛的摘取：中国器官“捐献”的梦魇》。

文中认为：对这些事件的一个默认解释是：中共作出了一个集体的决定要擦掉器官摘取和埋葬任何现存的在过去15年中相关的不透明的公告的证据，这些证据在从未被外界完全知晓之前，就都没有了。这种转变，是由恐惧所驱动的。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布朗（Sherrod Brown）10月10日联合发布中国人权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的一个突出趋势，是中国民众对于缺乏基本人权表现出的挫折感及难以忍耐。在压制宗教自由部份，报告表示，中共强制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不断，报告引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观点说，中共军方医院可能涉入非法器官移植。

报告说，在2012年3月22日，中共卫生部一位高级官员宣布，在3～5年之内，中国将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死刑犯器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报告说，在这一决定宣布之前，中共已经在近年来加强器官移植规范，包括在2007年提出《人体器官移植规范》；2009年建立官方的全国器官捐献数据库；2011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the PRC Criminal Law），首次将器官贩卖认定为犯罪；在2012年，中共开始对器官贩卖者进行起诉，并在多个省份打击器官贩卖集团链。同一年，法律专家呼吁对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规范》进行修订，要求停止进行器官贩卖。

报告说，尽管如此，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报告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性摘取器官的指控不断出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Luc Noel博士在2012年5月份的报告中指出：“一方面虽商业性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法律禁止，但是这很难得以实施；在过去2～3年中，这种非法的器官移植重新兴起。”Noel博士同时指出，中共的军队医院可能涉入了这样的非法移植手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