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资格要求奥运与政治脱钩

谷粱

“历史告诉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中始终存在着政治，不可能没有政治！”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西方主流社会愈发开始向中国政府发难和施压。中国政府认为西方主流社会此举意在使奥运与政治挂钩，从而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于是，中国政府开动其全部宣传机器，对西方发起全面反攻。中国政府的“脱钩”舆论攻势能否奏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一攻势反将长久以来一直备受质疑、争议和诟病的中国体育政治化问题再度引入舆论的视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政治化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政治化国家，体育政治化是中国现政府的伴生物，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将体育政治化，一来可以通过体育跻身国际主流社会，并获取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更多话语权，二来可以通过体育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民身体素质，摆脱“东亚病夫”的国家和民族形象，从而改变世界，特别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贯看法。
　　的确，体育本来是与政治无关。现代体育脱胎于原始民间游戏，游戏的本质首先是娱乐，其次才是锻炼身体，而“吃药拿牌儿”的现代竞技体育运动则是原始民间游戏的畸形和变种，至于体育被政治绑架，成为政治的工具和牺牲品则更是游戏创造者所始料不及的。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今天直译“Olympic Games”，也仍然不过是“奥林匹克游戏会”，稀松平常得很，其中不含任何后来被我们强加进去的更多意义。
　　对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实施强控制，是历代中国政府的看家本领，而这个本领同样没有被以共产党人占优的中国现政府所弱化。因此，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将体育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民间游戏层面上——这个政府敏锐地察觉到：体育不仅与政治有关，甚至与意识形态有关，通过对体育事务的控制不仅可以达成其政治目的，实现其政治利益，甚至可以对人的意识形态的加以控制。因此，中国政府从1949年起就开始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且大规模地实施后来被称为“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政治化工程，以期体育成为强化其政治体系的重要工具。首先，它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体育事务的部级行政机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几乎将中国人民的体育生活全部包办了下来，竞技体育自不待言，就连民间体育活动也都要由国家体委下设的“群体司”来“指导”，而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则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国体育的政治化固定了下来。该法第3条规定：“国家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体育事业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次，中国运动员，尤其是中国国家级运动员一直都在被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甚至被施以人身控制：他们参与国际赛事不是体育本身的事情，更不是他们个人运动能力和竞技水平的展示，而是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象征；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争取好成绩，不是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是要“为国家争取荣誉”，而且一切成绩的取得与运动员个人的天赋和勤奋无关，而都要归功于“党和国家”；中国政府不停地敲打它的运动员们，要他们放明白：如果没有“党和国家”，他们个人狗屁不是，它更要求那些拿了牌儿或被允许去国外发展的运动员要对“党和国家”心存感激并知恩报恩。中国体育的这一性状用法律语汇来表示就是：“国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鼓励运动员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在体育竞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为国家争取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24条）
　　回顾中国体育政治化的历史，其最精彩的作品莫过于那次“乒乓外交”了。据说，由于这件事做得离奇和突然，所以当时把美国人都有点搞懵了，一时跟不上中国人的思路，搞不清中国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就连当时最反共的香港媒体《展望》也不得不高度评价这一事件，它说：“中共乒乓球队这一次的‘攻势’，的确十分成功。别小看了这个小小的乒乓球，在中共的灵活运用之下，它发挥出来的力量比同样体积的任何炸弹要大得多。乒乓球自然不能和炸弹相比，但在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来说，乒乓球的力量，是任何武器所绝对不能做得到的。”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改变了当年的世界政治格局，它使美国人找到了一个制衡苏联的准盟友，同时也使在西方重压之下的中国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喘息机会。“乒乓外交”充分证明了中国政府是把玩体育政治化的高手，而一个国家的体育政治化也由此被升华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仙境”……
　　
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举国体制”
　　
　　中国体育的政治化有一个代名词，叫做“举国体制”。
　　近年来，在乌烟瘴气、乌七八糟的所谓“中超”赛场上，不时阵阵传来要求中国足球协会某领袖“下课”的深情呼唤。球迷们也许不知道，真正需要“下课”的不是中国足球的官方领袖，而是主管中国足球运动的官方机构——中国足球协会，进而是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外，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像点儿样儿的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吃饱了撑的连个踢皮球的游戏都要管?!早在1950年代，傅雷就曾抱怨说：“国务院中有一位副总理（贺）专管体育事业，可有哪一位副总理专管音乐？……中央不了解，我们在音乐上得一个国际大奖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几个第三第四，影响要大得多。”殊不知，中国政府的想法与傅的刚好相反，它认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几个第三第四比在音乐上得一个国际大奖，影响要大得多。
　　赵瑜在其有“中国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之称的《强国梦》、《兵败汉城》及《马家军调查》中严词批判了中国体育的“举国制度”，其中以《强国梦》最为激烈和直接。他在这篇报告文学中直言不讳地说：
　　“体育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形。”
　　“问题还在于，如果有关的领导人，也只是看重金牌与胜负，把‘升国旗奏国歌’当成了中国体育工作的惟一主要目的，那么，我们的运动员奔赴国际赛场，伴随而去的总是浓烈的超体育色彩。”
　　“中国竞技运动在海外的每一遭胜利，总要同国内形势紧密挂钩。比如七十年代初的‘乒乓外交’，吹响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奏曲；八十年代初期女排等健儿的一系列胜利，又和改革潮的潮汛几乎同步而来；及至二十三届奥运会大战中中国健儿‘零的突破’，又同一九八四年前后国内改革的高涨时期遥相呼应。而今，当十三大召开，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关头的节骨眼儿上，位居球类运动之王的足球又叫响了，中国足球恰恰在这个时候‘冲出亚洲壁垒登上世界赛场’。中国体育的‘政治味儿’无形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借《强国梦》，赵瑜大声疾呼：
　　“中国体育事业的方向令人忧虑。
　　中国体育事业的体制弊端重重。
　　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迫在眉睫。”
　　此外，赵瑜还在他的《兵败汉城》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体育的最大悲哀便是“衙门化”。
　　还有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体育记者激愤地写道：“区区一场奥运会，变成了什么‘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中国把奥运变成了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盛宴。”
　　不仅在民间层面，高层也曾有人看中国体育不顺眼，朱镕基便是其中的一名领军人物。朱总曾想撤掉国家体委，以期一举砸碎“举国体制”，但时任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哭丧着个脸说，没有体委，他的办公桌往哪儿放？在那次“两会”期间，伍利用会议间歇在会场内外征集签名，试图营造出一个“代表们都极力要求保留国家体委”的舆论氛围——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政治体系，却有美国政治体系以外的“院外活动”！当然，伍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那次的中国议会上，中国官办体育制度的改革仅到体委更名“体育总局”为止。
　　赵瑜的“三部曲”不仅在理念上判了“举国体制”，亦即中国体育政治化的死刑，同时也触动了中国体育官员的既得利益，以至于后来由伍绍祖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对《强国梦》等文学作品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毋庸讳言，《强国梦》等一批报告文学的批判锋芒是直指‘举国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否定。”伍的后任袁伟民也曾多次表示，“举国体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也曾明确表示，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仍会继续坚持下去。他说：“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我们坚持‘举国体制’是对的。它有利于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符合中国体育的发展特点，而且‘举国体制’目前也在被其他国家所效仿。”
　　别的不说，光是有这么一个“举国体制”利益集团的阻挠和作梗，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就不会很快寿终正寝，它将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奥运会——中国政府当前最大的政治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已经主办过4届奥运会了，据说它还想申办2016年的第三十一届。当然，美国人办奥运也有它的目的和想法，但至少要比中国人单纯得多，因为美国人已经不需要再用奥运来证明自己什么了。但中国人不行，它太需要通过主办一届奥运来向世界证明自己一点什么，也太需要通过主办一届奥运会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了。那种认为中国人申办奥运只是为了奥运本身，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并甘愿为此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的观点是天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2001年7月13日那天起，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已经被中国政府所绑架和挟持，从而沦为其与世界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
　　中美两国不仅在主办奥运的动机上有质的差异，在操作手法上也大相径庭。想当年，洛杉矶拿下第二十三届承办权后，美国政府一分钱不给，尤伯罗斯白手起家：他先用自己的100美元在银行里开了个“洛杉矶奥组委”的账户，然后在一座写字楼里租下一间房间并自掏腰包买了部电话机，之后又以104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一个旅游公司，之后便是满世界地到处“化缘”……
　　尤伯罗斯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神话，就是天方夜谭！——从1993年起，中国政府便将‘举国体制’运用到了申奥和筹奥中来了。它像封建中央集权国家那样，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任意调集全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操持奥运：从申奥期间的公关宣传，到筹奥期间的强行拆迁、大兴土木、改善交通、美化市容、运动员训练、志愿者招募，再到奥会期间的停工停产、限制交通、限制进京、安全保卫，最后到会后的善后收尾，其中没有一个环节不是由政府一手操控并由政府全额投资。《南方日报》曾有报道说，据北京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测算，从申奥成功到奥运开幕，保守预计北京奥运平均每天花费2亿元人民币，合计将投入约5200亿元人民币的巨资，比起早先2200亿元的预算大幅上升3000亿元。另据报道，中国政府仅北京奥运“金牌战略”一项的投资就不下45亿元。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声称本届奥运将只赚不亏，但试想：不靠市场运作，而只由国家买单的一届奥运会，怎么可能赚钱?! 另外，从中国官员们这方面讲，他们非常明白，奥运是中国政府当前最大的政治，中国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将其拿下。因此，这些官员下意识地觉察到，于中国政制下的本届奥运将为自己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于是，第29届奥运会还没开呢，就已沦为被中国官员集体轮奸的妓女。可以预期，北京奥运会将以其纯正的官方血统及独特的“举国体制”被载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史册。从这一点来讲，北京奥运的确很“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在成功申办奥运后，会像中国人这样顿时陷入疯狂和歇斯底里。北京的那晚，与其说是在庆祝，倒不如说是在雪耻、在发泄、在报复，真有股子“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味道，也好似一个在赌场输得太久、输得太惨的赌客，被一把冷不丁的赢局刺激到神魂颠倒——一个民族的畸形的心态和猥琐的灵魂在那晚被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官方媒体也本能地将体育再次与政治联系到了一起：“北京申奥成功，标志着世界对中国的承认。它是历史上中国人民无数次血与火的斗争的成果，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的总检阅，也是中国人民多年来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所得来的无愧的荣誉。”而当晚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新华社急电更是兴奋到语无伦次、逻辑混乱，其中还大有与世界算总账的意味：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圣火在希腊雅典燃烧。此前，国际奥委会的一封邀请函寄至清政府。可正值中国甲午战败、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统治者哪还有暇顾及奥运！
　　……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当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以金牌总数第三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步步增强、人们的奥运情结越来越浓烈的时候，8年前的这一幕，仍如此真切地扰动着人们的心绪。
　　……
　　这是一个不畏惧任何艰险的民族。8年前北京申奥失利之后，人们高呼的口号是‘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
　　……
　　可是，‘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上世纪初，同胞的呼喊犹在耳际。
　　8年来的事实回应了这一声呐喊。今年5月,香港《财富》论坛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从1870年到1930年,60年时间人均收入增长三倍半；日本从1951年到1975年，25年时间人均收入增长6倍；而中国从1977年开始,短短20年时间,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
　　……
　　
脱不脱钩，中国政府说了不算
　　
　　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一再声称自己是非政治性的，顾拜旦也一再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和文化属性，而极力淡化其政治属性；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艾里夫•布伦戴奇也曾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宣称“体育与政治完全无关”。但从第一届奥运会起，政治对奥运会的干扰就不曾中断过。（本文后附有《奥运会与政治之历史快览》，如有兴趣，可以顺便浏览一下。）关于奥运会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张繁敏等人合著的《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一书做了很好的阐述：
　　“事实上，顾拜旦在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提出‘政府的支持’是奥运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他要求国家选择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从而清楚地表明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结束后不久，他说：‘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俱乐部或学院在全国比赛中获胜会感到一种满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获胜，这种感觉将是何等的强烈！’从这里又使我们对奥运的政治功能有了充分理解。所谓‘奥运会与政治无关’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另外，在顾拜旦设计的奥运会开幕式中，也有不少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属性的内容，如运动员按国名的字母顺序入场；获胜者升国旗，奏国歌；运动员服装上有国徽标志等等。……1896年—1914年（原文如此——笔者注），奥林匹克规则允许按照国家排列运动员得奖牌的名次。从此，历届奥运会就开始按奖牌数合计团体总分来反映各国竞技运动水平的高下，并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以上做法必然导致竞赛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奥运会本身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更不用说每届奥运会对举办国来说都是一种政治炫耀和宣传了。”
　　的确，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政治，政治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鲜明属性，政治活动几乎充斥着每一届奥运会。奥运与政治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是由这一事物本身的特质以及人类的天性所决定的，是天经地义般的，它不会因为一个政府的政治需要而被任意改变。姑且不论中国政府有没有资格要求奥运与政治脱钩，即使有，它也无法脱掉奥运与政治之间的这个钩——当你需要体育与政治挂钩的时候，你就把体育当成政治来搞；当你需要奥运与政治脱钩的时候，你就随手撕裂奥运与政治之间那种孪生兄弟般的关系——世界上哪儿有这等让你左右逢源的美事儿?! 还有，当你指责别人这个搞“双重标准”，那个搞“双重标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在处理政治与体育的关系时，搞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双重标准?!
　　中国政府越是宣扬“奥运非政治化”，其虚伪、随意、非正义、不负责任、不择手段的特质在世人面前展示得就越彻底、越清晰。好在奥林匹克运动是坦率的、直白的，就像西方人的性格和品质。虽说其本身问题很多，但奥林匹克运动不能容忍任何利用它来做与其精神相悖的事情的企图。中国政府只想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上大发一笔政治之财，但却忽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这一运动的价值取向之间那条几乎无法跨越的鸿沟，也根本没有考虑作为一个奥运主办国，应该担当起怎样的一种与这一身份相符的责任（这种责任的范围远远大于修建好运动场、照顾好运动员、组织好运动会等等这些与深邃的奥林匹克精神只具表层联系的琐碎小事），以怎样的一种主人翁姿态现身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从而不辜负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全世界人民的重托。然而，可怜的中国政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利用奥运做足你自己的政治文章，却反倒让奥运成了西方主流社会牵制和设阻于你并更加认清你本质的完美契机——这不仅是你自己的悲哀和必然、也是你所管制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族群的悲哀和必然，更是奥林匹克运动给你的当头一棒……
　　其实，无论是1993年，还是2001年，反对北京承办奥运的呼声都是相当高的，以至于罗格接手国际奥委会后，仍需不断面对“你们为什么要把2008年的主办权交给北京”的质问，搞得罗格很难堪、很被动、很沮丧。现在看来，西方世界当初之所以不太情愿将奥运主办权交予北京，以至于发展到眼下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政府的价值取向与奥运精神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是世界性以及文化多元性的，但它却源于古希腊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则是欧洲现代文化的源泉和主体，因此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具有着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以及西方人文精神，而且最初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另外，综观历届奥运会承办国，除日本和韩国以外，其余全部为西方国家。即使是日本、韩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其接受西方文明的程度也要远远高于中国。但其中有一个特例，即苏联。苏联从地缘概念上讲属西方国家，但西方国家却一直将其推入“东方阵营”。即便如此，苏联在经历了裂变并复原成俄罗斯之后，目前至少在政体形式上仿效着西方。可以这样说，如果圣火传递的阻力仅仅来自所谓的“藏独”势力，而与其他毫无关联，那绝对是中国政府的大幸，不怪傅莹感叹“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更不怪“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包括前奥运冠军乔，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国的人在跟她们作对”……
　　从另一个角度说，虽然西方人对中国怀有深刻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但天真、善良和轻信仍然是他们的天性。中国申办成功后，尽管不少西方国家很不情愿，但它们却仍然异口同声地表示“尊重国际奥委会的选择”。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就曾表示：他确信这为中国提供了一次机会，即中国“会用几年的时间朝着创造一个更积极环境”的方向发展，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家。鲍威尔的观点代表了一些西方人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明显基于对既成事实的无奈与被动接受。他们确曾将中国的转变寄希望于一届奥运会的身上，即中国通过承办一届奥运会，来缩小自己与世界主流国家之间的差异，尽量多接受一些世界主流价值观，从而使自己能够真正地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然而，他们错了，他们太不了解中国政府了——中国政府心里想的绝不是什么“奥林匹克主义”，更不会想什么通过奥运来对自己进行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它只是想通过奥运向世界输出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制造”以及过剩的人口，进而强化自己一贯坚持的政治制度并夯实自己赖以存续的政治基础——这就是中国政府争办一届奥运会的全部意义所在！
　　退一步讲，也许中国和西方都没有错，因为价值观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一个普世的、绝对的和统一的标准。但让两种完全相左的价值观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激烈碰撞，即把奥运与中国硬扯到一起，那受伤的就只能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了——事实证明：将第29届奥运会交予中国政府承办，即便不是当年以萨马兰奇为首的国际奥委会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及其对奥林匹克精神与原则的懈怠和漫不经心，至少也是在它守护奥林匹克之神的时候，打了一个盹儿。
　　
　　
　　附：《奥运会与政治之历史快览》
　　1896年，第一届（希腊雅典）奥运会。匈牙利自己派队参加，以抗议由奥地利统治的奥匈帝国；英国则以该届奥运会是一场逃债人的活动为由进行抵制。
　　1904年，第三届（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由于种族歧视，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未出席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也因故未赴会。
　　1916年，第六届奥运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办。
　　1920年，第七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国被拒绝参加本届奥运会。
　　1924年，第八届（法国巴黎）奥运会。德国继续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
　　1928年，第九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本届奥运会英国女运动员集体抵制。
　　1936年，第十一届（德国柏林）奥运会。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勇夺四面金牌，驳斥了希特勒的“亚利安人种优越论”； 部分反对德国政府歧视犹太人的运动员抵制了本届奥运会；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为了希特勒宣扬纳粹主义的工具，是现代奥运史上的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柏林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曾要求柏林出具书面保证，承诺犹太人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的训练、选拔和参赛中不会受到任何歧视。经过多次交涉，纳粹当局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事实上，纳粹当局仍排斥犹太人进入德国队。1954年，国际奥委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承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笼罩了柏林奥运会。
　　1940年，第十二届（日本东京）奥运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停办。
　　1944年，第十三届奥运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停办。
　　1948年，第十四届（英国伦敦）奥运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不被允许参赛。
　　1952年，第十五届（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苏联首次参加奥运会。由于美国反对苏联参加本届奥运会，苏联最初打算让其运动员住在列宁格勒，然后每天用专机把他们送到芬兰参加比赛。后来奥委会同意为苏联及东欧等国另设奥运村，远离美英等国，苏联代表团才答应住在芬兰。东德没有参加这届奥运会，德国队全部由西德运动员组成。
　　1956年，第十六届（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为谴责以色列在苏伊士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埃及、黎巴嫩抵制了本届奥运会；同时，为抗议苏联出兵匈牙利，西班牙、荷兰、瑞士等国也抵制了本届奥运会，甚至拒绝跨进当时的奥运会大门；因抗议英、法出兵苏伊士运河，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也抵制了本届奥运会。
　　1960年，第十七届（意大利罗马）奥运会。非洲国家运动员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同奉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南非的运动员同场竞技。
　　1964年，第十八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从本届奥运会起，一直到1992年第二十五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南非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驱除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其间长达28年，前后跨越8届奥运会。
　　1968年，第十九届（墨西哥墨西哥城）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汤姆•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奥运会领奖台上高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以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捷克斯洛伐克女子艺术体操运动员薇拉•察斯拉夫斯卡在颁奖仪式上背对苏联国旗，以此抗议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1972年，第二十届（联邦德国慕尼黑）奥运会。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成员袭击奥运村，杀死以色列运动员。以色列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因担心安全得不到保证，离开了慕尼黑。而在慕尼黑奥运会开始之前，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到来还引起了非洲国家的退赛威胁。
　　1976年，第二十一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为抗议新西兰橄榄球队到南非种族隔离地区参赛，28个非洲国家联合抵制了本届奥运会。
　　1980年，第二十二届（苏联莫斯科）奥运会。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66个国家抵制了本届奥运会。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先后表示坚决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反对该国奥委会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积极回应美国抵制倡议的英国就是否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时，抵制风潮在公众中得到热烈的回应。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会见了英国体育界领导人，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去莫斯科。英国上院对此也进行了辩论，大多数议员表示反对派队前往莫斯科参赛。英国奥委会为此也举行了多次会议，上院辩论结束后，英国奥委会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赞成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意见占了上风。英国奥会表决的结果，促使西欧大多数举棋不定的奥委会做出了接受参赛邀请的决定，如法国、意大利、瑞士、瑞典、丹麦、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芬兰、希腊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奥会仅以一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去莫斯科。不久之后，日本、中国奥委会都做出了放弃去莫斯科参赛的决定。此时，西欧最重要的奥委会 ——前西德奥委会的态度就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心。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向前西德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协同行动，另一方面前苏联政府领导人要求前西德政府不要对本国奥委会施加压力，以便运动员能够去莫斯科参赛。最后决定由前西德奥委会于1980年5月15日做出，这次在电视实况转播的条件下进行的辩论，最后的投票结果是59票对40票决定抵制。在国际奥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奥会中，有2/5公开抵制或拒绝参加。最终，出现在莫斯科的有81（一说8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这一数字低于20年前罗马奥运会的水平。虽然，只有半个世界角逐多少有些缺憾，但是奥林匹克运动终于还是度过了这次危机。1980莫斯科奥运会，遭到了总共66个国家的抵制，中国、香港和受国际奥委会邀请的中华台北队，都采取了全面抵制的态势；刚刚参加了美国第13届冬奥会的中国政府，派出夏季奥运代表团转飞美国费城，参加了美国为抵制奥运特地举办的“自由之钟经典运动会（Liberty Bell Classic）”。
　　1984年，第二十三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抵制了本届奥运会，但抵制理由含混不清，明显是对美国人的报复。值得一提的是，惟一一个既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又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国家是伊朗，原教旨主义的伊朗认为美苏两国都是“恶魔”。
　　1988年，第二十四届（韩国汉城）奥运会。古巴、朝鲜等7个国家抵制了本届奥运会。
    1996年，第二十六届（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本届奥运会期间的7月27日凌晨，在距离奥运村只有1.5公里远的奥林匹克世纪公园的中心广场，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爆炸事件，酿成100多人受伤，2人死亡的恶果。